苏东坡喜欢吃甜的，“冰盘荐琥珀，何似糖霜美”。陆游《老学庵笔记》里记录了东坡对糖的偏爱：“……所食皆蜜也。豆腐、面筋、牛乳之类，皆渍蜜食之，客多不能下箸。惟东坡性亦酷嗜蜜，能与之共饱。”
鲁迅也爱吃甜的，有位朋友送了他两包“方糖”，打开“却是圆圆的小薄片，黄棕色。吃起来又凉又细腻，确是好东西”。许广平说这是河南一个地方的名产，是用柿霜做的，要是嘴角上生些小疮之类，用这个一搽就好了。但这话说时，“我已经吃了一大半了。连忙将所余的收起，预备将来嘴角上生疮的时候，好用这来搽”。不过，晚上他又忍不住将藏着的柿霜糖吃了一大半，“因为我忽而又以为嘴角上生疮的时候究竟不很多，还不如现在趁新鲜吃一点”。
看《马上日记》这一段，想着鲁迅先生像小孩儿一般可爱，像是自己也尝到了甜头—小时候，偶尔得到一颗糖，糖纸都要舔几次才肯罢休。
糖是个好东西，可惜那时太少见，不过山里有果子，浅甜的樱桃、杏子，中甜的梨子、苹果，最甜的要数柿子。柿子拣软的吃总是不错，不过柿饼却要用带蒂把的硬柿子来做。先是刮皮，一个一个挂在编有环套的草绳上，再吊到屋檐下，柿子皮摊在竹席上晒干备用。偌大的柿子慢慢风干收敛，变得暗红了，收回来，一层柿子皮一层柿饼装在竹筐里，等柿饼上霜。差不多半个月，柿饼上了厚厚的糖霜，粉扑扑的，甜。那时过年要喝甜酒—我们管醪糟叫甜酒，没有糖，就把糖霜柿饼撕成小绺儿一起煮了喝，别有风味的甜。
自打看过鲁迅吃柿霜糖，一个疑问一直在心里：这糖是怎么做的?直到今年在火车上遇着一位老人家吃东西，看包装袋上写着“柿霜糖”，问过才知道，他们将柿饼放筛子里颠簸，抖落柿霜，再把柿霜溶在水里，用文火熬成糖浆，倒在专用的模子里头，颇有些“刮毛龟背上，何日得成毡”之感。老人家住在河南荥阳，不知鲁迅吃的，是不是那里的名产?
小时候，我们熬糖要用麦芽。《齐民要术》有云：“八月中作蘖，盆中浸小麦，即倾去水，日曝之。一日一度着水，即去之。脚生，布麦于席上，厚二寸许……”从北魏到现在至少1500年了，熬糖的麦芽还是像北魏时那样生长。想想从那时到如今，也只是收割了1500多回麦子。只是我们不说“制蘖”，直接说“长麦芽子”。熬糖用的麦芽有两种，一种长好了弄碎再晒干，用时拿出来;一种等长好就用。
我家里喜欢后一种。浸好的麦子平摊在竹匾里，上头盖着湿布，安静地发芽长根，根是白的，芽也是白的，几天之后成了白乎乎的团饼。长了麦芽，意味着要熬糖了，我们寡淡的嘴里像是能冒出甜水。
祖母和母亲把磨去皮的玉米粒磨成浆，煮熟，等温度下来，再把切得碎碎的麦芽拌进去，要放一放，等着糖化，三四个小时就行，时间再久，就酸了。看着差不多了，祖母拿细布袋来滤浆，母亲不停地用热水冲洗浆，最后只剩下一点拧得干干的米渣，留下一大锅有点甜的水。
开始熬糖，还不是只往灶里添柴这么简单，开始是猛火，要用硬柴，像青栎之类的。锅里甜水不住地蒸发，一寸一寸地退，颜色由米青色朝褐色转变，甜味越来越浓，像从低音忽然飙到高音。这个过程要大半天时间，等它接近糖浆时，要退了灶里所有的柴，改用小火来熬，这时得不停搅，免得煳了。这时的糖浆还能起些细浪，再过一时，锅里只是偶尔吐个泡，像是一声甜美的叹息。
糖继续熬着，直到起糖。糖有点温了，父亲上场，扯白糖。黏稠的黑糖让他扯得一丈来长，有点儿像舞龙，父亲甚至还有点儿像艺术家。父亲将糖绳盘起来再扯，扯得满头大汗，直到扯白，糖成了!
扯好的糖很硬，要用小锤子去敲才掉下来一块儿，含在嘴里真是怕化了。
我们那儿说“王大娘熬糖—糟蹋麦芽子”，是说一个人干啥啥不成。我以为是个歇后语，但这些年没听别人说过，觉着奇怪，上网去查，却只查到两处，一处在同乡方英文先生的文章里，一处我用过，原来只是老家人才这么说。
我问80多岁的老父：“现在还能扯得糖不?”老父叹息一声：“要是你婆(我们管祖母叫婆)跟你妈熬了糖，我还得试试……”她们都过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