疼痛的前方
“能不能写写你姥姥?”
“姥姥怎么了?”
姥姥有个侄子，不，应该说是姥爷有个侄子。可是姥爷很早就死了，是灾害那一年死的。小脚的姥姥拉扯着三个年幼的孩子，住到了庄子西头，庄子东头的老宅子暂时闲着了。这个老宅子是祖上留下来的，姥姥的侄子盯上了这个老宅子。
侄子找到姥姥，要借宅子用，反正这宅子闲着也是闲着。姥姥心善，性子温和，与世无争，对人热心，况且借宅子的是本家亲戚——亲侄子，就答应了。
老宅子有两间半房子宽，带一个小院子。侄子一家住了进去，就把宅子当成了自家的，先在院子里搭一个大棚子，开始养猪，再把宅子里的几棵老树砍了，栽了新树。
姥姥找侄子说这事，咋把树砍了?侄子自觉理亏，就找一个借口，说这宅子算我租的，给你十块钱吧。姥姥不是一个善争的人，见他这样，叹口气，也就算了，毕竟念着亲戚之情。十多年过去，我大舅要结婚，姥姥想着要回老宅子，让大舅分出去住。没想到侄子竟然赖账不给了。侄子说，这房子是我租的，给了你十块钱呢。姥姥很无奈，说你住了十几年了。为了要回老宅子，姥姥说这十块钱我还给你吧，我不要了。姥姥还是念着亲情。那侄子收了十块钱，还是住着老宅子不还。
姥姥没有办法，就去大队找干部。大舅也去大队找干部。总得有个说理的地方。找了无数次，大队干部都是打马虎眼，就是不出面解决。因为那侄子的亲弟弟在大队当会计。一趟趟去找，一次次被敷衍，没有一个公正结果。宅子要不回来，硬是被侄子霸占了。
家里没有强势之人，就会受人欺负，弱肉强食，自古如此。姥姥心中是如何滴血地痛，已经不得而知。如今这件事成了母亲心中的痛。母亲说：“你姥姥这辈子过得太苦了。”
这事已经很遥远，我不知道该对母亲说些啥。几年前，我推荐母亲看李佩甫的小说，书中写了一个老实本分的农民，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家的大树长到别人家的院子里去了，村干部邻居私自扩大了自家的围墙，把他家的树霸占进去了。这个农民平白无故受欺负，一趟趟去找村干部，“说说，这事得说说，这事一定得说说。”可是终究也没人给他“说”出一个公正的结果。母亲看了这本书，对我复述过好几回这个情节。母亲说：“农村就是这样的。”我现在才明白，母亲那是有感而发，心中的痛被小说激活了。
因为弱小而受人欺侮，这样的事实在太多，像野草一样难以铲尽。原中央纪委书记吴官正在《闲来笔潭》一书中写过这样一件事：
最别扭的是,我家偏房出口的东边不到一米,就是邻居家的厕所,而偏房是我家做饭和吃饭的地方。每当我们吃早饭时,他就来拉屎,实在臭不可闻。几经交涉,邻家就是不迁走厕所,找村干部,也不管。有一天,父亲忍无可忍,要拿砍柴刀去拼命。母亲拽着他,大声喊我进去。我拉着父亲,哭着说:“你怎么这样糊涂,杀了人要抵命的,家里就你这一个劳动力,以后我们怎么过?你下决心送我读书,我们家总有出头的日子!”父亲软了下来,说:“旧社会受人欺侮,解放了还这样,日子怎么过?”这个臭厕所直到我上大学后,也不知什么原因,才迁到了离我家十多米远的南边。到我从清华大学研究生毕业参加工作后,用落实政策补发的六百多元钱,把这旧房拆除,在前面盖了三间平房,总算了却父母的心愿,弟弟找对象时才有了一幢砖瓦房。
读这段文字时，我还在中央纪委西院上班，感触尤深。那天中午和同事散步，说起吴官正写的这段文字，同事回头看了一眼我们身后的大院，说，在这里上班的最大好处，是不会受人欺负。记不清是哪个同事了，却记住了这句话。由此感叹，人生在世，要么强大，要么放下，要么为不受欺负去努力。
不想让母亲为这事再纠结或痛苦。疼痛已经无法改变，那就放下。
梵志拿了两株花要供佛，佛说：放下。梵志放下了花。佛又说：放下。梵志说：两手皆空，更放下什么?佛说：你应当放下外六尘，内六根，中六识。
佛说的放下，并不是要我们放下事业和家庭，是放下虚荣、贪欲和怨憎。怨憎是人生八苦之一，当然要放下，放下才能得自在。肩挑手提，终是负重，放下才会轻松。但是，放下，并非是忘记。
母亲其实已经放下了。前几年，村里有个小伙子来北京做生意，打着我小舅的旗号找过我。他在电话中说了一大堆我们是怎样怎样的亲戚，我听不明白，只知道他是姥姥庄子里来的，是同门亲戚。对他的要求，我尽力而为了。后来，我和母亲说起这事，母亲当时没说啥，只是笑笑。现在我才知道，这个找我的小伙子，就是霸占我家老宅子那个人的孙子。我很想知道，这个孙子是否知道他爷爷曾经的无赖和无耻?这个孙子是否从此不会有他爷爷那样的无赖和无耻?人性的盲点和黑洞，已经令我厌倦了。
母亲那时没告诉我姥姥的这一段经历，说明她没有刻意记在心里，或者不想让我受到影响。果然，母亲说，都过去了。那意思，已经烟消云散了。自从小舅从部队退伍回到村里，那个侄子的儿子逢年过节还去看看我姥姥，嘴上亲得不得了，就像啥事也没发生。姥姥没说啥，也像啥事都没发生，直到她老人家福寿九十多岁去世。
写出这件事，是记住，也是放下，当然还有其他。
青春的记忆
还有几天就过年了。
正在影院里看电影，手机震动了，是小勇。小勇问候我新年好，然后喜滋滋地逗我：“哥，名人呀，一吃面条，一说，都知道你家。”这些文字后面，是一串笑脸。我觉得好笑，便也逗他：“俺庄上的村民连我的小名叫啥都知道。”
小勇说，他给公司往各地送货，路过我的家乡，特意停在镇上一家小饭馆吃了一碗面条。几十年过去了，他还记得我老家在哪里，连我都很少回去了。他问店老板是否认识我。店老板说认识呀，就是“咱这里沈庄出去的人”。
想起小勇那一段最艰难的时日，很像眼前这部电影中的主人公，绝望与希望拼杂在一起，然后，往生一个新的世界。只是，他往生的是心灵的自我折断和救赎。时间能改变一切。
小勇是我的发小，比我小几岁，如今也已年过半百了。人生好像很容易就过到了半百，如果没有诸多过往的有意思的人或事来填充，还真以为做个梦就变老了呢。
那时候，我们两家住同一栋平房，砖木结构。他家住东头，中间依次隔着马家、张家、沈家，然后到我家，西边还有吴家，后来调走了。这是20世纪70年代，大山里的三线厂职工都习惯了过艰苦日子。住得拥挤，每家每户便在门前搭一间竹篱笆糊黄泥、盖油毛毡茅草的草棚子，做厨房，放杂物，有的也住人。
父辈是老乡，又是好友。两人的老家同属一个专区，两县相距不远。离开家乡的人好讲乡情，慰藉情怀，抱团取暖。我们这一帮孩子天天在一起无忧无虑地疯玩，收藏烟盒糖纸、推铁环、摔跤，去翻砂车间拣小铁球当玻璃弹子，或者分两派去大河滩的草地上打架……
小勇家有一个亲戚在县里当领导，于是他们调到了家乡的酒厂。小勇自然也跟着父母走了。
那家酒厂当时正红火，经常在电视里播广告。看到那个广告，我就会想到小勇。
1982年，我师范毕业参加工作的第一个春节，父亲领我回老家过年，特意绕道去了小勇家。小勇那时上高中，迷恋武术，大冷的天只穿一套运动衣，领着我在县城转悠，走着走着，突然就会来一个飞腿或一套组合，然后是一脸阳光的笑容。那次，我俩以县城里那座著名的历史名塔做背景，很认真地拍了一张合影，至今还保留在相册里。
后来，听说他高中毕业顶替父亲，也成了酒厂职工，专门做销售。十年后，我调到省城，之后在省委一家杂志社做编辑记者，忙得不亦乐乎。
记不清哪一年的哪一天，突然接到小勇的电话，他慌里慌张地告诉我，县里的人正在抓他。
我吓了一跳。以我的了解，他绝非坏人，武德也好，不偷不抢，更不可能耍流氓，县里为何要抓他呢?他犯了什么法，或者犯了什么罪?在我的追问之下，他简单地说了一个大概。
一个周六下午(那时还不是双休日)，酒厂召开职工大会，决定在下个周一之前，也就是说，只有两天时间，谁能拿出一定数目的现金(数目已经忘记了)，酒厂就归谁。这个消息像是从天而降。
第二天，银行不上班，有职工想凑钱，也只能是望洋兴叹。不过，有人却早有准备，胸有成竹，就这样，固定资产及仓库里的酒总计价值几千万的酒厂，被零资产改制了。按照厂里的政策，小勇可以领到几千元回家，从此与酒厂再无关系。
许多职工接受不了，特别是那些对酒厂有感情的职工，几代人都依赖酒厂的职工。气忿不过的人开始四处上告，小勇也在其中。有人找他做工作，私下允诺条件相对优厚些，让他偃旗息鼓。但是，小勇坚决不妥协。酒厂是他的饭碗，他对酒厂的那一份感情，不是多少钱就能割舍的，况且，他们怀疑转制过程中隐藏有猫腻。
小勇和几个人东躲西藏。据说有职工为他们凑钱凑路费，以示支持。
小勇找我，是想让我所在的媒体想想办法。这样的事，我能有什么办法?经过打听，得知小勇所在县的主要领导是我一个朋友的昔日同僚，于是和朋友说了，希望能网开一面。朋友传话来说，让他别告了，其他都好说。我把这话传给了小勇，他听了未置可否。我劝他，胳膊拧不过大腿，鸡蛋碰不过石头。说实话，我害怕他吃亏。
事后才知道，那年春节，从腊月二十九到新年正月十五，他是在看守所度过的。他调侃说，厂里打发的几千元回家费，都在看守所里喝稀饭了。听着除夕夜的鞭炮声，我想他的心一定冰冷而绝望，就像科幻电影中的流浪地球，濒临绝望与毁灭。他是否明白自己成了那个磕在石头上的鸡蛋呢?他是否明白现实并非都是粉红色的理想呢?不知道他是如何从看守所里走出来的，看到太阳的那一刻，心中有着怎样的波澜?毕竟，渡过那个艰难，迈过那道坎，翻过那道梁，一定有着漫长的路要走。
我无法想象，似乎又能想象。后来，再一次看到他的那一刻，他脸上的沧桑让我全都明白了。
从那之后，他成了一个自由职业者，开始了生活与灵魂的双重流浪。坚硬的现实能让人低头，也能让人活得更明白，更能让人重新打量脚下的路。除此，你又能怎样呢?毕竟不是赤条条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自认为真理在胸，宁折不弯抑或冥顽不化的，古来有几?时间就像一场不怀好意的大雪，填沟塞壑，愈合自然伤口，覆平一片白茫茫的世界。
二十多年过去了，其间，他做过许多工作，都是一种流浪的状态。他像一阵风，跑来跑去，为了生计，做这做那。对我来说，他的那二十多年基本是一个空白，对他来说，却是刻骨铭心。如今，他的妻子退休了，孩子成长为一名医生，他帮人开冷藏车送货。一部手机，一辆车，两百公里左右的地方，当天来回，他说感觉还好。
近几年，我俩加了微信，时不时互动一下。从他那里，我得知那个改制后的酒厂早已“破产”，他说过几年开不动车了，就去找个门面卖牛肉汤，请一个当书协主席的亲戚写个漂亮的招牌。和他说这话时，我正走在运河边上，眼前的石罅、砖缝和巴掌大的荒地，都被蓬勃茂盛的野草挤满了。
一天，他告诉我，他给省城送了一车小月饼，回去没货，便拐弯去三河拉了一车藕，此时，正歇息，吃方便面。又一天，他给邻县送饺子，路过我家。打了一个招呼，他就急急地告辞：“再见哥，天热，车厢里的饺子是冻品，不可久留。”
很多时候，生活让人灰头土脸，却无法让人死心，更无法让人泯灭心中的热爱和暖春。过去的都过去吧，一切风轻云淡，天朗气清。可是，过去的真能过去吗?沉淀下来的，不过是时光的一滴泪，连历史的鸡毛蒜皮都挨不上，但是，这颗风干的泪，却有着历史风尘的味道。
从电影艺术的角度，《流浪地球》赢得了热烈反响，口碑不错，似乎是国产大片的一个雏形。可是，它让我想到，人类生活在地球上，是否善待了地球?无尽的利益纷争，让那些大大小小的炸弹爆炸在地球的血肉之躯，将地球炸得百孔千疮、伤痕累累。每一次爆炸，人类的心灵是否感受到了地球的颤抖?人类贪婪地无休止地向地球攫取、压榨，将空气、水、土壤弄得污染不堪，炸山填海毁其容颜……在一次又一次或大或小的无情伤害之后，人类还很有“情怀”地带地球一起流浪、奔逃、向生。只是，恐怕不等太阳毁灭，人类自己就将地球弄得难以聊生了。
要善待地球，更要善待人人。
“哥，新年吉祥。”小勇说。
多么想回到曾经年少的无忧无虑的时光啊，可是，这个念头连科幻都算不上，这就是一个梦幻。然而，活在心里的梦，为何总也抹不掉呢?
何处不相逢
一觉醒来，快到北京站了。
火车风驰电掣，大地辽阔葳蕤，太阳嫩圆鲜红，田野、山峦、河流、房舍、树木远远近近地别过。这世界和人一样，清晨最为精神饱满。桑建敏在朋友圈发了一条短视频，内容竟然与我眼前所见一模一样，多的是她给画面配上了名叫《安静》的乐曲，让人更添至心的感动。“如此就好。”她的附言，显然已是深度陶醉。
我猜出了大概，不禁乐了：“这是去哪?”
“北京。”
“哪个车厢?”
“9号15床。”
“过一会去找你。”
“你也在这列火车上?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啊!”
是的，人生何处不相逢。年轻时不解此语，现在不年轻了才觉悟，年轻时的许多经历，都是命运埋下的伏笔，就像那些善良的植物，慢慢会有一个秋天的印痕。伏笔是春天的幼芽，终会从阳光下拱出来。仔细回味那么一下，会发现身后像是立着一个命运的导演。41年后的今天，在人生的深秋时节，谁会想到还有这么一个美好的邂逅呢?
一周前，受老友邀约，我参加了“安徽军工文化霍山行”系列活动，认识了来自淮海厂的艺术骨干陈先生，问他是否认识桑建敏，陈先生有点惊奇，说桑建敏就住在他家楼上，并问我和桑美女是如何认识的。
我恍惚起来，我和桑建敏认识吗?!
霍山位于大别山腹地，山高林密，主峰白马尖矗其境内。20世纪60年代中期，国家在该县创建了9家军工厂、1家军工医院，几万名职工和家属在此扎了根。我随父母到了厂里，就读于子弟学校。1979年，我初中毕业考上中专，填报的志愿就是军工系统的大江机械工业学校。
报到后才发现阴差阳错，大江机械工业学校那一年不招生，只与淮海厂合作了一个技工班，地点设在淮海厂。技工班招收中专生15人，其余皆为厂里职工子弟。当时，技工班还是一个新名词，是培养技术工人的，办不了农转非。我父母所在的厂有一百多户职工家属的农转非被文革搁置了十多年。考中专是一个捷径，能转户口还有工作，父亲极力推崇，因为他就是这样改变命运的。谁料想半路会杀出来这样一个技工班。
巧合在于，淮海厂的桑建敏考上了高中中专，被霍山师范录取，但是，她不想离开工厂。于是，地区招生办将我俩进行置换，重新投档，我读师范，她回厂读技工班，算是两全其美。
那天，厂里派了一辆吉普车送我去师范，接回桑建敏。吉普车在山里东转西转，不知怎么就转到了淠河岸边的师范校园。车停在一幢平房前，几个女生像是在送她，皆是花花绿绿的衣服。桑建敏长什么模样我也没看清楚，只记得一件红衣在眼前晃动。两年后，她毕业留在厂里。又一年，我在一家军工子弟学校当了孩子王。
我不喜欢当老师，受捆绑少自由，再加上读教育学院受挫，便改行做了政工。政工在企业有点像屋里的花，摆在那里会觉得周身无力，犹如一棵新鲜白菜慢慢蒸发了水分，于是跳槽，跳了两次，跳到自己满意。跳槽满足了我天马行空的野性子，享受了精神上的自由。
这么多年，我与桑建敏没有任何联系，也没有再去过淮海厂。淮海厂军转民成功，生产出了全国第一辆飞虎牌小汽车，很早就搬迁到了省城合肥。后来，其他军工企业也陆续搬迁进城，离开大别山已经二三十年了。
前几年，大别山的淮海厂旧址被改造成了月亮湾作家村，我父母所在企业旧址则改造成了仙人冲画家村，在全国影响都很大，铁凝、王蒙等人都去作家村考察过。这次军工文化活动，深度接触作家村、画家村也是重要内容之一。
活动结束，我回到合肥，向父母说起当年换学校的事，耄耋之年的父亲张口就说出了桑建敏的名字，只是他把“敏”错音为“明”。这让我惊讶万分，难以置信。父亲现在一天要吃三次药，每次吃几粒都难以记住，全靠别人给他拿好，没想到41年前的事，已经遥远得望不到边际了，他竟然记得这么清楚。
这件事像是刻在了父亲的心里。
父亲说：“你改变了咱们这个家庭的命运。”
有这么夸张吗?父亲的话将我曾经的一些幼稚想法碾得粉碎。那时我不谙世事，不知生活艰难，根本没有多想，甚至还为不能去读高中而耿耿于怀。
我太不懂父亲了。
父亲先是去了技工班，了解情况后再去地区招生办，请求重新投档，但是经办人怕麻烦，官腔撵人，不愿意办。父亲回到厂里，厂长竟然主动找他问了情况：“孩子上学的事咋样了?”厂长姓杨，山东人，是一位南下老干部。厂长知道了事情经过，当即就给他的老战友——地委组织部一位副部长写信。父亲持信再去，副部长很热情，当即打电话协调。
再到招生办，有关人员的态度和气多了，积极热情地很快就解决了问题。这件事至少让我有两点认识，一是高考制度恢复，确实改变了许多普通人的命运;二是在这样的人情关系社会，办个芝麻粒大的事都得依靠关系。好在那时候的人还很淳朴，思想还比较纯净，不像后来的人情关系被庸俗化、复杂化、利益化了。如今许多人感受到艰难、煎熬或扭曲，恐怕多是与这些无法摆脱的关系纷扰有关。
生逢其时或生不逢时，皆是个人体验。有人承受着时代的一粒灰，有人感受到了时代的一束光，这要看时代主流，也要看自己的运气，当然更需要自身的努力和追求。不过，似乎没有人能够跳越历史，必须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走过，才能到达一定的历史高度。
父亲说，这事过去一两年了，有一天他出差到合肥，在国防工办招待所碰到了那位副部长，副部长一眼就认出了我父亲，问道，你儿子读书的事办好了吧?父亲感激他的帮助，也感叹他的记忆力真是太好，为没有第一眼认出他来感到歉意……
41年过去，我和桑建敏只隔了一个车厢。
收拾好东西，我走了过去。车厢有点摇晃，我像是走在梦中，在落英缤纷的梦里摇摇晃晃，从阳春三月走到了漫山红叶。见到她倒是平静，就像见到一个多年不见的老友。那种幻觉又出现了，我认识她吗?若说认识，连一个正儿八经的会面都不曾有。若说不认识，她又是那么坚定不移地存在于我的生命之中。哦哦，一个陌生的老友。
这个符号式存在的老友，原来长得这么好看。
她不像是一个刚刚退休的人，可能是对摄影的热爱让她年轻吧。她说经常天南地北地跑，这次，就是和三十多位摄友一起去坝上拍照。
她想了想，问道:假如你不读师范，你会成为作家吗?
我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因为命运没有假如，就像化学上的元素氢和氧，可以成为水，也可以成为双氧水，却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一切皆缘，缘起缘灭，有着太多的不确定。人的命运何尝不是如此呢?
我说：假如你读了师范，你会成为摄影家吗?
她笑了。
我们无法把握过去和未来，那么，眼前的一切便是圆满，便是最好的安排了。
“咱们合个影吧。”
车停了，在清爽的凉风中，在熙攘的客流里，我俩兴致勃勃地与列车定格在了一起。41年前，我们没有留下青春的影像，41年后，我们留下了岁月的风霜，抑或，更有时光的累累硕果。
花不尽，柳无穷，人生何处不相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