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创立之始，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对蒙古科尔沁部，采取的是招抚、瓦解、联姻、联盟等政策，笼络力量，全力攻明。清廷统治初定，则对各族分而治之，严格封禁蒙地，同时颁布法令确定蒙旗王的领土权，令其各守疆界不得越境。
同样是渔猎民族的赫哲族与鄂温克则没有那份野心，更多地满足于森林、河畔、鸟语、花香，偏安一隅。
据说赫哲族与鄂温克本是一脉，后来发生纷争，分道扬镳，一个以“渔”为主，一个以“猎”为宗。赫哲就是《柳边纪略》所记的鱼皮国，善用鱼皮做器物和衣饰。鄂温克常用的是桦树皮，做碗、做食物的囤子。共性是都特别能饮酒、作战英勇，1857年，他们用自制的桦皮小船“威获”击退沙俄武装航船。
满族的先人，古肃慎人，在《尚书》序、《竹书年纪》《山海经》《逸周书》《国语》《左传》等文献中出现时，始终带着浓厚的林莽气息。辽金明时期，同样是“聚族林居”“操劲弓长矢，射山为食”，为“树中人”“林中居民”。食禽兽之肉，取皮毛取暖，森林是他们的生命之源。
依山而居，树栅为寨，进可攻，退可守。努尔哈赤采伐大量树木，造起木栅凡城，宫殿、寝宫一律都是木头所造。采伐的木料于苏子河畔顺流而下至沈阳。用树木造船，独木小舟“威获”。一根树木，掏空其中，两端微尖，中张小帆，可乘坐三四人，“乱渡而流，捷若飞行”。森林保护了女真族的发展，能骑善射，纵马驰缰，都是在森林里练就的。对山林有着根深蒂固的情感。
长白山作为龙兴之地的龙脊、龙脉，除皇家的打牲乌拉进入采参、采珠、捕兽外，其余人都不得进入。凡查到以粮草车为掩护的、贿赂守边人员的、趁夜色逾城的一律或死或徙。
历经皇太极、顺治、康熙三朝，用时四十三年，完成柳条边封禁。“条子边西自长城起，东至船厂止，北自威远堡门起，南至凤凰山止，设边门二十一座。”入边门者“记档验放”。东北作为清的龙兴之地从此被封禁了。
春风还很凛冽、冰雪尚未化尽的时候，柳树就开始返青了。任取一截枝条，插进泥土，很快就会生根，长成一棵柳树。满族人们惊异于这种生命力，把柳树奉为神树。
清明祭祖时在墓地插上“佛托”。柳枝的多寡、五彩线绳的疏密，能体现一个家族的人丁兴旺程度。清明这一天栽植柳树有很好的寓意，生生不息，人丁兴旺。柳树之于满族有诸多意义，稳坐龙椅后的爱新觉罗氏在祖地上遍植柳树，就变得容易理解了。
柳条边插柳为墙，墙下设壕，各边门官兵驻守，戒备森严。每逢关内有灾逢难，边门处即摩肩接踵，集满疲惫不堪的流民。流民求生的决心震慑朝廷，他们敢于千里奔袭，有不顾查验兵士的武器强闯的，更有在关卡徘徊多日，寻机通过的。
乾隆九年(1744年)，大旱，从冬至春雨雪未下，越来越多的流民聚集在柳条边各边门。乾隆皇帝深感事态严峻，又顾及朝廷的面子，害怕留下朝令夕改的话柄，于是他告诉大学士，要密告大臣官员和奉天将军：“令其稍微变通，查明实系穷民，即行放出，不必过于盘结，亦不必声张。”
两年后的清乾隆十一年(1746年)，封禁的念头再度提起，为以儆效尤，乾隆撤职查办了奉天府尹霍备，定的罪就是对过关百姓失察。乾隆对此案作了批示。此案所涉出关百姓为数并不很多，之所以严厉处罚，意在杜绝此类现象再次发生，以示封禁决心。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清廷再申禁令：“盛京、吉林为本朝龙兴之地，若听流民杂处，殊与满洲风俗攸关……永行禁止流民，毋许入境。”
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直隶、山东大旱，大批灾民徘徊在柳条边外，颇有闹事的苗头。乾隆皇帝发出关于流民问题的谕：“凡有出关觅食贫民，毋许拦阻……”人这么多难保不生事端，何必查验禁止呢，即便是查了，你又凭什么来分辨哪个是灾区的，况且早一天让灾民出关，就早一些安排明年的春耕。此次清廷的态度全面软化，查验也免了，一概放行。
1793年，吉林夫余、四平、桓仁以东地区，将流民一万五千余人，落户编籍。
1803年，嘉庆帝重申封禁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