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搬进城那年，“四人帮”刚粉碎不久。我爷爷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六十岁之前大约就没出过乡镇，有一回在县城大街上看游行，迎面驶来辆汽车，老头不会躲，左右为难，结果被气急败坏的司机从车窗里探出头来骂了个狗血喷头。
我们姊妹六个，连上爷爷，全家共九口人，在城南租了半个农家院。这院子呢，十分的宽敞，可以晒粮、打场，只是屋子逼仄，一排六间锢窑，个体面积都不大，我家占了靠东的三间。房东爷爷后来跟我爹说，人不能把空间都占了，得留地方给庄稼、给蔬果、给禽畜，庄户人嘛，就是这么个活法。
这孤老头养着一群鸡，鸡窝紧挨着茅厕。
我爹是转业军人，军转干，早先在公社当个小干部，后来瞧见几个孩子学习成绩都还不错，有的甚至颇为可观，比如我姐，在城里一中补习，恢复高考那年，差几分就被录取，于是我爹萌生进城之意，经过近一年多的折腾，他终于把自己从公社弄进了县里的衡器厂，当了个党办主任，家也就随之一块迁了下来。
这年我五岁，还不到上学的年龄。
那时干部中间还在闹派性，我爹“文革”时归“红总司”一派，算是个不大不小的干将，另一派叫“联络站”。一九七八年，毛主席他老人家已过世两年多，两派干部之间仍然水火不容。革命工作不但凝结了友谊，也凝结了仇怨，我爹在新单位很是受排挤。
回家跟我爷爷诉说，起初，我爷爷没太理会，说了有那么几次，我爷爷便觉得是个事了，抽了几支我爹递过来的“战斗”烟后，老头说，早先我在村里当小队队长，跟大队支委的干部们也脸红脖子粗地吵过，谁也不尿谁，后来呢，喝了一顿酒，就都化开了，东堡的双锁，新堰的白宝庆，放到现在，也还是说一不二哩。
“城里人跟咱农村的不一样，心眼子多。”我爹说，“尤其是那个王副厂长，就像是存心跟我过不去似的，昨日开党支部会，我跟他闹了一架，得亏生产科长跟组干科长给劝开了，要不然，非日卷起祖宗来不可。”
我爷爷抬头问：“你这党办主任大，还是他那副厂长大?”
我爹苦笑说：“当然是副厂长大，他是厂级，我是中层。”
我爷爷就不再问了。
沉默半晌，老头用了句从广播里学来的新鲜词，说：“没有解不开的矛盾，我看，还是请人家屋里坐坐，吃顿饭，喝上三五两，耳红脖子粗才好说话，唠开就是哥儿弟兄了，有甚难的?”
爷爷说的大概有些道理，我爹没应声，后来两人就各自回屋睡了。
当夜，我娘对请客一事持反对意见，那晚大约十点多了，我在被窝里听见他俩还在争执，我娘说，你这个月的工资，四十二块钱已经用掉一多半了，家里头大的要棉衣，二的还没帽子，老四常咳嗽，身边这个，她轻轻拍了拍我的被子说，你看他总不长个儿，堡门口有家送羊奶的，我寻思给孩子订上半斤。我娘轻叹说，哪有闲钱请客呀?
我爹沉默片刻，终于翻身坐起，将煤油灯点亮，顺便燃了支烟，猛吸两口又放下，将搁在炕沿的毛衣套在身上。我娘见罢，揶揄他一句，还没瞅够呀?
说的是半月前一个笑话，秋凉后，我爹颇有些委屈地跟家里人唠叨，说厂子里办公室那些人，个个都穿着毛衣，里边套件衬衫，外面罩个单袄，既暖和，又不显臃肿。他掀了掀自己身上的破绒衣说：“这打扮，一看就是农村刚进城的。”
我爹这个人，多少有些虚荣，自从进了城，沾惹了些坏习气，比如他过去旱烟袋也是抽的，进城之后，就光抽纸烟了;从前他不穿袜子，冬天也是赤脚钻鞋，现而今也学会了城里人那一套，穿起了尼龙袜。此番见别人穿毛衣，他又心痒痒，心猿意马了。
我娘当即听罢，并不作声，只笑着剜他一眼，不出两天，却买了二斤毛线回来，枣红色，央对门的程月英赶织了件平针的。作为交换，她给对方纳了三副鞋底。这个月，我家菜锅里就没见过一丁点油星。
且说我爹换上新毛衣，欢喜得不行，连续两晚上，半夜醒来忍不住还要套在身上试一试，借着窗口微光左右端详来端详去。后来被我娘发现，笑他四十多了竟还如此不持重，我爹于是觉得羞愧，与我娘约定今后再不提这茬，偏偏我娘这一夜又提了。
“你们婆姨哪知男人家在外面的辛苦?” 我爹没好气地说，“人前人后，肩膀上扛着颗脑袋，活成个样儿难哩嘛!”于是便把自己在单位受排挤的事又讲述了一遍，临了，甩下一句，请不请，你度量着办，这还是老头子的主意呢。
抬出了家里老人，我娘是得度量度量，可是，又拿什么请呢?
我娘是农民，标准的家庭妇女出身，没工作，字也识不了几个，嫁给我爹后，每每见了爹的男同事，总要细细打问对方家属的身份，是不是市民?有没有工作?若是市民，还有工作，我娘便满心不悦;若跟自己一样，也是庄户人出身，每天也围着灶台转，她便面露喜色，大有惺惺相惜、志同道合之意。
此番刚给我爹织了毛衣，紧接着又要请客，眼看就要入不敷出，可我娘仍是舍不得让男人受制，她终归有她的办法，停顿了约莫一支烟的工夫，我娘说，老刘，放心睡，请就请，我给你操办就是了。
我爹于是打了个长哈欠，说，嗯，不早了，睡吧，明天还得上班呢。
次日，我娘拆了条旧褥子，又裁了件自己的夹袄，赶做了一天，天黑时终于完工，打发大哥将棉衣送到一中我姐宿舍。
吃过晚饭，跟我爹定请客的日子，我爹说，就这个礼拜天吧，早请早解决。
“吃啥?”我娘说，“你定个菜谱。”
“红烧肉丸子总得有几个吧?”我爹说，“炒鸡蛋、烩菜、豆腐也少不得，总要像样些才说得过去，头回请，不要太寒酸了。”
“几个人?”
我爹一琢磨，“三个，王副厂长是主客，其余组干科祁科长跟生产科任科长作陪，他俩都是厂里骨干，处好了咱日后也不吃亏。”
“喝甚酒?”
这回我爹没好意思再定标准，想了想说：“粮站门市部有散称的白酒，据说喝着也舒坦，厂里有人买过的。”
我娘没再言语，回身掰着指头盘算，基本的加减法她还是会的。边抬起眼皮心算，边嘴里念叨，反复几次，她心里有了底，收拾碗筷洗涮去了。
第二天星期五，我娘领我上街。
食品公司门市部里，买块肉还得有肉票，我家难得割回肉，那肉票就一直攒着，一大沓子。经常，我爹拿肉票送人，也多是厂里的同事。虽说国家提倡勤俭节约，号召全国人民艰苦奋斗，但各家与各家的情况还真就不一样，我爹有回说，他们厂里的总工程师，是个天津人，每月去粮站领粮，都要把普通白面折换成精粉。
精粉是什么?我们起初连听都没听说过这个词。我爹大约也是刚有耳闻，他猜测说精粉应该就是头箩面。
店面肉案上躺着不多几绺子肉，红白相间，肉皮上隐隐可见黑黑的毛茬，像男人们未刮净的下巴，泛着些许青色。我娘横挑细选，拣了一绺较肥的，售货员拿秤一称，说，二斤四两，两块八毛八。
小心翼翼解开手绢包，付了钱，我娘领我又去了粮站。
粮站门店里蹲着两口缸，缸沿上各挂一只木勺，售货员懒懒地打量了我娘一眼，介绍说，散酒分两种，一种是高粱酒，一种是红薯干酒，高粱酒八毛一斤，红薯干酒七毛一斤，你要哪个?
我娘问：“哪个劲儿大?”
售货员一笑，回答说：“都是五十五度，差不多酒劲，七毛那个倒是更容易醉些。”
我娘递过塑料壶，不假思索说：“给灌两斤。”
从粮站出来，又去副食店割了两毛钱豆腐，八毛四买了两盒“芒果”烟，我眼瞅着，我娘手绢里只剩一张红色的“女拖拉机手”了，本想走到东门口时耍个泼，闹碗豆腐脑儿喝，这时也不敢了，我琢磨着，这一元钱大概也留不到天黑。
果不其然，回到家，我娘直奔房东爷爷屋里，瓦罐里拣了七八颗鸡蛋，那一元钱便只剩几张毛票了。房东爷爷问，有客人要来?我娘轻轻“唉”了一声。
菜蔬已备全，还差个掌勺的。这夜躺下，我爹问我娘：“都齐了?”
我娘回答：“齐是齐了，可我不会做肉，往常在村里，倒是见孩他姥爷做过几回，又是蒸又是煮的，瞧着怪麻烦，当时也没用心记。”
“那咋办?”我爹问。
我娘沉默些时，说：“你就不用操心了，明天我去找下姜三狗。”
这个姜三狗，就是对门院程月英的男人。早年，他在国营旅社当厨师，大约有点机灵劲，没几年就离开灶火做了采购，也就是去年初，旅社修缮仓库，有一口袋软米被误当作河砂丢在了院角，三狗对仓库里那点东西门清，每天盯着那袋软米，动了好多心思，终于，某天，趁人不注意，他将那个袋子扛回了家。
许是三狗人缘不好，抑或是他由厨师而采购太招人恨，总之，没过两天，他偷公家软米的事被人举报了，公安局搜他家，那袋软米刚拆了线，他老婆程月英端着个洋瓷碗正准备舀米上笼屉呢，当即人赃俱获，三狗被带到看守所坐了半年牢，出来后，工作也丢了，那个悔呀!
三狗坐牢那段日子，他女人程月英要闹离婚，这俩人本就不很般配，三狗矮，人也丑看，程月英高且白，当年也是相中了三狗手里端着个铁饭碗才嫁给了他，而今铁饭碗没了，还有什么可留恋的?女人将离婚协议带到看守所，让三狗按手印。
这当口我娘多管闲事，按说人家两口子离婚关她甚事，可我娘闲得发疯，跑到程月英屋里好一通劝，说三狗人在难处，你咋能撇下他不管呢?再说，孩子都三个了，你一走，受制的不是大人，是这几个娃。当初，你也算图了三狗一处，三狗呢，犯上这么个事，也还都是为了这个家嘛!这左一回右一回地劝，竟把个程月英给说哭了，到后来，离婚的事便不再提。过了半年，三狗出狱，知道了其中内情，对我娘很是感激。
且说次日清早我娘去了三狗家，讲明来意，三狗问：“几个人的席面?”
我娘说：“连上他爹，也就四个人。”
“割了几斤肉?”三狗又问。
我娘嗫嚅道：“二斤四两。”
三狗扑哧一笑，说：“嫂子，怕不够吧?烧肉这东西，耗不尽油不好吃，耗尽了呢，又脱分量，二斤肉至多做三个碗子，一上桌转眼就没了。”
我娘涨红了脸，转头看一眼程月英，低声说：“也不怕你两口子笑话，这不是赶鸭子上架，照着屁股裁裤子吗?”
程月英两口子于是都明白了，姜三狗寻思片刻，扔掉手中烟头斩钉截铁道：“没问题，二斤四两就二斤四两，保管让你体体面面请回客，包我身上吧。”
有三狗这句话，我娘就放心了，回家准备第二天的事务。
星期天一大早，三狗拎着炒勺并一小袋山药进了家。
“拿山药做甚?”我娘有些纳闷，“占用你工夫也就罢了，还带什么菜呀?”
三狗说，今日这席面，还真少不了我这几颗山药呢，说罢，支锅切肉，这肉也是真不经切，几下就切好了。
取几块猪膘耗了点油，先给肉上色，猪皮上抹一层黑酱，下锅炸，直至肉皮冒起燎泡，那肉也便由白转红了。三狗将肉捞至冷水锅里，下足调料，用猛火煮，又担心会煮烂，时不时拿副铁筷子戳一戳肉皮。
“英雄一辈子，耍得一副好筷子。”三狗挥舞着手里两支铁家伙，颇为自信。我娘见状，更觉心里踏实许多。
那七八颗山药蛋削尽了皮，切成鹅卵石大小的块，也下了油锅，油少，山药蛋又太能吸油，因而不敢使劲炸，稍一变色便捞起。我娘这才明白，那山药蛋原来是给烧肉做衬的。
肉出锅，晾一晾便要码碗，三狗将肉切成片、切成块、切成斜旗状，每个碗里放一点，再衬以更多的炸山药块，加盐，添花椒水，之后便上笼屉蒸。
这当口，王副厂长一行三人来了。
三人都骑自行车，王副厂长的车子尤其新，车圈、辐丝都亮闪闪的。我爹慌忙将客人迎进门，递烟、倒茶、介绍家庭成员。王副厂长见屋外灶台上冒着腾腾白气，且香味扑鼻，客气道：“老刘呀、弟妹呀，同志们随便坐一坐嘛，别搞得太复杂。”
我爹我娘满脸堆笑，几乎是用同一个腔调回复道：“不复杂、不复杂，家常便饭。”
我爷爷此时却躲在了另一间屋里不肯出门，作为请客事件的始作俑者，他竟然怯场了。我娘劝他，也不出去跟你儿子的领导见个面?我爷爷瞅一眼窗外那辆亮锃锃的自行车说，见个甚?我一个老农民，又不会说话。
这边抽了一通烟，喝了几遍茶，菜就准备上桌了，家里孩子们都被支到了我爷爷屋里，闻着外面的香味，我的几个哥哥分头讨论鸡蛋和猪肉到底哪个更好吃些，我脑海里则浮现出《东周列国志》小人书里君王们大宴宾客的画面，桌上、地上摆的都是肉啊!
约莫过了半刻钟，我偷偷溜进西屋，瞄一眼摆在正当间的八仙桌，实指望那桌子上能剩下些什么，然而碗碟大部分都空着，只余下些汤汤水水，不多的几个肉碗里，横七竖八码着几段山药块。我爹头上泛着汗，一个劲地嘬纸烟。
王副厂长也在抽烟，脸绷得铁青，两名陪客举起杯子劝酒，王副厂长似乎有些不情愿，终于，他端起酒杯一饮而尽，末了，拿着竹筷在盘子里划拉那几块山药，笑说道：“老刘啊，你这是……这是……让吃啥呢?”
我爹的脸色就更难看了。
这当口我娘端着面碗进了屋，七寸大碗，碗里盛着细切的包皮擀面。这包皮擀面，是用白面裹了高粱面擀就的，因为有层白面，那时节也算稀罕，一般人家平常也难得吃一回，总是待客了才肯做一顿，毕竟，净白面不是谁家都能吃起的。
面的浇头是粉条、山药块熬的卤，几段干辣椒、碎芫荽做点缀，红绿相映，颇有章法，可见姜三狗是下了一番心思的。
我娘将四碗面分别移至众人面前，那桌上的碗碟惊得她差点趔趄，五个烧肉碗，除了山药块，什么都没剩下，鸡蛋和豆腐更是连渣都不留。隔着桌子，我娘跟我爹交换了下眼神，我爹正没好气呢，使劲剜了我娘一眼，那意思不说也明白——瞧你弄的这顿吃喝。
慌里慌张地，我娘出了屋，这厢王副厂长拨拉了几筷子面，停住了，又抽了支烟，勉强再吃几口，终于，王副厂长说，散酒的后劲还真不小哩，我到外面透透气去，说完，端着碗走出了屋。
出了屋的王副厂长直奔鸡窝而去，那会子我娘正好去茅厕小解，解毕，刚直起身，就见王副厂长将那碗自己精心擀过、精心切过，最后又精心调过的面毫不怜惜地“哗哗”倒进了鸡食槽里，我娘瞬间就愣住了，随后觉得站着不妥，连忙又蹲了下来。这时候，房东爷爷家的鸡们已聒噪成一片，我娘蹲在茅墙下低声啜泣，竟然没一个人察觉。
这天中午我没吃饭，趴在炕沿上瞧我爹他们喝酒，我爹显然是喝大了，脸红脖子粗的，那几个人倒没怎么喝。后来，我就睡着了，醒来时，天色已擦黑，席终人散，屋里屋外都静悄悄的。我突然觉得肚子饿，想起中午吃的是包皮擀面，寻思锅里兴许还有剩饭，那可是裹着一层白面的哦!于是悄悄下炕跑到了灶间。
那碗剩饭搁在灶台边的架板上，远望，能瞧见里面那一星鲜红的辣椒丝，我喜不自禁，走近架板吃力地用手去探高处的碗，探是探着了，却没能抓住，那碗劈头盖脸地砸了下来，最终碎在了地面上。
听到响动，第一个从屋里跑出来的是我爹，见了这情景，不由分说将我按倒好一顿打，边打边骂，贱骨头，让你贱，让你贱。我分明能闻出他身上的酒气，心里盼着如能有个人出来救我一下就好了，于是我放开嗓子大声哭嚎。
之后我娘跑了出来，之后我爷爷也追了出来，我已经被打得上气不接下气，我爷爷一把搡开我爹，将我搂在怀里，高声训斥我爹道：“你这是糟践谁呢?”
我那时并不明白爷爷话里的意思，只是觉得天越发地黑了，家里这几个人呢，个个都面目不清，有些悲愤，有些气短，像是被谁欺负过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