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打车过去，离旗城大约有七八公里，我们面前是一个小工艺厂，看见大门上的字：儿童娱乐工艺厂。费丽站着，往工艺厂的园子里瞅，院子里绿化得很好，有两座低层的小楼。费丽说服了门岗，我们进去了。费丽说，门岗认识她，她以前来过。费丽带我在院子里走着，踩着石板小径，在玉兰树和紫薇树中间的甬道上，我们走到了院子的后边，停在一座小三层的楼前，找了个地方坐下来。费丽说，朱骆，这里原来是一家幼儿园，这座楼前有一座小院子，她比画着，在她的比画里我能想象出她说的幼儿园的样子。费丽说，她曾经是这家幼儿园的老师，那一年她刚从幼儿师范学校毕业，幼儿园是她父亲办的，在她毕业前办起来。她来之前这里已有四个老师，父亲那时候还办另外的企业。
费丽对我述说着，我们就坐在工艺厂的院子里，那把不锈钢的连椅搁在一棵玉兰树下，玉兰树上荡着干巴巴的树叶。草坪在脚下铺展着，很少有人打扰，只有偶尔从楼上下来的人，轻步走过小径，回过头瞥我们一眼，这个工艺厂估计只有在白天生产。费丽说着，我在这个幼儿园工作了三年，那时候我十八九岁，我和那些为数不多的孩子们朝夕相处，傍晚下班后其他的老师都走了，我还守在园里。班里有一个叫林川儿的孩子，有一天一直守在教室里，没人接，他期待地看着我。就是那一天我把孩子留在了幼儿园，我照顾他，给他做饭，照顾他休息。他家的情况我了解了，他父亲得了一种怪病，长期住在省城的一家医院，刚开始可以自理，不需要天天有人陪护，那段时间孩子父亲的病情加重了，离不开人，林川儿的母亲去了医院，那一天托付的人忘了来接。费丽说，我第二天知道那个托付人家里突然出了点儿事，她在大清早跑过来，看见孩子惭愧地掉下眼泪，说着林川儿和她自己家的情况。那一刻我告诉她，这一段可以让林川儿就住在幼儿园里，你们放心。孩子的母亲几天后回来过一次，抱着孩子只是大颗大颗地掉眼泪，对我说着感谢的话，接着是长达半个月都没再见孩子的母亲来。一个周末我带着孩子挤上火车去省城的医院，看见了孩子的父亲，一个其实蛮帅的男人。他躺在病床上，液体在往他的身上流，我带林川儿在医院待了一天，晚上带他回来。那几个月，我在每个周末都带林川儿去省城，去医院，也是第一次，我在回家的途中，把手表挤丢了。几个月后，比这个时候晚一点儿，林川儿的父亲还是走了，他还那么年轻，三十多岁的年纪，林川儿好可怜，他在幼儿园继续上下去，他父亲不在后林川儿的母亲每天都来接他，但林川儿有时不想走，我就把他留下来。
后来呢?
后来，林川儿上了小学，他的母亲再婚，把他也带走了。
你再见过他吗?后来?
见过，他现在已经上大学了，一个很帅气的小伙子，去年他从学校回来找到我，他在我面前还像当年的那个孩子，我们在一个小饭馆见的面，特意找了个小雅间，那一天是他的生日，他说费老师，我特意选了今天来见你，我想让你和我一起过一个生日，这么多年我一直记得你把我留在幼儿园，陪我坐火车、坐汽车去省城看我的父亲……他说着弯下腰，在我的面前深深地鞠了一躬……费丽要流泪了，她把身侧过去，有些哽咽，转过身，望着那座楼，说，林川儿那天还送给我一件礼物，她举起手腕，朝空口举了举，我看见她手腕上亮亮的一块手表……林川儿说，十几年了，我一直藏在心里，我一定要送给老师一块表。
我们站起来，往外走，天已经有些晚了，凉气越来越重，快走出大门时，她转过身，可你知道吗，我差一点儿把这儿烧了。我惊异地看着她，她说，也是这儿，我爸和我妈的婚姻出了问题，这个幼儿园的园长，是爸爸找的，我一直叫她姑姑，我的弟弟也喊她姑姑，她以后成了我的后妈。我再也不想在幼儿园待下去，不想再见那个女人。我紧紧地抓着她的手。她抽泣起来，肩膀在夜风中抖动，我一直不想自己的婚姻出问题，步他们的后尘，命运却是挡不住的。
我打的车过来了。
她说，一切都是劫数。
夜深了，我们回到旗城，找到一家面馆，吃着热面，喝了一小瓶的白酒。
八
我被派出采访一个山区的学校，创作一部关于留守儿童的剧本。我住在了山里，心完全静下来，那个我要采访的学校我连续去了几天，学校唯一的老教师打开教室之外的另一间房子，里边一张小床，他说你可以生炉子，也可以开电暖器。但校园太安静了，学校在半山腰，山腰下就是一道峡谷，凉风从峡谷里蹿出来，发出一种哨子样的声音。学校的外边是一大片野山坡，野山坡上长满了各种各样的野草，白天的时候山坡上跑着几只羊，慢腾腾地在那里吃草。我拒绝了老师，住在一家刚开的民宿里，民宿的院子里晒着刚收打的小米，黄澄澄的，另一侧晒着花生，花生壳散发着潮气……我在那里住了下来，我需要好好地体验和采访，去学生家走访。我知道这对我是一个考验，我在旗城的生活这几年波澜不惊，需要有一点儿声响，而且那个学校的老师和学生的确让我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