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首义两月后的12月25日，孙中山自欧洲抵沪，次日召集同盟会干部开会，就新政府的组建拟定意见。27日，再会议，黄兴代表同盟会提交议案，其中一项即改用公历。但有代表对改公历提出异议，争执纷纭。反对改历者理由多多，宗旨一条，即祖法不可变。主张改历者也理由多多，宗旨也一条，民国要有新气象，公历乃列国通用。准备赴任的孙中山，得悉各省代表就改用公历起异时，马上去电宣明：必须按27日通过之议案，改用公历，否则决不任职。话既如此，代表不便再说，民意屈就于威望，维持原议，采用公历。只是考虑民间对阴历习惯既久，出版历书时在公历下方注明阴历节气。此也妥协之结果，否则也如日本，废旧历也。
但民间仍习惯成自然，未将此当回事。1915年，袁世凯恢复帝制，废止民国纪元，重新采用旧历。1917年7月1日，张勋复辟，公历又废，民国六年成宣统九年。张勋溃兵，溥仪退位，公历又行。北洋时期，联省自治，公历虚设。山东省长龚炳积曾通电全国，提议恢复旧历，1926年，张作霖令中央观象台编售旧历书。各路人士竟将恢复旧历，当作了争取民意之基本一条。北伐胜利后，至此，公历通行。1929年10月5日，国民政府发布964号训令，通令全国：“从民国十九年一月一日起，凡商家账目，民间契约，及一切文书簿据等，一律须用国历上之日期，并不得附用阴历，方有法律上之效力。”1929年12月，民国政府以中央研究院天文所名义发布《民国十九年国民历》，以取代民间流行的各种旧历书。1930年5月又颁通令，重申阳历为国历，严禁私印私售旧历，违者依法论处。1928年9月4日周作人在给友人一封信中道：“新旧医之事，确非职业上的问题，中医竟有骂西医为帝国主义走狗者，可想见一斑矣。”冯友兰说：“所谓中医西医之分，其主要处不是中西之分，而是古今之异。中医西医，应该称为旧医新医。”历法事关国体，新旧历间争论的激烈情形亦然。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旧历新历，已然成了衡量政治的标尺。旧历改新历，不比剪辫放足易。
新历实施后，为方便农时，有好事者编新歌谣，以利推广。“奉行阳历极方便，二十四节最好算。每月两节有定期，日久自然成习惯。若合新历并旧历，相差不过一两日。旧历有时须闰月，不如阳历更划一。读者请记这一篇，宪书可以不用翻”。歌谣曰：“一月小寒接大寒，冰冻三尺雪绵绵。二月立春加雨水，运送肥料在地边。三月惊蛰继春分，耕犁地土须要勤。四月清明谷雨过，油菜花黄麦苗新。五月立夏望小满，菜子登场蚕成茧。六月芒种夏至到，割麦插禾莫偷懒。七月小暑接大暑，烈日炎炎农人苦。八月立秋处暑来，黍稷红粮用斗数。九月白露秋分继，农事将完修农器。十月寒露接霜降，只剩薯棉还在地。十一立冬小雪天，拿取米棉去换钱。十二大雪并冬至，围炉把酒过新年。”
杨绛谈及父亲时，曾关涉新历旧历事：“我父亲是维新派，他认为阴历是满清的日历，满清既已推翻，就不该再用阴历。他说：‘凡物新则不旧，旧则不新，新旧年者，矛盾之辞也，然中国变法往往如是。旧法之力甚强，废之无可废，充其量不过增一新法，与旧法共存，旧新年特其一例而已。今人相问，辄曰：汝家过旧历年乎，抑或新历年乎?答此问者，大率旧派。旧派过旧历年，新派过新历年。但此所谓过年，非空言度过之谓，其意盖指祭祖报神。今世年终所祭之神，固非耶教之上帝，亦非儒家之先圣先贤，不过五路财神耳。此所谓神，近于魔鬼，此所谓祭，近于行贿。’”
然民间仍不以为然，历书印行，照此不误，历书以黄历刊行者有，更多者以年画形式通行。还是鲁迅的那声感叹“中国大约太老了”。如此，机关团体用新历，民间百姓用旧历，官家之年与民间之年已呈泾渭，政学农工商，各行其是，但因民间意念在数量上的主流，新历仅为点缀而已。1927年，冯玉祥在豫陕甘等辖地推行新历，将旧历的除夕、正月初一、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及七月十五、十月初一等鬼节一律废止，且明确规定民众只准过阳历元旦，民间的姿态是漠然无视，不以为然。
用新历而不废旧历的局面，实则中庸思想的又一弘扬。民国新年在民间新年面前，不值一提，此年非彼年，国人对年的重视程度，超过了任何节气，任何在年上的改变，注定不会成功。无奈官家只得采用设立新节的办法，巩固新历。1月1日为元旦，1月11日为司法节，2月16日为戏剧节，3月5日为童军节，3月17日为国医节，3月25日为美术节，3月29日为青年节，4月4日为儿童节，4月5日为植树节，5月12日为母亲节，6月3日为禁烟节，6月6日为工程师节，7月9日为陆军节，8月8日为父亲节，8月14日空军节，8月27日为教师节，9月1日为记者节，9月9日体育节，10月10日为国庆节，11月1日为商人节，11月2日为医师节，11月17日学生节。过了，过了!新历不受重视，新历之节可想而知。以“百善孝为先”的民族，何须设立父母节，将“师”入列“天地君亲师”的国度，何须设立教师节;儿童的节日是己之生日，商人的节日是横财之临;植树以时令为气，南北次第不同，戏剧以农闲为盛，迎神赛社。
向民间妥协，此民国之可爱，在百姓面前让步，此民国之大哉。这场争辩并未就此结束，于1949年9月召开的全国政协讨论会上，张元济仍反对采用西历：“一则我国历史已有四千三百余年，多数不知历史者不免误认我国立国只有一千九百余年，似失国性;二则公历以耶稣降生为始，于我国回族、藏族不免有影响宗教之戟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