稀缺与过剩
一大本诗集是一种诡异的现象。一本诗集，尤其是集体的、合集的，看起来如此奢侈。世界上再也没有什么比一本诗人的合集更奢侈。奢侈到挥霍、浪费、过剩、贫瘠。翻开一本又一本这样的诗集、合集、诗刊，过剩掩饰了稀缺。诗在整个世界上是奇缺的。然而诗集在这个世界上又如此过剩。就像真理的奇缺与印刷物过剩之间的反讽一样。大部分著作是“疑似哲学”，大部分诗集是“疑似诗歌”。这么多的诗集和书籍使我感到难堪——何况我还要写那些“疑似”什么的文字——直到偶尔从一部合集中听到一个陌生的声音，把一大本诗集从物品式的堆放中拯救出来，把自己从一个几乎陷入沮丧的下午投入一种灵感。
疑似经典
经典化就是一部书的现在时的结束，属于失去现在时的事物。但一切经典都渴望抵达更远的未来。处在“终结观”或“结束论”之中的写作不会再有经典，因为已经没有未来，所有的事物都是短命的，都只有一个片刻的闪耀。
“当心，魔鬼，它老了。”
《浮士德》第二部中的一句诗：“当心，魔鬼，它老了。要认识它，你们得变老。”韦伯在“以政治为业”的演讲中引用这句诗的意思不是指的年龄，“重要的不在于年龄。重要的是正视生活现实的义无反顾的精神和承受现实并在精神上胜过现实的能力。”他在这个演讲中稍后的地方说：“政治意味着兼用热情和判断力坚毅地钻透硬木。如果没有反复地在人间追求不可能的东西，那么，可能的东西也实现不了。”其实韦伯本人也只能在“以学术为业”中做到这一点。这样三句话足以成为写作者的铭文。
写作与说话
大多数“写作”正在变成“说话”，“有事说事”而已。这样的语言观念无意中确立的是“事”的权威性，而不是语言或表达对事的影响与塑造。语言拥有其文学性传统或诗性的功能，通过书写或后世的写作，持续地对人类活动与事务构成一种经过论述的影响。写作把语言影响事务的效能置于更远的场所。而今，即时通信和电子媒介扩大了与图像相伴的声音的权威性。声音具有即时在场的属性，书写在模仿着说话，模仿着声音。写作：书写、印刷培育出的为着耐心、反复、细致阅读的而产生的写作在急遽退化。说话只要有一点即兴的热情就足以，比起写作来，说话没有文体的考虑，没有深邃的秘响旁通。说话开始对写作起支配作用。人们用说话的方式要求一切写作。写作的旨趣即语言文字的旨趣将遭遇大量话语噪声的尘封。这意味着言语、说话直接参与到行为之中，不再留在思维自身的领地。如果没有纯粹的思维，生命就没有那么高贵。
复数的自我
一个人是复数的存在物。按照某个原始民族的说法是每一个人都拥有三个灵魂。一个人的自我是复数自我中的一个。自我是一个时间上的序列呈现过程。自我的生成没有终结之时。对于写作者来说，即使当生命终结他的复数的我还会继续成长下去。因此写作作为永远的成长现象值得一试。
一个人的创造力取决于这个复数的我与唯一的我之间的充满灵性的对话。
旋律与成语
在音乐中不是也存在着大量的成语组成的句子吗?如果乐句也像语言一样是一种表情或表意的话，它的句法或修辞也会由于因袭而成语化。它的表述过于成规化，对于倾听来说过于熟悉，它的表情因素因为程式化而不再具有个性或感性的力量。新的表述将通过“音响颗粒”而重组语言，就像语言中消除了成语化的用法而分解着句法和词汇意义一样。
诱 惑
有时我依然会受到这样一些概念的诱惑：“灵知主义”。忍不住会产生了解它的愿望，但翻阅这些书恐怕就像带着好奇心的小孩子剥洋葱一样，会失望地发现里面没有什么秘密。也许会有一些想象和情绪，有教义与神话的碎片，但不会有真正的“灵知”。它会诱惑思想离开一个平凡、因诚实而痛苦的立足点，进入由一些言辞的闪烁所构成的虚假秘密。它最终的依托只是早先的文本，仅仅是这些文本的古奥与碎片性质的圣言构成了类似于秘密的阅读感受。而研究者所能做的，只是对这些文本的注释与翻译活动。却难以赋予新的寓意。也许，没有人指望这些文本作为有说服力的论断，仅仅是作为一种寓意而存在着。
最诚实的“灵知”是(人心中的)灵的受难史的知识，它渴望着作为救赎的知识，但却是作为一系列知的失败所构成的。救赎的失败加剧了苦难，却也改变了受苦的属性，伴随着这一过程，救赎性的知识也由悲剧神话变成了知识的喜剧。这些对我构成了一种真实的诱惑。
口语与书写
在口语表达之前，我一点都不喜欢事先写好，那样演讲的时间就不是一个真实的时间，而是一个自己的重复、一个前一时刻的复制品了。其中的虚假还包括着真实的、此刻的自我不在场。不知道为什么我有点固执这个，宁愿语塞一时，而不愿事先备课。这个习惯是我骨子里一个“口语主义者”或口语本源论者吗?或许是不想让书写或文字覆盖了稀少的说话或口语表达的时刻吗?虽然我喜欢写作，喜欢书写，那是因为我是孤独的，是因为假想的读者不在场;也因为我热爱书写表达方式中允许更多的复杂性、歧义性和来源不明的神秘主义。可是在面对听者的时候，如果还是以书写为本，那岂不是取消了口语表达吗?是不是口语中的表达更多地体现了我意识中的“在场”，思想的“不完备性”和“未完成性”?
身体的思想
人们今天把身体或肉身过度地小资化了。在古老的范畴里，肉体意味着暂存、痛苦与死亡，意味着激情与罪孽，身体纠缠着一个注定腐朽与死亡的物质世界。这正是与身体一致的思想所恐惧的，正因如此，思想才渴望与纯粹思维的灵魂相统一。今天关于身体的思想被狂欢化了，或许不过是被一些小伎俩娱乐化了。似乎彻底告别了贫困、饥饿与疾病——似乎欲望与满足欲望的对象近在咫尺——然而，如果有音乐的听觉的话，思想就会进入身体的半音区，痛苦与死亡，激情与罪孽，依然在那些黑键上演奏。
一个日子
一个日子像一片巨大的阴云，覆盖着所有的日子。这是你从未想到过的。你不知道恶，会胜利这么久。你不知道失败会持续这么深。它使所有的快乐打了折扣，它让你的一生打了折扣。为什么一切都要与它对比，都要拿它做比值?为什么这个道德的负债使一切都失去了价值?
除了这个冷冻的社会记忆，埋在一些人的心底，其他的一切都迅速地腐败了。伴随着打折的贱卖的生活，社会的道德溃败成为权力腐败的殉葬品。腐朽与污染也建立了自身的生态链。
瞬 间
夏日傍晚，车终于翻越了热贡一带的群山，车子一路下坡驶进了暮色渐浓的草原，接着，慢慢地，什么都看不清了。不知又过了多久，不知谁——弟弟还是侄子还是女儿说，“星星!”我们都伸出窗外，星星清澈、硕大、闪亮，几乎使人跻身神灵的城市。星星垂挂着，一瞬间提纯了身心。我愿意为这样的瞬间而忘掉历史。
整个生活世界有什么意义呢?假如一切转瞬即逝，且充满无聊的心机与琐事。生活让人留恋的只是瞬间，然而它挽救了整个世界。
书写与救赎
有时我突然涌起想写一写在喀什的某个细节，写一写旅馆下面的早市，早市上的瓜果蔬菜，买卖的人们，他们的衣衫，她们的头巾，库车大寺黄昏的光与阴影，白杏和馕的气味，它们有什么意义吗?是这些置身于远处，还是置身于一个已不存在的记忆的空间?书写的从来不是现实，而是记忆：一个已消失的世界。一个流转的时间的世界，让人产生将之书写成文字的冲动。生活之流已经错过了那一瞬间，除了文字，没有什么能够让人再度置身于其间。
诗歌与现实性
除了极少数人如早期艾青、穆旦之外，多数人的诗表达了对现实世界的情感认知迟钝，这恰与他们的滥情相反，即使在他们的个人抒情中，也多是一种幻想而非对深刻情感的自我认知。现实与历史无论多么严酷，都不能在他们心中摩擦出诗的话语。或许，根本就没有摩擦。他们可能在诗歌之外拥有廉价的道德立场，然而没有真实的感受，因此，对他们置身其中的社会历史，他们的诗歌写作表现为一个空白，似乎他们一直不在现场。一旦触及所谓的现实，他们的诗就像是风俗画，他们之中的优秀者，如戴望舒、徐志摩，像是异域来的观光客。卞之琳、何其芳的诗是这种自恋式的小资话语的优美范例。表演着小小的唯美的忧伤，却无法表达真实尖锐的痛苦。他们的语言过于唯美而没有能力消化现实。无力在非诗的事物上发现诗歌。这与他们中的一些人在社会灾难面前保持着顽固的沉默或臣服于权力并非没有关联。
希 望
网上有一个为人广泛传播共鸣的宣言：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不愿坐在自行车的后架上笑。——这是一份情感宣言，还是一份物质宣言?抑或是这个社会的“商品拜物教”本身的宣言?在嘲弄情感时将自身视为可以与商品价值进行等价交换的一种商品?怎么说呢，这不仅是因为穷怕了，是贫贱到骨子里去了。过剩的商品生产同时生产了人格的贫贱，生产了人自身的无价值，就像极权主义制造了人格的另一种贫贱，制造了普遍的依附性心态一样。
——所幸在普遍的商品世界上存在着个人的例外。一个挺秀气的女孩爱着一个男孩。女孩子本科毕业直接读研了，男孩子考研连年落选，家境不好且其貌也不扬，他书读得多，诗写得好。女孩子业余做家教，他们时常共同出现在一家小书店里。每次看到他们我都想：这个世界上还有几个人保持着对诗的喜爱，还有几个人保持着爱，就像是他们赠给这个世界的一份希望。理性主义不是别的，只是在现实中遭遇着磨难的一种柔弱的力量，它有时会出现在那些更柔弱的人身上。
有些表述，有些道理，远没有抵达不可言传就恍惚过去了，没有抵达语言边界的“不可言传”形成了思想的惰性，习惯于意识的模糊不清，甚至流于反智主义。而不必言说太多的事物又过于津津乐道。说话的表演性超过了言行之间的参照所带来的思想张力。
思想的触觉
要熬过经验与思想一个模糊不清而处境艰难的时刻，尽力使之清晰化、主题化。可是，你所有的时间都将处在这个时刻。你的事务就是要在不确定的时刻对状况进行描述与解释。有许多话语正在失掉感知;也有一种情况下一个人的感知越是真切就越是失掉对之进行主题化的力量与信心。你不妨非专业一点，章鱼一样四下伸出试探的触角。
心中的地方
当我心中呈现出一个空间时，我总是发现这个地方是西域，置身于没有边际的戈壁之中。只有山、只有岩石的山让视线越过它升上天空。西域仿佛是空间的同义词。似乎我明白，如果内心可以物化，如果内心有一种符号可以显现它，就是植物稀少的戈壁，戈壁上的天空。植物和水，因其稀少而神圣。
已经消失的
像一个精神病人，他失去记忆，却活得好好的。那些黄土地，被儿童作文书写得“麦浪滚滚”的五月的清晨;与贫困相反的是政治宣传上的奢侈物：锣鼓，旗帜，袖标，领袖的像章和巨幅画像，大字报，文艺宣传队。饥饿，疾病，灾荒，暴力，凌辱。这一切混杂在一起，构成了奇怪的童年，奇怪的青春。什么都没有被清理，没有被表达，他们长大了，开始关心股票、房产、按揭、打工，开始关注现象学、符号学或其他主义。然而，一部分人开始放弃所有半真半假的理想，放纵着所有的无所顾忌的欲望，十恶不赦渐渐变成了骄奢淫逸，有人自杀了或被杀了，那是良心的代价。没有它的表达者，没有它的诊治者，整个社会、整个时代成为一个神经症患者。它为自身失去的记忆付出了代价，还要继续为良知的匮乏付出更为惨重的代价。人们总要付清账目。
下午的树林
转身的时候，看见一片树林子——反映在玻璃拉门上，似乎地势被抬升了，树林像是生长在隆起的土坡上。我侧身看窗外。不知为什么镜子中的影像比窗外的树林更接近“艺术”，或许是更接近影像——现象。但生命的末日迹象之一就是，真实的林地日渐减少，围绕在人们身边的是因复制而过剩的事物图像。
渴望旅行
在这个闷热的清晨，六月的清晨，我真想冲进西域，到喀纳斯或帕米尔，让心里布满星星，眼睛里耸立着雪山，各种微小事物的奇遇让肌肤的感知一阵阵觉醒过来。一层层的风，渐次明亮的光，清新与混合的气息。感知世界的丧失使人暗中接近死亡，活跃的只是作为偏见与孤立的意识。一种关于利益的孤立的价值意识正在把人孤立起来。旅行者的生活也许是最好的、唯一值得一过的生活，这是非统治性、非占有性的生活方式。
梦
醒来怔怔地看见赫塞小说封底一张老照片，那是一个小镇子，低矮结实的祖祖辈辈的老屋，狭窄的时间流而不逝的胡同，铺设着灰色砖块的道路，一切因为伦理的严谨而显得安静、质朴、洁净。那里居住着生活，簇拥着生活的天伦之乐。恍惚间，我想，如果工业革命是一场梦呢?如果我醒来之后，发现一切时尚都消失了，而走近的是这个村落的一排老屋呢?
脸
我没有想到一个人的脸真的可以如此不同。我先前没有细心观察过，没有觉察。我只在《哈扎尔词典》里看见帕维奇这样描写，哈扎尔公主阿捷赫有几张不同的脸。我当时还有些奇怪。可是在见到你之后，是真的认识之后，才发现你的脸如此变幻不定。在你沉静的时候，在你不受打扰的时候，你是你自己，那是一张安静的孩子式的脸，甚至带着沉思时也有些孩子气，我是说带着一种单纯，即使在沉思的样子里也是这样。而你受到他人惊扰时，对你来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所有的人出现都会带来对你的打扰，我是指打扰了你的脸，使你立即不再是纯粹的自己，你拿出善意的、刻意的、准备好的表情，告诉对方，告诉在座的人们，你知道他们在。你没有忽略任何人。这是你的善意，也好似你的弱小的方式。可是，你是你自己的那种美、安详、恬静，消失了，在一张礼貌的面孔后面。
一个时代性的细节
有许多迹象表明，文体的地位与相应的尊严在改变。小说作为叙事文体的主要地位开始衰落，电视剧继承了小说的叙事功能，但远没有得到小说曾经获得的文化尊严。小说从道听途说之流上升、沦落，开始成为诗歌一样的文体上的贵族。电视剧带着暴发户一般的走红与浅薄，在被人不屑时收购了讲故事的权利。一些怀着野心的作家把小说当作一种百科全书来写，反正小说已不顾及大众，小说越来越像天书也不打紧。虚构的想象的图像被直观的图像夺去了，文字反而成为小说的剩余价值。那么，为什么小说不像一些此前已经成熟、衰落的文体的总和呢?——比如诗、戏剧、哲学、随笔，甚至是日记——恰恰是这样，蕴涵着写作的可能性。同样的理由，札记为什么不该像是没有了那么多故事与图像的小说呢?人的内心活动——随着一个越来越增加着的知识阶层的出现——为什么不可以越来越充满思想性呢?为什么一定是悲剧故事、传奇或喜剧故事呢?思想自身的细节、意识自身的活动，难道不可以像过去小说中男男女女的故事一样可以被讲述?——此刻，显然，我的写作又回到了这些札记本身。
一 生
渐渐地我们放弃了每个人的童年那个微不足道的位置，那种微不足道，一些人开始掌握巨大的财富与权力，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随之更多的人们开始放弃“幼稚的”幻想，放弃对“真理”或“道”的尊重，学会尊重赤裸裸的现实，尊重他人的权力。人们甚至不愿意想起自身的弱小、无权、不安全以及对他人的依赖。那不值一提的自己亲手刻制的陀螺和村庄的下午五点钟。似乎在放弃快乐本身，放弃微小的事物就能够产生的快乐甚至幸福感。再也不能进入由单纯的事物与时刻所构成的迷恋。再也不能进入成人的支配权利之外的剩余物的世界。一些人找到了充满罪恶的补偿方式。但无论怎样人们都不能持久地拥有攫取财富、权力与异性支配力的那个最有利的位置。人们仍将再次变得孤独、无助、微弱，却没有快乐。
新农村
没有一所房屋是祖传的。没有祖辈栽种和遮荫的树木。房屋崭新而又肮脏，像一个站在麦克风前准备撒谎的官员白痴。没有记忆，没有表情。整个空间中旧日的痕迹被清除得干干净净。每一条街、胡同、房屋，都像被清除了记忆的乡村白痴。甚至都找不到一丝过往的生命偶尔遗落在活人中间的痕迹。你如果认识他们的话，那些痕迹是：他们父辈与祖父面孔的一次再现。只是还没有成熟的面孔上就没有任何生活希望的迹象了。
无 端
如果你讨厌某个日常的现状，就想一下它会消失。现实不会恒定。它在移动，像阳台上的光线一样。你看见的世界已是一个背影。这样据说你的身边就再也不存在令人厌倦的现实。窗外在施工，出现了一条路和正在建造的小区。不久前是小树林，再往前是一片油菜、荷塘。时间上的事物重叠着。将要搬进新区的人看不见这一现实。但他们会随身携带着自己的另一种时空。携带着自己的影子、记忆和疾病。
这是最平静的现在：没有疾病，没有饥饿，没有噬心的痛苦，也没有希望。最平静的现实被你感受为疲惫和庸常是真的不应该。电视机里播放的俄国纪念卫国战争的歌曲正在把这样的平静作为一代人心中的梦想。可是，此刻收看节目的人们心中的隐隐感动是可怕的，他们这些人，他们这样的人，似乎只有苦难才能带来危险的美。谁敢说，使人激动的东西、史诗一般的灾难与伴随着的美不会重临?
内在性
是否还想在文学、在人文学的著作中寻求最隐秘的思想、未知的经验?没有最奇异的事物，只有最新异的感知;没有最不可思议的经验，只有最不可思议的叙述。因此，你一般不会去读那些阅历丰富的人的书，不那么喜欢看战争纪实、经济分析师或宇航员的文章，你会乐于读那些没有走遍世界、似乎也没有参与过战争、权力、经济竞争的人，那些因此得以沉淀到自我深处的人的书，比如此刻桌面上伍尔芙的随笔。这些名字意味着什么呢——契诃夫、伊姆莱、伍尔芙——不是奴隶制、集中营、战争、征税、股票交易所，而是对这一切、包括农奴制时代的草原的心灵感知。因为也许，专制统治与焦虑感、入侵战争与忧郁症之间有着非逻辑的联系，正如孤独忧虑与内省、自我完善的努力有关一样。
文学和人文学话语所感受最深的事物，无论是幸福还是痛苦，都不会被政治、外交、战争、经济估算在内。如果没有战争或内乱吸引人们的注意力，经济信息就是关注严肃问题的人们的事务，聪明的学者都已转移到经济评论领域。人类社会的事务被当作没有心肝的计算活动，如果有人感受到痛苦，就只有保持沉默。
“抽象的”和“生动的”
鲍曼引用前人的话对思想做过这样一个区分：“抽象的”思想者事先知道他的真理，他不为其他的东西所思所说，而“生动的”思想者不会预先知道，他必须等待着“他者”的话语。起初，他并不知道话语在何处结束，他从其他人那里找到了提示。鲍曼说：它们教育我要坚定地站在“生动的思考”一边。“生动的”一词应理解为经验的、语境的、叙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