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中期，我到四川成都去，看见公园的大树下，从早到晚都坐着黑压压的人群。树影是黑的，席棚是黑的，衣裳也是黑的。那一片黑暗之上，笼罩着一层川音。我问四川的朋友，这些人在干什么的?他说：“喝茶啰，摆龙门阵啰。”
五月的风，和缓着。旁边的花池里公然种着一畦畦罂粟。我只看见几百张嘴在张合，几百只耳朵在倾侧。四川的朋友说，你看这些人多好，我真羡慕这种清闲，如果我老了，绝不再争什么功名利禄，就拉一把竹椅，泡一壶浓茶，坐在他们中间，倾听与诉说。
辽阔地想一下，倾听与诉说，在中国多么广大无边!
八十年代末，我到东北的乡下去过。当地的官员说，山东人跑进了关东，都变懒了。东北农民每年十一月到二月是“猫冬”的。封门的大雪，把人们关在火热的炕上。北欧和格棱兰岛上的人患有“冬天幽闭症”。白夜和寒冷使人狂燥发疯，这种症状，起码在寒冷的中国东北我没有见过!每一扇家门，都结了十来公分厚的白霜。这种门是永远也不上锁的，任何人都可以裹携着风跨进门槛，跺去脚上的雪疙瘩，在热炕上随意长坐。拉过烟笸箩来抽烟，捏一撮带花的茉莉茶叶冲水，人们无休止地说东道西，火炕上永远有绵绵不尽的话题。
中国这么一个大农业国，没有足够的心理医生，许多事情就靠着树下的风和炕洞里的火调解着，疏导着，通顺着。广大的国土上，有着无数全情投入的诉说人，也自然有无数的倾听者。这是中国人排解忧郁愁闷的特有方式。
地球在转暖，北方的风刃，由利变钝。整个国家都搅动起来了。就因为这些，倾听与诉说，都在悄悄减少吗?
去年，从欧洲回来了一对中国夫妇。他们背着大大小小的小羊羔皮袋子。他们本想在中国来生活一段，而且刚回到北京，还曾经去八达岭一带看了公寓楼的销售处。但是一个月后，他们便果断地返回了欧洲。经深圳去香港的时候，在我们家，他们吐露了全部的失望。
那丈夫是我们很熟的朋友，仍保持着他在大陆时的风度和矜持，而他的妻子却因为百感交集而加倍真实起来。她说这次回来非常失望。六年的漫长，使中国成了他们唯一寄托着心思的地方，多少次想回来，坐在朋友当中，温上一坛黄酒，把奔波和悲怆讲给朋友。他们实心实意地把中国当成了一只遥远又温情的耳朵，以为故乡可以盛得下他们满肚子的诉说。人真的回到了中国，才发现朋友们各自东西，繁忙无序。最亲近的朋友，也先问你持有哪一国的护照，然后就问“在外面，钱好不好赚?”唯一能陪他们坐到深夜的，第二天一早就来敲门，送上个人资料简历，影印了一大包，说给哥们儿也想想出去的办法。
朋友的妻子连连摇着两个闪烁的大耳环。她说，这样也好，从此断了再回来的念头。
在我居住的这个城市里，人们不再愿意细说自己的内心，更不想为他人去悉耳静听。
在深圳，你想说你没有工作，你想说你的住处已经没啦，你想说你和老板关系紧张……你的酸甜苦辣是没人想听的。我听你的干什么。谁还不是一样。谁还不是在同一个地球上，我凭什么拿出时间来听你。
倾听的消失，不止在深圳。
一个年轻的北京社会学博士，做出了一件令中国人瞠目的事。有一天，一个外省的崇拜者登门造访，想请博士谈谈对当前某某问题的看法。博士说：“人的智慧是有代价的。那是我的结晶，你懂吗?你拿走了我的结晶，我要收费!一个小时，你应当付给我两百元。”
当时我正在场。我以为这个场面会非常尴尬。而令我意外的是，来人居然丝毫不犹豫。双方坐定，开始谈。两小时的述说与倾听，气氛平静。临行前，听者取出四百元，认真地付给了说者。
在倾听与诉说之间，隔断它们的是今天冰冷板结的世界，仿佛蜜蜂与花朵之间突然立起了玻璃的暖房。蜂、花和玻璃暖房，可能全都是合理的。
在前年的春天，有一个人，站到了我的门口。他说找我，并要和我谈诗。
我说，你要找的这个人已经不在了。
他茫然地看着我。我说，我是给她看房子的。我指我背后的门。这是一个黄昏，想谈诗的人在黄昏里不回头地走掉。
我不想同人交谈，更不想谈诗。诗，是比赚钱、比经营策略、比生意门路更加纯粹的个人活动。有人想听全世界的自言自语吗?
现代社会就是不倾听。倾听的，似乎只有弱智;诉说的，只适合于失意者。这孤落的幽灵，徘徊在全世界的上空，郁闷成疾。这是世纪之病。
人的尾巴已经退化了，再过几百年之后，人的发音功能和听力，也会逐渐地丧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