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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去的除夕

时间:2024-10-02    来源:馨文居    作者:孟永鹏  阅读:

  除夕是旧年与新春之间的门槛,旧岁至此而除,另换新岁。过年,其实就是跨过除夕。

  20世纪80年代初,在我的记忆中,周围的山村,其实鲜有贴春联的人家,而我们家是一定要贴春联的。大年三十这天,父亲吩咐我们兄妹将家里唯一的桌子搬到院子里,父亲拿出预先准备的红纸,用镰刀将其裁成巴掌宽的两条,再把毛笔用水在碗中泡开,另一只碗里,倒进墨汁。父亲站着,提笔,蘸墨,运气,悬腕,开始写春联。

  写得不满意的地方,父亲会轻轻描上一两笔,边写边自言自语:“字是黑狗,越描越丑。”对联写好,父亲便让我们将其拉直,仔细端详一番,对我们说:“人怕上床,字怕上墙。你们好好念书,以后长大了,我就不写了,你们写。”在厨房忙碌的母亲已经用面粉打好了浆糊,我们把父亲写的春联贴在两侧的门框上,红红的春联让屋里屋外立马透出满满的喜庆。

  我家的年夜饭不是北方地区传统的饺子,而是“宽心面”。老辈人说,年三十吃了宽心面,来年一定心宽气顺、吉祥平安。

  年三十,母亲早早就开始和面,一手倒水,一手搅拌;和好的面团,要醒一会儿再揉,然后再醒、再揉。揉好醒好的面团,紧紧地裹着长长的擀面杖,在案板上来回翻滚;母亲的身体,有节奏地前后移动。“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啪,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啪”,伴随着舞动的韵律,面团在母亲的手下越来越大,越来越薄,如一轮巨大的圆月,又好似一张偌大的鼓皮,光洁、平整地摊在案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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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平时吃的面条不同,“宽心面”有一指宽。浇面的臊子,用洋芋丁、胡萝卜丁、豆腐丁、肉末等做成,条件好一点儿的人家,还会在臊子里加上木耳、黄花菜。各家的臊子可能各有不同,但是,有一点却是相同的:浇上臊子的面条,一定还要拨拉一点点炝炒的蒜苗进去。如此,筷子一搅,汤汁上漂起大大小小的油花,香气扑面而来,喉间瞬时无法控制地有了反应。面条很筋道,若不拦腰咬断,一口气怎么也吸不完;面条很顺滑,在舌齿之间柔腻地游动,一不小心就会自己溜进喉咙。田野的麦香、蒜苗的香气,都集结在这“宽心面”里,传递渗透于全身的故乡味道,这味道潜伏在记忆深处,把岁月发酵得绵长醇厚。年味,也在“宽心面”的热气中回旋升腾起来。

  吃完年夜饭,就该上坟了。一只木制的盘子里,放上蒸馍或花卷、纸钱、香烛,领头的人双手端着,一屋的男人,都肃穆地跟在后面,到了坟地,站在某个坟头前面,我们一起恭恭敬敬地焚香,双手捧香打躬,给每个坟头都插上一炷香,再打躬作揖,然后跪下来烧纸。纸钱燃尽了,我们便一起磕头。

  一挂鞭炮,搭在坟地的树枝上,噼啪炸响。暮色如墨迹一样洇开来,慢慢掩盖了山峦、田野和村庄,远远近近,都是星星点点燃烧的火光。家家户户都在这个时候上坟,断断续续的鞭炮声四处作响。上坟是乡村少有的庄重的仪式,身居大山深处的人们,无论日子过得如何粗糙鄙陋,一年之中的最后一个夜晚,总会以虔诚的姿态和空前的隆重,表达和延续对先人的追思,给后辈传递祭祖的形式和礼仪。

  放炮的声音越来越稠密,像是要一比高低,把浓浓的夜色炸出一道道裂缝。几声清脆的鞭炮声从不远处传来,弟弟笑道:“这是谁家在折麻秆呢?放我们的‘大炮’听一下!”所谓“大炮”,是爷爷自制的大鞭炮。爷爷点燃了导火索,火苗喷了出来,爷爷扬起手臂,将“大鞭炮”掷向院子前面的山坡下,少顷,“轰——”一声巨响,脚下的地在颤动,“唰——”空中有泥土飞向树梢,轰鸣声如老牛的长哞,在山中来回冲撞,仿佛要寻一条路奔向山外。一声接一声的轰响在山中迸放,如农人们拼尽全力生活,迎接来年的平安吉祥。

  没过两天,有人找上门来,老远就喊:“你们家放鞭炮,把我的麦地炸出了炕大的两个坑,要少打多少麦哩!”父亲赶忙迎过去:“他姨父,麻利来!坐下坐下,我给你煨茶。”父亲双手递过烟,用火箸夹起火盆里的木炭点着了,笑道:“我才说叫娃给你拜年去哩!多拿上两把挂面,再拿上一包点心。过年哩嘛,就听个响声,图个欢闹!他爷上岁数了,手上没劲了,没甩远。”来人猛咂了一口烟,低头说:“过年嘛!”

  1984或者1985年,西秦岭余脉深处的一户农家,没有电视机,除夕之夜,在窗外此起彼伏的鞭炮声中,一家人围着炉火,坐在或大或小、或高或低的各式椅子、板凳上,还有的坐在炕沿上,在守岁中上演了一场家庭春晚。

  火盆里,刚添加的木炭间或发出一两声脆响并迸出火星,黑色的木炭很快变得通身红亮,火越烧越旺,手被炙烤得热乎乎的,脸上多了些许红润。火盆周围,烤着馍馍和金黄的柿子。一只小炕桌上,摆着点心、柿饼、核桃,还有几个青青的如乒乓球大小的苹果。父亲从墙上取下一年都没摸过的二胡,仔细擦拭上面的灰尘,吱吱呀呀地调音,他按弦的手指并不很灵活,拉的都是简单的曲子,如《东方红》《我爱北京天安门》《我的祖国》《送别》等。大弟弟手中攥着口琴,自然也要吹奏一曲。父亲指着我们说:“天天念书哩,也学唱歌,你们都唱一下!”我们兄妹平时都怕父亲,忸怩着不敢张口。父亲说:“我带个头。”他轻声唱:“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

  父亲唱完了,我们使劲拍手,喊:“妈也唱一个!”母亲笑道:“我就算了,你们好好唱!”她嘴里这样说,却坐直了身子,扬头说:“我唱个《南泥湾》——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我们兄妹低声商量之后,站成一排,放开喉咙唱《山里的孩子心爱山》:“山里的孩子呀心爱山,从小就生长在山路间,山里的泉水香喷喷,山里的果子肥又甜……”父亲抱着二胡,断断续续地拉弓,手在弦上摸索着寻找音符,试图为我们伴奏。一支歌唱完了,母亲带头拍手,大声说:“好!唱得好得很!再唱一个。”我们又唱《妈妈的吻》:“在那遥远的小山村,小呀小山村,我那亲爱的妈妈,已白发鬓鬓……”

  窗外的鞭炮声已然稀疏轻淡了,我们家里的琴声、歌声、欢笑声,愈显清晰了。

除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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