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六伯走的那天，下了一场春雪。一夜，村庄就素净了。
送殡回来，我和父亲坐在窗下喝酒。父亲说，等我空儿了，给他也拍一张大头照，跟文六伯灵棚下一模一样的那种。我点点头，端起酒杯，和父亲走了一个。院子里，翠鸟叫得没心没肺的。我听父亲说，你看自己的作品，是不是也像我看这些小鸟?我说，是的，这些鸟就是你的作品。父亲闭上眼睛，很久没再说话。
父亲拎着一笼金丝雀(他参加村爱鸟协会组织的比赛，拿了唯一一个特等奖)，我给他拍了一张照片，署名“艺术家父亲”。父亲看完很满意。第二天，我在回复阿德瑞的邮件时，父亲走进来，说他看了一下，那个拐弯的梯子，他可以做，让我别再花冤枉钱了。
我和父亲合作，开始复制索尔·勒维特的“Z字形梯子”。我们打算一气做二十个，免费发给村民，扩大扩大影响。制作的时候，父亲说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不能光想着艺术不艺术的，还要考虑到好不好使。
梯子做出来后，被村民们一抢而空。父亲留了一架，安装在过道，上面挂满鸟笼子，这里一时间成了鸟的王国。一个邻居，将梯子45°斜角固定在墙上，当博古架使，摆上全家福和纪念品。一个错过分发的年轻村民，炮制了一个木质的版本，挂在婚房当吊柜。我问他，家里有梯子和没梯子，差别大不大?他说，那大多了。很多人来我家里，都说这个梯子不孬。
随着项目的进展，我在给阿德瑞的邮件中写道：
亲爱的阿德瑞：
你好!
很久没和你写信，有些不知从何说起了。
在上次信中，我和你谈到了安迪·沃霍尔的“玛丽莲·梦露”，村民们都很喜欢。最近，有个村民，请我在他的婚房里再作一幅，由他的未婚妻来决定底色。他还想把卡尔·安德鲁的“25块钢板”铺在客厅的地上。理查德·朗的“圆圈”，我现在打算用枯树枝摆放在村外的河堤上，因为之前看中的那块空地，被主人搭了瓜棚。这样的话，要等冬天来临，我才可以找到更多的树枝。
这里一天比一天热了。索尔·勒维特的墙画前，柿子树疯狂生长。人们早就适应了它的存在，加上树叶的遮挡，没人再对它多看一眼。我知道，到了深秋，树叶凋落，这些墙画又会被过路的人看到。
约翰·考美林的“嘻哈”终于制作好了，安装在小卖部对面的墙上。一到傍晚，“嘻哈”就开始闪烁，村民们聚在那里聊天、打牌。大家都觉得这个作品喜庆。约翰·考美林曾告诉我，这个作品想表达的是一种喜悦。那么，这种喜悦已经被这儿的人们接受了。只不过，房主在灯光前种了几架豆角，用不了多久，豆角就会爬满豆架，挡住灯光。看来，艺术和人们的生活一旦碰撞，艺术是要让位的。
丹·弗莱文的“55个环形荧光灯”，是我父亲邀请他的两个好友设计并完成的。因为放在我家后墙上，我母亲特地做了一个很大的红色防雨帘。每到黄昏，我父亲就像剧场开幕一样，拉开幕布，打开灯光，迎接观众的到来。我看着这个作品离开美术馆的白盒子，置身于一个充满泥土和牛粪味儿的地方，被一群赤裸着上身的村民围观，就觉得这一切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想。但是根据维特根斯坦的告诫，对于不可言说的东西，我们必须保持沉默。
阿德瑞，你作为这个项目的策展人，对此有什么新的看法?另外，项目经费快花光了，我希望获得你的继续支持。
期待你的回复!
你的好友
邮件发出去后，我打算上图书馆看看。路上经过王传德的小卖部，他伸出头和我打招呼。他的嘴唇上下翕动，声音一出来就好像被太阳吸干了。小卖部里很黑，白天也亮着灯。由于明暗反差，我走进去时，一时什么都没看见。等看清，我从堆满货物的架子上，要了一包凤鸣塔，挑了两袋洽洽瓜子和旺旺仙贝(给宋香草和她儿子的)。冰箱上的旧电视机里，正在放神舟十号对接嫦娥玉兔奔月。玛丽莲·梦露的粗制印刷品，用透明胶带纸贴在斑驳的墙上。绿脸梦露的鼻尖上，落着一只小小的灰蛾。我慢慢撕掉烟盒包装。烟丝有点干，还辣嘴，我抽了两口，掐灭了。王传德把机顶盒左右晃了两晃，屏幕上的雪花消失了。三名宇航员站在舱口，对着镜头挥手致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