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又举起高音喇叭，对着水泥楼喊起来：胡天生!胡天生——楼里没有声息，一扇扇黑得发蓝的玻璃窗冷漠着，却又似乎躲着一张张诡秘的脸。
公安不耐烦了，挥挥手，一名蓝装工人走上前，一锤砸掉水泥楼老式的门锁，推开了大门。公安、余飞和我鱼贯而入，轻而易举地走进了水泥楼。
水泥楼里铺着地板砖，却少有家具，显得空空荡荡。一楼的厅堂里，墙上挂着海军战士天生的照片：他站在甲板上，背后是海水。他在微笑，难得伸开健全的双臂，似乎向大海呼唤什么。地上只摆着一组旧沙发、一张餐桌，还有一台电视机，一览无余。我们急慌慌地走上二楼、三楼，就跟客轮上的查票员似的，走进一个个房间，却没有找到一个人。那些房间大多空着，没有一件家具，隐隐地弥漫着石灰粉的气息，显然房间的窗户从没打开过。那个洲人从没涉足过的水泥楼并不像人们想象得那样神秘，跟平常人家没什么两样。
我们只在三楼阳台上，看见一地空鸽笼，还有鸽子粪和零乱的白羽毛，天生养的那些鸽子不知飞到哪儿去了。
我们一无所获，坐在一楼客厅里，心有不甘地抽着烟。公安在楼梯处东敲敲西探探，忽地掀起一块木板，一个洞口豁然出现了，原来还有地下室没有被我们观光过。这个发现让我跳了起来，我晓得洲人都是玩捉迷藏游戏长大的，可以说洲上的街街巷巷、街上鳞次栉比的木楼就是个大迷宫，我们小时候就常常躲进阁楼、藏入米仓、钻进船舱、爬上马头墙，躲来躲去，找来找去，在躲与找中尝着无穷的快乐。此时的洞口简直就是从童年的记忆里敞开的，说不定那洞里真的养着一头江豚呢。
我们兴奋而小心地顺着铁梯而下，走进地下室。地下室很幽暗，虽然有日光从网状的小窗里射进来，却驱不动那些囤积的黑。当公安打开灯时，我们看见了一盏百瓦的大灯泡悬在正中，看见了一张桌上笔记本电脑正在播放电影《泰坦尼克号》，还看见了一个女子。她坐在桌前的椅子上，上臂绑在椅背上，下臂却稍稍能自由移动，刚好够得着桌上的电脑鼠标和牛奶面包。她没有动，也没有惊叫，只是目光呆滞而恍惚地看着我们。她太白了，脸上没有一丝血色，却有一颗黑得发亮的痣——她就是天生的女儿。
10
余老爷子和天生划着木船回来时，天已黑透了。江面黑得像一面大镜子，他俩仿佛是从镜子里走上沙滩的。
沙滩还跟往常一样，半显半露着瓦罐、砖砾、旧家具，那是历年汛期发大水留下来的遗物。不远处，芦苇荡里，野水鸭在洼地里打着旋儿。远处，高高的摩天轮像风车一样慢悠悠地转动着，造船厂的铁锚雕塑拳头般砸向夜空。
我和余飞坐在黑轿车里，眺望江面。我没跟他说，那烧去造船厂老厂房的大火可能与我有关，只是沉默着。
我终忍不住了，说：天生哥……怎么会做出这种事呢?
余飞没有答话，吸着烟，眼神像水草一样飘摇着，半晌才说：你晓得我为啥要办造船厂吗?
我哦哦两声。
余飞兀自说：我晓得你在心里暗笑我，不就是为了赚钱么?这话没错，可是能赚钱的生意多了，我为啥偏要办造船厂呢?
我抬眼细细地看着他，发现他嘴里的确掉了一颗牙。
他还在说：我喜欢船……不是江里的渔船，而是能跑江过海的大船。小时候，天生哥退伍回来，我就爱听他讲海上的事儿……天生哥说他当的是信号兵，白天用手语，晚上用灯光打信号儿……说他常常坐在军舰的甲板上，看看大海，吹吹海风，还喂食海鸥……
我插话：海上跟江上不是一个样儿吗?
余飞像是生气了，强硬地挥挥手：不一样!海水是蓝的，不像咱们这儿的江水浑浊得发黑!
我哦了声。
余飞语气缓下来：你不晓得，那时我多么崇拜天生哥……我喜欢看电影《海魂》，爱听他唱《军港之夜》……
我眼里隐约出现了少年余飞的样子，那时，他一到夏天就穿起蓝白相间的海魂衫，还特爱唱郑智化的《水手》，这么看来，他没有说谎。
余飞以为我不信他的话，转脸看着我：你有没有看见我的办公室里，有一个大扇贝?那就是天生哥以前从海边带回来，送给我的。
我突然有了想跟余飞说说话儿的冲动，我想跟他说：我的《沙滩书》就要写好了，我觉得其实沙滩就是另一条江……可我怀疑自己一开口，余飞就会发笑，就会拿我打趣说：求你别整出外星人的样儿了，永礼不在家，他出去旅游了——他说的永礼是我们的发小，现在是精神病院的医生——他有可能会成为我下一部书的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