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我左边牙疼，右边脸肿，鼓得像个透明的白馒头。我把那些刚出锅的馒头摆放进笼屉里，烫得我直甩手。这是我唯一能干的事，牙疼得我一点力气都使不出来。我妈说，那你就把馒头收拾出来。她和我爸去南大街码砖，五车砖卸在那里，我们家要在南街上建新房子。收拾好馒头天暗下来，花街的天黑得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早，这我早就知道。大喇叭里经常说，某某地方太阳正好，这种时候，花街的天已经黑了。我把馒头收拾好，香气起伏，白白胖胖，我抱着腮帮子想象几只比针还细的小虫子在我牙里乱钻。医生说，牙疼是因为生了虫子。虫子像针一样往牙里钻。
叔叔在门外抽了两下鼻子，说：“嗯，香。我闻到了。”我还没来得及把馒头盖上他就进来了。他装模作样地把鼻子朝房梁上伸，青砖灰瓦，青苔爬满白墙，这是瘦小的老房子，我爷爷的爷爷留下来的，我猜有几百年了。叔叔说：“你猜我吃不吃你们家馒头?”
“不吃。”我用笼布把馒头盖上。
“你猜错了，”叔叔说，拉开笼布，抓个馒头就往嘴里塞，“我吃。辣椒呢?”人已经往碗橱那里走了。他知道辣椒还在上次他放的地方。那碗辣椒也是他自己调的。一碗干辣椒面，一大勺滚沸的油浇上去，呛死人的香，然后是酱油、味精、芝麻面。叔叔说，我看皇帝他妈妈的也吃不上这样好的菜。我们一家都不能吃辣。他把辣椒抹在馒头上吃。吃得穷凶极恶。
“你知道馒头像什么?”他问我。我指指自己的脸。叔叔就笑了，“像女人，”他伸手要去拿第二个馒头，“说了你也不懂。个小东西。”我立马将笼布捂住。他以为自己什么都懂。叔叔吧嗒一下嘴说，“小气鬼。”从怀里摸出一张小唱片来。红色，纹路清晰，比他过去给我的旧唱片要小巧。我松开手，把唱片翻过来掉过去地看。
这不是我最想要的唱片。我想要那张蓝色的，比这个厚实，比天还要蓝。
三个月前我就开始要那张蓝唱片。他不答应，要等坏了再给我。所有好唱片都是公家的财产。我叔叔在大队部做广播员，主要任务是向花街、东大街、西大街和南大街播送通知，传达上面的精神，召集领导到大队部开会，提前告诉我们今天晚上放什么电影，还有就是早晚定点广播中央新闻，然后在大家都清闲的时候播放音乐。就是放歌给我们听。《红太阳》、《我的中国心》、《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在希望的田野上》、《大海啊，故乡》、《牡丹之歌》，还有《军港之夜》和《牧羊曲》。这些歌都在唱片上，在一圈圈细密的纹路里。唱针在纹路里转圈，蒋大为和朱明瑛他们就开始唱歌。他们的嗓子很好。如果他们唱不了了，那就说明唱片坏了，叔叔就可以把坏唱片送给我了。我希望他们都唱不了了。
“等坏了再说。”叔叔说。
我把小拇指插进唱片中央的小孔里，转动唱片，另一只手的食指落在上面当唱针。一点声音都没有。他们都唱不了，这很好，唱片是我的了。谁都没听过的声音从我心底里泛上来，落到唱片上。开始唱歌，我叔叔听不见。像我的牙疼他看不见。那张蓝的，等坏了再说。
“你也吃，”叔叔把第四个馒头掰一半给我。我抱着唱片倒一碗热水，暄软的馒头蘸上水，我的病牙无法接受比这更硬的食物。“一会儿我给你放首歌，你从来没听过的。”叔叔抹抹嘴就去广播室了。播送中央新闻之前都要放上十几分钟的歌。
这一年我叔叔二十岁，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在大队部当播音员。街上的人都斜着眼说这活儿好啊，屁事没有，不就掐着点儿摁摁几个钮、说几句话嘛，舒服得脚能抽筋。我叔叔馒头够了，辣椒也到位了，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一路和临街的人家打招呼，天彻底黑下来。
喇叭一响，吓我一跳，从来没听过那种歌，叽里咕噜听不清在唱什么，节奏快得让我突然有点喘不过气来。歌声里有嘭嘭嘭的鼓点，有灰暗的喧哗和嘈杂之声，闲人在喊，迷路的狗在叫，漫无目的的汽车正穿过音乐，然后这个混乱的世界被一种更加激越的金属之声照亮了，如同闪电划破天空。再然后歌声突然升起来，整个世界通明如白昼。歌声把花街的晚上弄得更黑了。后来我听说，整个四条街在那个时候和我一样都突然伸长了耳朵。再后来，我知道声音也是有颜色的，会发光，像灯泡和太阳。反正那天傍晚我用耳朵看见周围雪亮，我不由自主地跟着音乐和歌声哆嗦起来，身上无数的关节在发痒，不动不行。我只能乱动，汗毛在皮肤上跳舞。动了几下就捂住腮帮子，牙疼跟着节奏嘭嘭地跳着疼。门外有人在跑，灯光斜照在青石板路上，花街黑得沉实，路面上偶尔闪动黑亮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