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一进门，就看见了挂在客厅墙上的两幅油画。“画得不好。”罕有的，他这么不留情面地说，然后就坐到沙发上，目不转睛地望着那两幅画。
“哪里不好?”我不屑。那时我正在学国画，自认对艺术有鉴赏力，墙上的两幅画分别画着森林溪畔的春和秋，看得出来，空气相当透明，山脉的轮廓、细节清楚分明，当然，它也是一幅很好模仿的画，我常凝望它们，希望某天可以去这样的森林漫步。最关键的是，那幅画买得不贵，这让我十分得意。
“太刻板了。”父亲盯着那画，斟字酌句，“油画不是这样画的。”
“这是装饰画，装饰画都是这个样子。”我一边说，一边在脑子里迅速搜寻“陆家堡客厅装饰画市场”的其他画作，确实如此，我说得没错，那里的所有画作都是这样。
父亲不再争辩，他把视线转向了房间的其他布置，他已经三个月没来我的寓所了，久别重逢，或许应该聊点别的。
可是房间里除了宣纸、笔墨，就是大堆的画谱及连环画。他随手挑了一本，16开本的《西厢记》，他把书页翻得噗噗作响，“这是王叔晖的版本?我当小孩时就看王叔晖的连环画。”他回头笑着对我说，把书放回了原处。
对于他的童年，那是百谈不厌。而且，那也是我们在老家常谈不衰的一个话题，不过，在这个近似于简陋办公室的寓所里，我们仅仅是闪回了一下记忆，即可化散。
没有回忆，也要吃饭。还好我早有准备，预先买了一瓶老白干，一些凉菜，再做个番茄鸡蛋汤，午饭凑合着有了。席间彼此少话，我的笔墨书香没能走进这个恋爱中的老人心里，父亲一人喝酒，聊了下他刚爬过的鸡足山，以及鸡足山上的枇杷酒，之后就连连犯困，和衣倒在客厅沙发上，我则外出写生，再回来后，发现他已不在房间。
我的寓所和父亲现在的家并不远，55岁那年，他再婚，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约在路边的小餐馆见面、聊天，彼此询问近况。我不去他的新家，他也少来我的住处，他时常和新妻游山、漫步，偶尔看看电影。余生，让他对恋爱有了紧迫感。
然而，他再婚后的生活似乎并不如意，有时他会抱怨去菜市或超市总是由他买单，而他每个月还要固定上缴生活费。手头拮据，影响了他余生的浪漫。不过，听说我学画以后，他不时来我这里坐坐，只是一见我提笔作画，就匆忙离开。
父亲从未教过我画画，尽管别人都说他画得很好。他13岁时的一幅水彩还刊登在当年的《人民日报》上，他年过半百的中学同学告诉我这些时，我并不相信。
“我小时候长得很漂亮。乌雅镇的师生都爱给我作画。”每次，父亲只提这一句。他幼年时脸蛋红润，眼睛大而灵动，人人都夸赞，爱捏他，然后以糖果诱惑他作模特。那是他印象中，最可爱的乌雅镇，因为乌雅镇的人都宠他。
这一段得意的叙述在我12岁暑假那年，集中到来，父亲的摇曳多姿的童年比我彼时的假期有趣得多。
那时同学们或参加夏令营，或与父母同游祖国神州，而我只能在父亲的叙述里幻游。多年之后，我开始怀疑，那些关于乌雅镇的事情是他的叙述，还是我寂寞假期里的一种想象?
不过他确实是在那个号称美术之乡的“乌雅镇”待过，自幼跟随他的叔叔习画，有过扎实的素描和水彩功底，我也曾偷偷翻阅他床底的那个老箱子，有他少年时收集的各种书刊插图，也有水彩写生，明信片般大小，非常节约纸张。还有一些信件，是找朋友索要某些画作未果，而被退回来的。
我后来被带去见他的叔叔，我的四爷爷，他仍旧在乌雅镇，不过退休了，老伴离世，儿女在国外，他唯有每天看看报纸打发时间。我们在那里小住几周，有时被两个大人带到乌雅镇街上闲逛，但他们从未谈过美术，只聊些日常起居，更多的时候，他们都各自看报，随手给我一本张乐平的漫画。老房子、黯淡的尘光、油墨的味道，是我对乌雅镇所有的印象。
父亲在那个老去的光影里，是怎么得到快乐的?我想象不出来，只觉得乌雅镇的树叶特别脏，每层树叶上都凝着一层煤灰，水泥车来来往往，在这里大兴土木，背着画板的人们穿梭其中，各取所需。这里要建造美术工作作坊了。我只记得四爷爷黯然地说过。
美术课一周一次，完成了初级的树干、山石的描摹后，我开始学画花卉。所有大叶类的花草，都是我喜欢的，尤其是荷叶，那种挥毫带来得落拓不羁，更容易让人体会到“一将功成”的虚荣。
浓淡、起承转合，在三分钟之内就要完成，快速生成的国画作品，冲淡了对艺术求而不得挫败感，即使画糟了，三分钟再来一次，两个小时的课堂里，可以有无数个三分钟，对于追求经济效益的成年人来说，写意课的出勤率总是很高。
“看看我画的荷花。”我自得地把习作展开给父亲看，“看这叶子。”
他随着我的指引，小心谨慎地看下去。
“好不好?”我逼问他。
他不说话。
“看这里。”我指着另一幅自认浓淡宜人的花叶说。
他依然不说话，只是点点头。
我笑笑，他的样子真像我小时候。那年，我迷恋做各种小布偶，男的、女的、长发的、秃头的，不过，他们都差一张脸。父亲应允了我的要求，画几张俊男美女的脸，以供缝在我的布偶上。怎么说呢?三天后，我得到那几张脸后，差点哭起来。那些脸画得丑极了，尤其是鼻孔，怎么能这样刻意地画出来。我也许是抽泣了起来，因为父亲的手按住了我的双肩。“这么好看，大眼睛、小嘴巴，标准美人。”
其实，我们当时都不懂，一个布偶，需要的只是一个卡通脸蛋就够了。
“其实他画得没那么差!”多年后，我在国画人物里看见类似的脸谱画时，想起了父亲画的那个洋娃娃，原谅了他。
可是，现在他的表情为何如此莫衷一是?
父亲坐在我的沙发上，照例喝了我四块钱买的老白干一瓶，重复着他上次告诉我的鸡足山和鸡足山上的枇杷酒一事。我很想笑笑，以示羡慕他生活多姿多彩。但是很难，这两周来，他是怎么打发时间的?
“你们，吵架了?”再婚后的新妻比父亲小15岁，热衷广场舞，有一双浅黄色的舞蹈鞋。
“没有——”他欲言又止，“你杨阿姨练舞去了。”
“练舞不错啊，练舞让人年轻。”
“老跟一个人跳没意思啊。”
“你说的，还是她说的?”
他没有回答我，又望着我墙上那两幅油画，“改天我来画一幅，我比这个画得好。”
“好啊，”我高兴道，“你赶紧画一幅来，我就把这幅换下来。”
几只挤瘪的颜料管横陈在地上、报纸上，金黄色的海面一笔又一笔，翻着浪花。
“怎么样，爸爸画得好不好?”父亲转过身来，看见了放学的我，毫不掩饰得意。一艘帆船在惊涛骇浪上前行，金光灿灿，像极了那些年关当头，新华书店里摆放的装饰画。
“怎么样?”他等待女儿的崇拜。
“为什么要画这个?”我皱眉头，为什么要画和别人一样的?
“大海啊，多好。”
父亲又转过身去，继续增减波浪上的色块。那厚厚的油膏被毛刷折腾来去，粘住、站住、卧倒、倾斜，努力地按照面前这个男人的意志捣腾自己，以显出艺术本色。
费劲!
“油画要站远点看。”他拉着我后退几米，大海显现出它本身的样子，夕阳西下，金光灿烂，孤帆独行，徜徉美好。
他眯缝着眼睛，久久看着自己的画，“你爸爸是个天才。”他啧啧称赞，对自己尚未消退的艺术才能由衷地钦佩。
那时我10岁，唯一一次看见父亲画油画。
他似乎并不想与自己的子女分享绘画技巧，一点都不像单位里其他父母那样，有望子成龙的期许，从不教我绘画，也不引导。
倒是有很多少男少女慕名来向他学画，都是一些想考艺术院校的孩子。他悉心指导，不收学费，四处坦言“成人之美”。
在电视机上方的墙上常年挂着一幅静物画，蓝色系，花瓣洋洋洒洒落在花瓶周围，瓶中之物仍旧傲视群英。有来学画的人，便会指指墙上，问，叔叔，那是你的画吗?
他笑纳。
那是父亲的画吗?我为何以前从没见他画过。
我问母亲，母亲说，那的确是你爸画的。
而来学画的孩子都毕恭毕敬，他是这个厂矿里公认的“差点成名的画家”，孩子们很认真，他教得也认真，不管你们是画仕女还是花鸟，通通从素描、透视、立方体画起，“这些都是基础。”他严肃得一板一眼。
我久久立在习画者的身边，希望父亲会回过头来，亲切地问我“要不要一起画画?”但是，从来都没有。周日，父亲被认识或不认识的少男少女们“占有”，拥挤在逼仄的客厅里，碳素铅笔划得纸呼呼作响，橡皮屑被指甲刮来刮去。春天的油菜花带着一股鸡屎味，隔岸飘过来，我闻得心里发痒。
“他们什么时候考试啊?”我问妈妈。
“还有几个月。”
“还有几个月啊?”我不耐烦地问妈妈。母亲不再回答，她的视线一直盯着那几个被端得随心所欲的调色板，窗帘是她昨天才换过的，地板也是清晨才拖过的，她也一直在同事面前骄傲地说，我们老夏对学生比专职的还要好，我们老夏从小就是在乌雅镇长大的。
“师母，帮我倒杯水。三克哟。”
“师母，能不能把窗户开大点，光不够。”
“该死——”颜料不知被谁碰翻在地，一个女孩尖叫起来。
“师母，把你的地弄脏了，麻烦你拖一下。”
“我没有颜料了。”女孩沮丧地说。
“我看看。”父亲把自己的半管赭石递给她，“三只颜色就够用了，我办公室里有朱红和酞菁，明天找给你。”
父亲在少男少女之中忙前忙后，浑然不顾厨房边的母亲和女儿。每到周日午后，这个客厅就乱作一团，有邻居来看热闹，小声嘀咕，真不收费?
“老夏，你过来下。”母亲沉着脸。
“什么事。”父亲极不耐烦，他正在给女孩配颜色。
“我们要出去会儿。”有一个女孩仰脸看了过来，母亲尽量让声音显得亲和。
“知道了。”父亲眼睛都没往这边看。
我也一肚子气，一出门就跟母亲抱怨，只教别人的孩子画画，从不教我画画，我还是不是他亲生的!母亲只听不言，一鼓作气地往前走，她的手臂甩得老高，差一点扇在了我脸上。
我还是不是他亲生的?一直走到单位的后山坡上，我还在问母亲要个答案。母亲却面对着那些春天里恣意绽放的花花草草隐而不发。那里有长势如小童般高的零星的油菜花、四五朵蛇果花、指甲大小的淡紫色二星花，我蹲下身去，把二星花摘下来，夹在指缝中。
“看，我的戒指!”我把手举到母亲面前。“我的戒指!好不好看?”
母亲扫了我一眼，没有表情。
“跟爸爸好玩，还是跟妈妈好玩?”
哼，都不理我，我又勾下头玩自己的。谁知道她是在问花草还是在问我。
脚下的官司草已经长了好大一片，我采了六七根，把叶子都抽掉，“官司”们被我干干净净地捏在手里，到时候回家和爸爸打“官司”，这下可以打好长的时间了。
“跟爸爸好玩，还是跟妈妈好玩?”这次，母亲蹲了下来。
“差不多。”我别扭地说。
“妹妹，”母亲突然抱住我，不顾我的不适，“妈妈对你是最好的。”
暴风雨是在夜晚突然发作的。
窗帘被疾雨濡湿了，手臂碰着它冰凉冰凉，我在迷迷糊糊中，坐了起来，看见母亲的头猛烈摇晃，父亲冲来冲去的身影，在屋里左右不是，卧室的房门不知被风还是被人摔得砰砰作响。撕成碎片的画，在地上乱成一团，时而卷风起舞，如兴妖作乱。
“砸，全部都砸，电视机也砸!”母亲指着家里唯一的贵重物品哭嚷道。
但是没有谁去砸电视机，只有我被吓哭了。可是我的哭声不比暴风雨更大，谁都没有去关窗户，哐啷哐啷的玻璃，随时都要砸向我。
“妹妹乖，不哭。你是爸爸的乖女儿。”父亲动了恻隐之心，他把我从床上抱了起来，把头紧紧地偎在我后颈窝。
没有谁去砸电视机，我偷偷转过头来，看见怒气的母亲，仍旧坐在那里，好久，才去关窗户。
换了濡湿的床单，他们把我重新放下，照例是母亲哄我睡觉，她轻轻地拍打着我，她也真困了，我握着她的手，这次，一睡到天亮。
那以后的周日，父亲又回归到我和母亲中间，我们三人总在一起。半年后，听说那些少男少女，只有一个考上了艺术学院。从此后，父亲再也没提起他们。也没有人再来向父亲学画画。
如果偶然因什么机缘提到了绘画，父亲还是那一句，“我小时候长得很漂亮，乌雅镇的人都爱画我。”
其实，从父亲离开乌雅镇不到20年的时间里，那里出了很多享誉海内外的名画家，有的甚至上了福布斯排行榜，一幅画开口就是300万欧元，有的则官居要职，成为艺术与政要间的桥梁。如果父亲没有离开乌雅镇，那么他会是个什么境遇呢?
这个问题，父亲从来没有回答过我。当然，那些艺术新贵们，他一个也不认识，他们不是他的发小。17岁的时候，他就离开了乌雅镇，和现在的人相反，他们通常是17岁左右，发现自己有了或只能拥有艺术天赋，才能在这个社会立足生存，便急匆匆来到乌雅镇，参加每个月学费1万元的素描色彩集训班，为成为一个准艺术家做好准备。
“每一个智力正常的人，都能学好国画。”一旦班级里有超过一半的人近日作画不佳时，授课老师便会念这句紧箍咒。
人人都有状态不佳的时候，我也是。状态不佳时，便不能集中心思去领悟、体会、琢磨艺术中的某些门道和技巧。对一门需要凭借感性去创造美的学科而言，努力维持对生活的好感，而且还不能被其他种类的好感所打扰，尤其重要。
我花了差不多20张宣纸，都没能将竹节临摹好，“画竹节就像写小楷，中锋落笔……”授课老师运笔轻巧，起肘、落腕，像孙悟空念句口诀就可以腾云驾雾，我念了口诀仍是呆鹅一只。
“要不，我们先练练书法?”同学中有人嚷道。随即有人附和。我循声望去，默默加入了他们的喧哗。
后窗的豌豆荚已经开花，像赤尾蝶翘在沿儿边，没有谁采摘这些老掉的植物，一任它自生自灭，蓬勃来去。
这花倒是可爱，有淡彩的味道，若是用国画着笔，恐又浓烈或深沉了。看来国画也不能尽画心中之意，一开始选它，以为简单易取，三分钟速成，其实错远矣。
一段时间里，我对国画的领悟像是停滞了，连以前某些画作的水平都不能达到，让人十分沮丧。顺便提一句，我并不是职业习画者，我也有一份还算拿得出手的工作，和大多数成人习画者一样，仅仅是为了填补某种自以为是的“天赋”，虽不迷信大器晚成，但也不愿瓦块垒墙，从素描、透视等地基建起，我们随时可以为工作牺牲这奢侈的“天赋”。
一旦功败，只推说是成年人的游戏。
可是没有人来说透这点。
不然，多沮丧。
我放下画笔，不临摹，不写生，找出几幅旧画，想拿去装裱，挂在墙上，以示鼓励。看人装裱的过程十分喜悦，有瓜熟蒂落的安详。
之后，坐车回家，等几日后装裱店老板的电话通知。
不作画，不上课的日子变得轻松。我开始日日沿着卸荷大道漫步。这是我家附近的一条休闲步道，两边的香樟树已有30多年树龄，合抱住对方的枝蔓，结结实实地覆盖了天空。各种日式、美式的便利店遍地开花，虽然价格比本地的偏高，但其中的甜品确实非常精致。每到店中，我都会流连一番，造型香艳、口感却清爽，也许是甜味能消除人的压抑，小食一方，走出店后，顿觉生活可爱。
如果走到卸荷大道的西边转向，那里会有个路牌站，有兴趣的话，可乘车两站路，再走过一个十字路口，就可直达父亲的新家。
他的新家，精装两居室，我仅去过两次，一次是他新婚，我送红包，一次是他意外跌倒，我送他上医院。那两次，杨阿姨均在现场，十分隆重地接待了我，她的浅黄小皮鞋摆在门口，和我父亲蒙着白尘土的鞋子一起，让我疑惑着这里究竟谁是主人，谁是客人。她主动和我聊天，指着房间里她细心布置的一切，连我屁股下坐着的沙发垫，都是她用毛线一针一针钩的。
她和我母亲确实有不一样的地方，那也许是让父亲鼓起勇气再度步入婚姻的一个原因。
最后一次，她为我端茶倒水，并在不经意的时候说，会恪守妇道为我父亲送终。
我没有再去那个地方拜见过杨阿姨和我的父亲，这些客气行头，我想更适用于高级西餐厅。
不过那天，有些意外。
我吃完甜品后，鬼使神差地真的按照这种路线前行了。没有一点犹豫，顺理成章，觉得生活特别可爱。我在十字路口等待红绿灯转换时，特意看了下我手中的KITTY猫，一只草绿色的慕斯蛋糕，老年人都喜欢甜食，这也算是投其所好吧。然后，我就看见了父亲，他和杨阿姨并肩而站，各自把头扭向一方。
人行道的绿灯一亮，他们立即马不停蹄地前行，尽管父亲高，但杨阿姨还是走得比他快，她盘起来的头发略微倾斜，让她拥有了一种骄傲的神色。他们过了马路，却没有在公共汽车站停留，而是一直向前，父亲像一个保护神一样始终走在她后面。我打通了父亲的电话，想问问他准备去哪里，但是电话一直没有接，我尾随了几步，看见他似乎停了下来，在身上摸索，然而杨阿姨没有停下来，他东张西望了一下，又快速地追赶了上去。
他们消失在密密麻麻的人群中，像是去赶赴一场即将开始的电影。
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电影呢?我努力搜索近日影讯，适合他们的，实在没有头绪。掉头回家。
父亲是第二天到我寓所里来的，没有打招呼，他大概是算准了中午1点我会在家里似的。
“给你买的。”我把冰箱里的KITTY猫递给他，还好昨天没有吃掉。“很好吃，你一定要吃。”我嘱咐他道，“这可是我特意给你买的。”
他惊讶地望着我。
“昨天买的，看见你们在路上，好像吵架了，就没过去了。”
父亲叹了口气，一副不知话从何说起才好的样子。
“你们经常在外面吃饭吗?”
“有时候。”他顿了顿，“其实，越老了，就越不喜欢在外面吃了。在家里喝两杯，看看电视……”
“杨阿姨不常做菜吗?”
“他儿子要结婚了，她想把这个房子让出来做新房。”
好一会儿，我们都没有说话。
父亲再婚不到两年，又要面临着为子女牺牲个人的局面，这对他来说，是个两难的事。独居8年后，再度步入婚姻，他是否预想过会有今天?或许他认为一切都在掌控中。
相顾无言，唯有给他倒一杯老白干。
“我现在也喝不了多少了，”父亲伸出舌头让我看，“这里长了痘，一喝酒就痛。”但他还是抿了一小口，腮帮连抽了几下，说不出是痛感还是快感。
“去医院检查过吗?”
父亲摇摇头，连话都懒得说了。
他又指指我墙上的画，那是我新装裱的一幅国画《恋菊》。
“临摹的。”我说，“最近没有状态，好像刚开始画的似乎要好些。”
他大概是微醉了，想要睡会儿，我扶他在沙发上躺下时，他提出想抱抱自己的女儿。我僵硬地把身体迎了过去，肩头上落下一个软弱的父亲，“你是我这生最亲的人。”他低声道。
父亲睡下，合上了眼睛，而我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个绝好的模特，沙发上的老者疲惫、昏然、坚持、隐忍、一动不动。我想，我应该可以把他画下来，只需要好好地观察下，再观察下。他17岁那年，距今30年，他提着一口磨旧、张口的牛皮箱，千里迢迢，一路颠簸，从东风大卡车上跳下来，拍拍裤管的尘土，触目荒不可及的农田，有个带草帽的领导向他走来，伸出了粗糙的大手，满口烂牙：“欢迎欢迎，农村天地，大有作为!”他知道，属于他的时代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