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走在马路上的人也很有意思，凭眼睛看，每个人走路的样子差别并不大。但是用望远镜一看，区别就出来了。有人走路一跳一跳的，就像腿上装了弹簧。有人走路根本不看路，满脸心事，任凭双脚把他往前面带，踩到石子或者牛粪了，离双脚最远的脑袋首先反应过来，但脑袋之下的身体想停止已经来不及了，这时那副表情不是懊恼，而是傻里傻气，有如梦里醒来。有人走路脚后跟先着地，舅舅叫这种人“大马瘫”，这种人的脚板往往比较宽，身上的力气大，但行动迟缓，走路时喜欢东张西望。那些脚尖先着地的人则正好相反，舅舅叫他们“机灵鬼”。舅舅不喜欢“大马瘫”，喜欢“机灵鬼”。我和他相反，总觉得人越机灵，越爱占小便宜。我们没搞争论，因为兴趣很快就转移到下一个观察目标上去了。
这天晚上，舅舅的笑容把全家人都传染了。连对他早就厌烦透顶的表嫂也忍不住说：我以为早就不会笑了哩，要是天天都像这样子，我煮的饭都要香些。
我对大表哥说，让他往小路上看一阵后换个地方，不能叫他老往一个地方看。大表哥说，没问题，只要他高兴，就是爬到树上去看都行。
大表哥不过是打一个比方，可舅舅却听进去了。我离开老家后没多久，我妈就打电话给我，说我舅舅现在天天上树。
“他自己爬上去的?”
“不是，是你大表哥把他吊上去的。”
舅舅专门编了一只大箩筐，用上等的棕丝纺了一根长绳子，然后钻床底下把几十年前从水库工程拿回来的一个滑轮找出来。他家竹林旁边有一棵高大的板栗树。每天大表哥下地之前，把舅舅装在箩筐里，用绳子和滑轮把他吊到树桠上去，回家吃饭时再把他放下来。我妈说，舅舅现在心情好得很，下雨天不上树，仍编筐，编的筐也比以前好看些了。
我有几分得意，觉得自己做了一件既实在又简单的事情，能够让一个心情压抑的人快乐起来，应该比造七级浮屠更有功德吧?
几个月后应本地一所大学邀请去讲课，讲“文学与传媒”，不是一个讲座，而是正儿八经的课程。我没上过大学，现在却要去大学当老师，觉得这事意义重大。生活中凡是有重大的事我都要回老家看看父母，这次也不例外。
还没进村，我就听到了舅舅的笑话。一位在林业站当所长的同学告诉我的。他说，有一次，我舅舅在树上看见有两个人偷情，他用喇叭朝他们喊：“对面山坡上的，包谷林里那两个，我看见你们了，你们那是在干啥子，笑人呀不。”两个人忙蹲下去。可玉米只有筷子那么高，什么也遮不住。舅舅说：“蹲下去我也看得见。”两个人急切地想找个藏身之处。舅舅说：“不要藏了，各自回家吧，你们啥都没有做，我可以证明。”
他什么时候有个喇叭呀?回到家才知道，是他侄儿给他的。他侄儿在城里收荒，骑着一辆三轮车，手持喇叭，走到某幢居民楼下面，也不管人家是在吃饭还是睡觉，扯起嗓门就喊：有废书废报啤酒瓶的拿来卖!前不久改行卖水果去了，把喇叭带回来给了他大伯。
这就是说，自从他有了望远镜和喇叭，冉姓坝人就没什么秘密了。他把他们的秘密全抖搂出来了。
那天梁书家的顺手摘了别人的一个瓜，舅舅看见了，他说：“噫，你家菜园里没有啊，一个瓜都要偷人家的。”梁书家的把瓜藏在衣服下面，舅舅说：“那么大一个瓜，藏得住呀?”梁书家的把瓜丢进草丛，不敢要了。但舅舅仍然不放过她：“有你这样糟蹋圣贤的吗?摘下来又丢了，又不是河沟里的鹅石宝(鹅卵石)，那是一个瓜呀。”梁书家的被逼急了，望着舅舅的方向破口大骂。她的话舅舅一句也听不见，舅舅说：“你在给梁书念经吗?要念回家去当着他的面念呀，隔山隔水的他哪里听得见。”
诸如此类小偷小摸的事，全都逃不过舅舅的望远镜和小喇叭，他成了乡村道德的评判者和监督者，凡是他看不惯的事都要说。他也敢说。
他有时也会回头看看院子里的狗，看看院子里的鸡。看见狗撒欢，他说它，高兴啥子哇你?你又不是乡长，天天都有人舔你的肥捧你的骚，不晓得有啥子好高兴的!看见母鸡从鸡窝里出来，咯答咯答地叫，他斥责它下的蛋太小，不应该“个大个大”地自夸。母鸡不叫了，躲到看不见的地方找虫虫去了。他回过头继续批评狗：你呀，光晓得吃饭，连个麻雀蛋都生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