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陌尘原名王向晖，1970年出生于江苏泰州。1988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92年留校攻读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1995年开始在北京语言大学工作，现为该校副教授。
今天是我的生日，也是鲁迅先生逝世纪念日，人到中年才知道这个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的巧合。我爷爷不喜欢鲁迅，说他言辞过于刻薄。读书时我是老托尔斯泰粉，读鲁迅仅仅为了应付考试。这些年伴随着儿子的成长，才开始一点点发现鲁迅带刺的文字下掩藏的爱的沃土，鲁迅发自肺腑的话语“独有‘爱’是真的”于我心有戚戚焉。
鲁迅是毫不掩饰内心大爱大恨的人。以往老师讲鲁迅，都在说他的仇恨，说他用投枪、用匕首和黑暗势力作战。老师却忘了告诉孩子们，鲁迅呐喊是为了“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把一个光明的世界留给未来，让孩子们“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鲁迅似他笔下面对强敌不肯退却的战士，在“铁屋子”中凭着一颗滚烫的爱心艰难求索被历史尘埃遮蔽的人间“大道”。而第一个在中华文明历史发展的进程中高声“弘道”的战士便是孔子，他的爱的宣言都记录在《论语》中。
孔子希望建立一个“大道”运行其间的社会。这个“大道”是自然之道。自然博大仁厚，善利万物，静默无言却健行不息。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万物在大自然中蓬勃生长，安然享受生的欢欣，这样的世界是多么美好啊!孔子更重视的是人道，是秩序井然的伦常关系。孔子说君子应该“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君子以博大的仁爱之心、严格的自律精神成为“大道”的建设者。“大道”运行其间的社会是一个个人与社会、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的理想社会，是一个用爱的牵挂编织起来的大同社会。
孔子了不起的是他不仅是理论上的梦想家，还是一个理想的坚守者、践行者。为了找到能够推行自己理想的有道君主，救天下于刀兵，孔子奔忙于陈、蔡。李零说这个时期的孔子是“丧家狗”，“任何怀抱理想，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人，都是丧家狗”。我却以为“丧家狗”正是孔子努力摆脱的状态。作为一个积极救世的知识分子，孔子更希望“学而优则仕”。千百年来，许多官蠹把这句话庸俗化了，以为三百六十行当官最好，当官是捞取个人名利的好差使。孔子说的却是“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平天下”。孔子并没有教读书人如孔乙己一样纠缠于茴香豆的“茴”字有几种写法;也没有让落第的陈士成之流改行追着白光挖银子;更没有让赵老爷、鲁四老爷这些“成功”的读书人动辄欺压别人。孔子希望一个真正的读书人应该主动肩负起“平天下”的重任，在书中读出匡扶天下的雄才伟略。
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曾子进一步解释这句话：“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君子理想远大，性格坚忍，为推行仁道不虑生死。鲁迅散文《这样的战士》中同样塑造了一个举着投枪跟一切伪善作战的战士的形象。战士似乎终被无物之物战胜了，“士”实现理想的路途似乎总是洒满了鲜血，但正是这些勇担道义的铁肩将中华文明的火种从频仍的灾祸中存留了下来。受儒学的影响，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心中多怀有这种以天下为己任、苟利国家生死以的人文情怀。这种理想主义精神让中国士人即使在社会最黑暗的年代也敢于为道义呐喊，为民生疾呼，用鲜血浇灌着中华文明的理想之花。鲁迅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中也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这个“中国的脊梁”不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子吗?不就是那些位卑未敢忘忧国的读书人吗?
文化是一条河，没有孔子的源头活水，就不会有后来的杜甫、文天祥，也不可能突现一个充满战斗精神的鲁迅。钱理群先生说：“我们民族，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孔子，有了一个鲁迅，这都是民族文化的精华，宝贵遗产，理应是我们民族的骄傲，但我们从一种变态的文化心理出发，总把他们对立起来，作非此即彼的选择，让他们一个损害一个，这不仅是愚蠢，更是犯罪。”再进一步说，我们不能因为封建士大夫头顶上有一个有着绝对权力的皇帝就否认他们胸中的社会理想;不能因为王冠的闪耀而遮蔽士大夫精神的光芒;更不能为了凸显“现在”的意义而不愿回视历史甚至埋葬历史。
鲁迅把自己的小说集叫做《呐喊》，在自序中说自己呐喊的目的就是“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孔子的《论语》同样是为了“大道”施行而发出的呐喊。孔子说：“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在孔子心目中，天下应该是有德者的天下。如果天下无道，那么君子就应该舍生忘死地去改变它。孔子这种天下观对后世读书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屈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到杜甫“穷年忧黎员，叹息肠内热”;从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到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即使是李白的游仙，陶潜的隐逸，中国的读书人永远摆不脱一个共同的梦想，就是以天下为己任，让世间走向仁爱的正道，让天下人都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正是源于读书人这种共同的梦想，中国文学两千多年的文学才显现出独特的沉郁雄浑、激昂慷慨的风格，一个“大丈夫”的形象永久地突显在中国文学中：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虽然帝王可以随意用民众的鲜血擦拭自己头顶上的王冠，可是读书人从来没有屈服于这种绝对的权力。他们一身正气、一副傲骨，以圣人为鉴、以史为鉴，用一腔热血在这片难土上谱写了一首首壮丽的英雄史诗;他们宝贵的精神品质为中华文明积淀了深厚的文化息壤。
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一文中写道：“孔夫子到死了以后，我以为可以说是运气比较的好一点。因为他不会噜苏了，种种的权势者便用种种的白粉给他来化妆，一直抬到吓人的高度。”“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孔子这人，其实是自从死了以后，也总是当着‘敲门砖’的差使的。”以鲁迅的睿智，当年或许就想到了自己身后也会被当作“敲门砖”吧?“独有‘爱’是真的”让我拂去了鲁迅脸上的白粉，开始有点喜欢他。当把鲁迅讥刺的话语放到爱的语境中的时候，便可见他不是个孤勇的堂吉诃德，而是个爱意满满的父亲。他战斗只是在将义务的、利他的、牺牲的爱奉献给自己的孩子，继而奉献给孩子生于其中的世界。
今天人们普遍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等级社会的形成归咎于孔子，其实只有产生于自由、平等的情感中的爱才是真诚、持久的。任何高高在上的爱都带有利己的目的，都令人怀疑。爱人的孔子不过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只不过他对战乱中的人们怀有比寻常人更为深切的悲悯之情。他的这句话就很有人间味：“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个从粗茶淡饭中品出生活滋味的人是真爱这生活，爱和他共同创造了这样的生活的人们。鲁迅“俯首甘为孺子牛”同样多么生动地表达了一个普通父亲的殷殷切切的爱心!它热腾腾地奉献在自己孩子的面前，不能容忍一点世情的阴暗。当一种文明可以化育出这样一颗颗无私、博大的爱心的时候，它在历史的天空中诞生的就是一颗颗自燃的恒星。它们在人类文明史上璀璨夺目，交相辉映，闪耀着独特的中华文明的光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