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人说,有什么办法能保证我在一月之内,摇身一变,成为巨富,从此以后几十年就高枕无忧呢?
说话者站在大路口,声音异常洪亮,像城市半空中突然轰响的自鸣钟。这声音引起行人略微的注目。可惜,这类话远不够骇世惊俗。几乎人人都怀有类似的想法。这个人只是说了一句本时代的大废话。
另外一个人,站在窗明如镜的书店门前。必须说明,他不是站在书店之中,只是路过。他灰绿着的脸上布满了悲怆。他说,是否存在着能使我们在一小时中活得比三十年不光彩的生活更充实的一本书呢?他的话说完了,引来路人狰狞的鄙视。所有的心都忽然高傲挺拔:这是一个十足的疯子。
我说的这两个人,其声其人都确实有,只是事件没有发生在大庭广众之中,又不在同一个时空里。特别是被讥为疯子的诗人,他只是把这些字写在一张不灰不白的草纸上。
时至今天,我们再不能期待一本书能带来那么巨大的真理。有什么书能配指引现代人纷杂的精神呢?
第一个以言、以文载道,著书立说,使其流传并墨规凡人的,不知是谁。他的身影因为久远,早已经模糊不辨。我听说,由步履频密、额头上冒着油汗的日本人开始,人们默默地挪改着书的旧概念。鬼精的日本商人把低俗煽情的连环画印在厕纸上,挂进洗手间,一物二用。听说,我中学的同学,一个脸色苍白如纸的女同学,就从东京地铁车厢里捡回一些被人随手抛弃的成人漫画书,并以此款待刚从大陆来的同乡。
都说人类进化得聪明了。把电装进塑料盒子里,造出了电的头脑。人们紧望着短暂可视的目标,设想着事半功倍坐收渔利的那类事情。
在街头,曾有十几种“老夫子”漫画,以粗劣不堪目睹的印刷质量和近于弱智者的情节充斥书档。几乎每一册“老夫子”的价格都超过了米兰·昆德拉的那本《小说的艺术》。后者的售价是人民币三元八角五分。这个数字在深圳是一罐水和三分之一根熟玉米的价格。
不能斥责金钱。出版者、书贩或读者,没有人是错误的。道理常常自行生长,又自行消亡,常常断送在时尚那巨型涡轮的轮叶之下。
一直有神秘美好的形象残存在我的心里。我觉得书店是无限大的玻璃房子。它宽阔明亮的玻璃橱窗后面,是永远新鲜浑厚的未知世界。哪怕我们这些被“文化大革命”的利刃切断过枝蔓的人,也难以忘掉书的美妙。
把一分钱硬币清脆地投进锈铁盒里,选一本小人书,坐一条小板凳,然后,岁月停顿,时空错置,不知道什么时候,懒散的夕阳布满了细长的胡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雨在街面上泛起麻点般的水泡。店主拿着窗上的闸板在叫:关门了,明儿再来看。店主的头上,是一只摇晃的白炽灯。小人书店里的时光,永远被切断。灯光照在背上,心已经演变成了大玻璃房子里的童话故事。
书,带给我们多少恍若隔绝尘世的好感觉。
有开书店的女孩告诉我,最近,精装厚本的中外名著又好卖了。因为随着安居乐业的深圳人装修新家,带来了一股买名著之风,许多并不看书的人,也要布置出一间书房。
莎士比亚和巴尔扎克绝没有想到,他们的书在今天的中国都市起着装修画和壁纸的作用。他们制作了一生的,只是一些材料。那些不可能被翻开的全集,成了一种风雅微存的装饰物。人们应该在装修用品专卖店里,特辟一组名著专柜。
幻想由一本白纸黑字的书,带来一个新的世界、新的思维方式,这种陈腐观念,已经成了奢侈,或者说是痴求。
我亲耳听到一个文化官员在一个正式的场合对众多的人说,现在的趋势是有钱的更喜欢读书,书使人更加有钱!话声刚落,他带头和他背景中的人一起鼓掌。热烈而激动的掌声,似乎在告诉人们,看书吧,看书就等于有钱。
我绝不掩饰我的看法:说这话的人使一切著书识字的人蒙受耻辱。
灵魂的变革和经济的变革,常常步伐不谐。因为总有层出不穷的人认为,忽略灵魂甚至能活得更加安好。在对金钱的渴求成为原动力的特殊年代,内心的完美和充实,可以被忽略割弃。
刈刀来了,它在砍伐。我们只能忍耐着血,忍耐这个手腕脱离臂膀,脚脱离足踝,心灵生满莠草的时期。我们能做的,只是守护住自己的内心,以自己的力量完美它,以自己的种子覆盖自己的土地,用自己的手擦亮自己的玻璃房子。
我以蒙受耻辱之心到书店去,再两手空空地出来,心里落满绝望的灰尘。并没有好书使我们充足,书店里充满了员工们工作午餐的味道。
我在一辆出售图书的大巴上,认识了一个女孩。她说她要找一本简单温馨的书。她只是一个酒楼的“咨客”,柳条一样摇摆在门口的角色。两年里,她做过十余种职业。她告诉我说,书是“麻醉剂”。在吃和住都没有着落的时候,能麻醉神经一小时。我看见许多只手,去触摸实用的《厚黑学》和洒满脂粉味的散文集子。这就是深圳这座城市图书销量惊人的注释。
我能对这女孩说什么呢?她健康的手臂在春天的太阳下泛着白光。书,真的解救不了一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