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连续收到几封信，信上的称谓，都在我的名字后面加上了“先生”两个字。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里，被不同的人拱手称作“先生”，让我感到十分奇异不解。
别人给我写信，如果叫我“同志”，我会想，这人还活在过去的年代;如果叫我“小姐”，感到有些被奉承;叫我“女士”，似乎缺少点亲切。
而我写信，近年以来一直习惯直呼对方的姓名，不加任何后缀。
我想，干干净净的一个姓名就是恰好，不必在它后面再设附加。我希望我和别人之间，减少客套。我们正在进入人与人之间最简洁明了的时代。
“五四”以后的中国，曾经有过把少数知识女人另眼看待，称为“先生”的风气。而今天我不明白，是不是只有把冰心称为“冰心先生”，才能表示出庄重的意味。尊敬一位女人，只有在她的名字后面加上一个男人的称谓，才算提携吗?
在称女人为“先生”的同时，中国女人又一直保持着一旦结婚就要在本有的姓名前加上夫姓的沿习。今天的香港官员中便有“范徐丽泰”和“陈方安生”。在旧中国民间，有更多的女人有姓无名，结婚之后，只称为某某氏，而夫姓必要陈列在前面，标志她的来龙去脉，从此成为某姓男人的从属。
一个女人活在世上，就是堂堂正正的独立个人。无论她做工、养鸡、行猎、写字、为官，这种分门别类不说明什么，不管她活到多么辉煌或阴暗，她都还是一个女人。
现在，女人被忽然称为“先生”，像一个校官被宣布赐予了少将军衔，从此她可以与将军为伍。是谁和谁的私下约定，某部分女人在成为先生之后，仿佛身份骤然有变，连人格都得到了升华?是什么不明之风带来了那么久远的霉腐气味儿，它凭着什么力量吹进了我们这一代人当中，成了时尚?
在一九九六年的末尾，我突然荣升为一位“先生”之后，感到很好笑。给我写信的人，一定充满了善良的意图，以为我这是被抬举了。但我要把这顶帽子立刻脱下来，还给男人们。“先生”这两个字天生就存有光环吗?
在北方的秋天，满眼睛里飘过的都是纷纷黄叶。能够和那过眼落叶数量相比的，恐怕只有在眼前匆匆来去的男人。他们中的哪一个不是确凿无疑的“先生”。世界人口的五十几亿中有二十几亿男人。那个队列里，早已经拥挤不堪。
唯有一种时候，男人才格外特殊。我听人讲过四十年代末的西伯利亚和五十年代初的朝鲜，大战的硝烟未灭，田野的矿山都在艰难地喘气，它们需要粗壮胳膊里面的力气。那个时代说：快给我男人!我看到，在一九四六年的欧洲大平原上，随便跑过来一个十四岁的男孩儿，也算得上一位赫赫的“先生”。
和平，用舒缓的节奏调理哺育了人。当“先生”如地上的卷叶，扫都扫不尽的时候，竟然还要把有学识的女人推举挤入男人之列，好像女人要因此而感到到荣耀。不知道这荣耀之光辉来自哪一片光源?
没有什么升降机，能调整理顺人的身份属类。宽容大度地混淆性别，硬把一个女人说成一个男人，允许她与男子汉并排而列，与其说是尊敬，不如说是恩赐。
我所认识的一个人生了女儿。第一次见到那孩子是半岁，被抱在手上。第二次见她是九岁，蹦跳如兔。那父亲一直叫她“儿子”。小女孩儿就爽脆地答应着。我想，总有一天，那女孩儿会正色对她的父亲说：别叫我儿子，我是你的女儿。从今天起，请改变这个称呼!那父亲会不会因此而黯然神伤——养了十几年的儿子，被一句话就忽然换成了女儿。
一块巨大的滚石，拦腰阻塞了道路。我相信连英女王和居里夫人都不会被排入推石头的男人之列。女人，不一定非要登上男人的那一层台阶，因为那台阶本来并不在她们之上。万物无尊无卑，万物都不能隐蔽暗藏。人尽可以去观察体味。世上自然而生之物，没有一种有优劣并存的二体。那么，谁说我愿意被当成一位“先生”?
我不责怪那些跟随着风雅，称呼我为“先生”的人。我现在这样，无前冠，无后缀，就很好。我感到很自在，很坦然。
曾经很多年，我感觉我和人是平等的。突然被“先生”两个字刺激，我才明白，平等只是我的错觉。活了这么多年，刚刚够了先生之格。
我知道我的被改变，全因为我写了一些文字。如果不写，“先生”的帽子绝落不到我的头顶上，我定得不到那光彩。而一个人能写一些字，并不说明什么。她照样洗衣做饭，照样还是她自己。如果她突然觉得发了光彩，超越了自身的界限，以为灵魂从此飞出了原有的躯壳，她就再写不出好的文字，我宁愿不再写字，宁愿它们都粘连在纸上，宁愿它永不发表，也不愿意有人因此就把我篡改成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