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看到这里，说：嗨，与张爱玲同活在一个世上，也是幸运，有她的书读，这就够了。而余秋雨则说：她死得很寂寞，就像她活得很寂寞。但文学并不拒绝寂寞，是她告诉历史，20世纪的中国文学还存在着不带多少火焦气的一角。正是在这一角中，一个远年的上海风韵犹存。
都说文人相轻，又说同行相妒。为什么此刻的作家纷纷向张爱玲表示了自己由衷的敬意?这究竟是中国文坛的幸运还是张爱玲本人的幸运呢?
在最后的时刻，张爱玲能够安详地躺在地板上，心脏停止了跳动，未受到任何痛苦，真是维持做人尊严、顺乎自然的一种解脱方法。上帝用朱笔勾去她名字之前，以别样的方式让她有了死亡的选择权。
张爱玲从来不怕死，在她的文字言谈里，“死亡”于她也从来不成为一个诅咒的字眼——她选择的，本身就是一种如同死亡一样孤绝的生存方式，以及如同她的生存方式一样孤绝的死亡。就这一个意义而言，张爱玲数十年的“虽生犹死”，就是一部世间难得罕见的奇书。就死亡、末世、畸异、虚空等等意象的营造来说，唯一超过了她以往作品所提示的高度的，就是张爱玲自己的生命现象本身。她没有拒绝人生。她只是拒绝苟同这个和她心性不合的时代。
张爱玲的苍凉是与生俱来的，这也是她的生命基调。她一定没有泪，她不会有泪，泪是后人为她流的。
张爱玲是永远的。像一个大上海的幽魂，活在许多爱她的人的心中，她是那死去的蝴蝶，仍然一来再来，在每朵花中寻找它自己。
因为她的离去，月光都像魂魄了。
因为她的离去，河流都有些呜咽了。
而她毫不迟疑，淡然离去，朝向大海，朝向旷莽的未来，留下叹息一样的长长的背影。
这背影穿过上海的繁华与喧闹，穿过洛杉矶冰冷的头颅，在我触摸的一瞬，一病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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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年尾岁末，人们总不由得要回过头去检索一下一年来的工作业绩。文学同样也不例外，总有一些年度的文学选本被推向图书市场，尽管也有非议，但年复一年，年度文学选本的热度丝毫不减，可见这种总结性的文学选本还是有读者喜欢的。为什么会喜欢?因为现在真是一个文学大生产的时代，比如中短篇小说，每年在正式刊物上刊登的作品大概就有数万篇，读者需要有沙里淘金的耐心才能从中读到自己喜欢的作品。好的年度文学选本是在替读者做这份沙里淘金的工作。当然这得取决于选编者的眼光。中篇小说的选本和短篇小说的选本都是读者喜欢的，相对来说，中篇小说的选本更难选一些，因为受到篇幅的限制，一本短篇小说选集可以选取二十余篇作品，而同样厚度的中篇小说选集只能选取八九篇作品，这本选集仅选了八篇作品，要在众多的作品中做出最终的取舍，真是左右为难。因此对于一个中篇小说的年度选本来说，遗憾无疑是多多的。这倒不是说，2010年的中篇小说质量有多么地高，而是说当今的中篇小说创作呈现出多样化发展的趋势，不同类型、不同风格、不同题材的作品交相辉映，从整体上说，大大丰富和扩展了中篇小说的内涵和色彩。如果要想比较全面地反映出中篇小说在这一年内的态势的话，仅从这八篇作品来看是不够的。好在年度的中篇小说选集不是给上级汇报的年度总结，即算有所遗漏也不会影响到发奖金。关键是通过这八篇作品能够看出这一年来作家们的努力还是值得肯定的。
首先值得关注的是作家对精神性的追求。中篇小说特别受读者的欢迎，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篇小说的长度最适合讲故事，稍微复杂的故事在短篇小说中就无法展开，而中篇小说能够把故事讲述得跌宕起伏，又不至于拖沓而令人开始生烦。但不少小说作家也被故事所累，他们只注意到如何把故事讲得有意思，却忽视了小说除了讲故事以外，还应该传达出更多的内容。小说作家永远都得记住：小说大于故事。我欣赏那些不仅故事讲得好，而且精神内涵更丰厚的小说。蒋韵的《行走的年代》就是这样一篇颇具代表性的作品。小说写了两个女子，陈香和叶柔，两个女子的爱情都是由一位叫莽河的诗人点燃的。可是我们在阅读中逐渐感到了其中的蹊跷，原来两个女子遇到的并不是同一个诗人，一个是真的莽河，一个是冒名的莽河。直到有一天，陈香发现她的孩子周小船并不是莽河的血肉时，她的精神完全崩溃了。叶柔虽然与真的莽河幸福地走在了一起，却同样是一场悲剧，她死于宫外孕。蒋韵讲述的这个复沓的故事的确充满了隐秘性，但在隐秘性的背后呈现出来的却是一个残酷的现实：我们的肉体和精神难以完美无缺地行走到一起。诗歌是多么美好的东西，可是陈香因为热爱诗歌而遭遇到最惨烈的精神打击，她因此会承认诗歌是残酷的说法。莽河则在精神的绝境中醒悟到，尽管他曾经是一个诗人，但他并没有真正爱过诗歌。蒋韵在这篇小说中一如既往地表现出她对生命存在的困惑，困惑于生命存在，是蒋韵小说的一个重要内容，而在这篇小说中她将诗歌精神与生命存在、生命意义放到一起去思考，给了我们更多的启发。蒋韵大概喜欢大树，各种各样的树，常常就进入到了她的文学意象之中。《心爱的树》《栎树的囚徒》自然都少不了树，而《行走的年代》为我们描绘了一个最富有诗意的文学想象，就是和一棵树相遇：“你走在一条乡野间的大路上，如洗的蓝天下，金黄的杨树，或者，银杏树与你突然遭遇，那时，你会被这种纯粹的、辉煌的美所深深感动。”蒋韵自己就是一棵树，她站立在大地上，一点也不浮躁，一点也不张扬，她从来也不大声喧哗，但她的绿色映入了我们的眼帘，让我们明白了，典雅的精神具有丰沛的生命力。蒋韵是一位追求精神性的作家，因此她能够摆脱具体是非的纠缠。在蒋韵小说的意象中，一些高贵的、艺术的东西往往成为其基本的元素。在《行走的年代》这篇小说里，诗人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元素，小说中的那位为诗而忧伤的女孩叶柔说：“从平庸的日常生活中出逃，那是诗人的本质。”诗人的本质，也许这就是蒋韵在小说写作中所要追求的东西。方方的《刀锋上的蚂蚁》有一个很好看的故事，一位德国退休的法官热情地帮助一位中国的画家鲁昌南，让他成为了世界有名的画家。作者想通过这个故事告诉读者什么呢，是告诉读者国外也有雷锋式的英模人物吗?显然不是的。读者一定也会像小说中的那位中国画家一样，很想搞清楚这位德国的退休老人为什么要这么热情地帮助他。这位德国老人叫费舍尔，费舍尔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他的收获就是他通过自己的努力证明了他退休后仍然有能力干成一件事。他说他用不到两年的时间让一个人改变了命运。这个人曾经像一只受伤的鸟，他帮这个人打开了翅膀，可以在天空自由地飞翔了。因此他也很快乐，他的收获就是快乐。人们并不接受费舍尔的说法，因为他们觉得费舍尔付出的实在是太多，付出那么多难道就为了得到这么一点点快乐吗?因此他们不相信费舍尔说出了真正的原因，包括画家本人也满心疑惑。但事情就是这么简单。我希望读者们在读这篇小说时，格外关注一下费舍尔和鲁昌玉这两个人物。鲁昌玉是那位画家的妹妹，妹妹一直是哥哥最坚定的支持者，她相信哥哥是最优秀的画家，为了哥哥的事业，她同样无怨无悔地付出一切。鲁昌玉和费舍尔属于同一种性格，他们只要从自己所做的事情中得到快乐就很满足了。方方在小说中其实说了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一个人要获得幸福感是很容易的。但仔细想想也不容易，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被世俗功利所困扰，能够像费舍尔和鲁昌玉把快乐的过程简化吗?这大概就是方方这篇小说标题的寓意所在。在刀锋上行走的蚂蚁无疑是紧张的，但蚂蚁为了生存又不得不紧张地行走下去。为此方方并没有将这篇小说写成一篇批判以怨报德的道德化小说，因为鲁昌南不就是一只在刀锋上行走的蚂蚁吗?事实上，现实生活中的人们，大多数不都是在刀锋上行走的蚂蚁吗?因此这个世界才变得复杂起来，简单的道理在这个世界上也就难以实施。小说于是在结尾处笔锋陡转。费舍乐在中国再一次见到鲁昌南的妹妹时，发现她并没有因为哥哥的成功而改变生活，他的快乐感渐渐消失，因为他看到在改变一个人的命运的同时可能会给另外一些人带来伤害。但鲁昌玉丝毫不这样认为。她说她怎么要抱怨哥呢，“哥哥变了是因为他的生活变了，我们没变是因为我们的生活没变”，这就是一个中国普通人的生存观和价值观。这是一种比费舍尔的快乐哲学境界更高的一种哲学。其实在中国大地上，在我们的身边，就有着许许多多的像鲁昌玉一样达观的普通人，但我们从来都是忽视他们，更不会想到要去褒扬他们。唯有作家方方想到了。这就是作家的良心和职责，这就是好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