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二〇年十月，我大一开学。大学在省会新区，离得并不远，一百多公里，只是行李太多，母亲坐上火车，同我一路去学校。下了地铁，步行一点五公里，在校门口的泰山石前停下，行李大包小包，算起来得六七个。正值疫情，家长不能进校，新生只能在门口乘摆渡车，由学长学姐带领，将行李送至寝室。行李中有一个臃肿的塑料袋，洗脸盆和两把衣服撑子从破损处僭越出来，一个学长看到，对我说：“这学校超市里都有，你这是搬家来了。”一旁的学姐说：“新生嘛，没上过大学，都是这样。”我本就内向，这话让我有些发窘，不知如何回应，心下埋怨起母亲，原本依依不舍的情绪被急急地剥离开来，学长这么一说，我越发觉得行李的冗杂，一时间竟生出让母亲带着那些“可有可无”的大包小包原路返回的想法。
我心不在焉地与母亲左右并着，将行李一件件搬进摆渡车的后座，随着身子的一起一伏，我的脚步朝外悄悄移动，刻意与她错远了些，下意识凑在那群骄阳似火的学长身旁，将她悄无声息地排斥在外。母亲穿着一件橘黄色的短袖，经过多年的洗涤，短袖已经淡成了米黄色，布料垮了，衣角随风飘荡，泛着萎缩的褶皱，好像一碰就会碎。母亲的手臂一开一合，腰尚未弯下又匆匆直起，力气大得好像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母亲怎么这么有劲儿?当她弯腰时，头顶上干涸出蜘蛛网一样的细密白发，像鹅毛一般的雪花苍白地定格在她头上，在阳光下反着阵阵银光，像换了一个人——换成了一个真实的、年近五十岁的她。
当她起身时，马尾随着落下，指向那一片沁满汗迹的后背，能看出汗水流淌的曲折纹路。我这才发现，母亲已经汗流浃背了。她又一次俯下身去，消瘦的马尾辫散落两肩，这是我最后一个也是最大的一个行李箱——我唯一一件自己收拾的行李——里面是二十多本课外书。母亲两手背朝外，钳住行李箱把，腰背朝后倾着，手臂上青筋凸起，像在太阳暴晒下干涸的蚯蚓。我心口一疼，像被汗水蜇了伤口，将先前的行李堆好，跳下车座：“给我吧俺妈，不知道学校这图书馆这么大，早知道这些书都不用带了。我掂，你回去吧。”母亲说：“唉，自己的书跟借的那能一样?那说不定图书馆里就没这几本呢，你赶紧去坐好。”
我接过行李后，母亲并没有闲下来，她用手挨个摸着行李，清点起包裹的方位和数量，走了一圈，回来朝我叮咛道：“一共七个啊，别忘了有个大号塑料袋，口上系了根儿红绳，里面装着个薄被子，你能看出来，被挤在后座最里头了，下车时候得数清楚!别忘喽!”“我知道，我知道!”母亲的声音很大，全然不顾周围密匝匝的人群，我用苍白的语气喝住她，眉毛不由自主地簇起，眼里流出驱赶的意味，顿了一会儿，我以为她会不再言语，心中又泛起愧疚的苦味。母亲又用目光数了一遍行李，似乎省略了我刚才不恰当的话语，她看向我，又补了一句话，只是声音小了很多：“一会儿搬的时候找个人帮忙，一趟一趟搬，别努住了。”母亲的双手扶在车尾的不锈钢管上，像怕这车突然载着我离开。她说罢，松开了手，朝后迈了几步。我点了点头，坐在车上，搂着一个饱满的大书包，还是高中那个，任由眼神朝周围毫无目的地涣散。我转过身子，面对着百米之外宏伟的图书馆，心里空落落的，丰盈和落寞交织着占满心情，我丝毫不期待摆渡车开动，因为车一开我就要离开母亲，可我也不愿趁着这余下的时间与母亲延续未了的谈话，似乎又隐隐期盼母亲离开。我感觉身后有一双眼睛，正牢牢地盯着我的后背，母亲应该不会走，她就在我不远处。
摆渡车周围簇拥着不少家长，有的穿着风衣皮鞋，有的烫着时髦的暗红色卷发，有的画着眼影和口红在轻拭耳廓，有的挎着银光闪亮的皮包谈笑风生，她们像一朵朵自信的玫瑰，而我的母亲，像一株沧桑的菊。母亲这段时间给我添了好几件新衣服，我每试好一套衣服，她总会露出满足且安然的笑容，说这身好看。可我在享受新衣服的这段日子里，却丝毫没注意到，她的衣服还是她年轻时的那些，她没有给自己添置一件新衣，哪怕是一个棉质短袖。这些年，她的牙缝有些稀了，吃一些难嚼的菜常常会塞到，饭后需要花一根牙签的时间剔出。我记得小时候，她常常告诫我，不要轻易剔牙，这会让牙缝越来越大，母亲以前从不用牙签的……
摆渡车徐徐开动，除了我，车上还有五六个新生，有的人正倚着扶手玩手机，有的人在不住扭头朝人群挥手。我终究耐不住，转过身去，想寻找我的母亲，校门口人头攒动，母亲个子不高，一百多斤，十分清瘦，早已在人群中不见了踪影。有几处家长在远处密集地摆手，我想母亲或许就在那注视着我，我装作看到她的样子，朝那个方向，用力挥了挥手。
摆渡车就这样驶去，沿着正午阳光所指的方向，沿着校园里限速十公里的标识，沿着母亲脸上那一条条蜿蜒的皱纹，沿着母亲头上那一根根泛着光的银发，驶开了我的大学，驶开了我成年以后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