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舅舅家时，天色已晚，路过一片玉米地，听见玉米叶被锄头碰得哗啦响。心想，农村人和城里人区别太大了。在城里，即便是吃低保的，这么晚了也不至于还要干活，尤其是这么累的活。我上中学时，从学校一回来就帮父母干活，夜里栽过烟苗，犁过稻田。新栽的烟苗由于须根被拔断了，加上手掌的温度，栽下去后处于半枯萎状态，白天栽容易被太阳晒死。夜里铧田则是为了抢山水，在大雨停歇前不把田犁好，大雨一过，树林里没水流出来，弄不好插不成秧，耽误一季收成。
生活在这种地方，那就必须得这么干，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所以并不觉得累。但有时会有一点点懊恼：一辈子都在干这些，怎么永远也干不完呢。有时还会有一种模糊的忧伤：我们真的是这些土地的主人吗?为什么过得这么难呀。不过，在某些时候，心头又会涌起对锄头的爱，对和自己一起干活的人的爱，对玉米叶沙沙作响的爱，觉得别人也这样活着，自己当然也应该这样活着。于是，心里的石头落了地。这时锄头便像长了眼睛一样，在密密蓬蓬的植株里左冲右突，野草皈心伏法地倒下，玉米像不堪娇羞的小女孩一样，浑身颤栗，保证自己一定好好生长。
“还看得见吗?小心挖到脚趾头!”
我故意大声说。回到老家，用他们熟悉的戏谑的语气和他们打招呼是他们最喜欢的，他们会觉得你没有忘本。
锄头停下了，但没有出声。
我用手电晃了一下，虽然只晃了一下，但我认出来了，正是那个在玉米地里和情人幽会被舅舅搅黄的小媳妇。我的尴尬真是无法形容，即使绕地球一圈回来，也仍然会觉得尴尬。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这么尴尬。
我想说，对不起，不知道是你。但这样说显然不对，我的本意是不知道是个女的，而不是另有所指。但一旦开口，似乎总是另有所指。我说：
“这地是你家的呀，我不知道是你家的。”
我的声音变了，从冉姓坝的声音一下变成某种办公室的声音。除了有点虚伪，还有几分冷漠。好像有点儿怕她。我觉得自己真是莫名其妙。
“是田表叔呀。表叔你回来了?”
她倒没半丝尴尬。
“这么晚了，还不回家?”
“还没薅完哩，薅完这点就回家!”
她爽朗地说。
我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或者还有什么好说的，走了两步，并没有想到马上离开，但她的锄头已经哗哗响起来，我解脱般地加快了步伐。
舅舅家已经吃过饭了。我一到，表嫂忙又去煮饭。在冉姓坝这里，招待贵宾就是煮饭给你吃，不管你吃过与否。
舅舅和大表哥在看电视，大表哥才四十岁，老相已经爬到脸上了。可他的眼睛一盯到电视上就像十多岁的孩子一样满脸傻乎乎的，把电视里的一切都当成真事，从不怀疑。这方面舅舅和他差不多，但他看电视不像儿子那么认真，看不了多大一会就会把头勾到胸前，不时抬头看一眼，迷迷糊糊的，直到关机才彻底清醒过来。我进屋后，刚开始他们都很兴奋，但没过多久就恢复了常态，难为情地保持着某种庄重，还有几分木讷。大表哥以素有的顺从听我和舅舅讲话，不时瞟一眼厨房，就像担心表嫂忙不过来，但他一次也没有起身去帮忙。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怎么没有看见你?”舅舅问，仿佛我从他的望远镜里悄然潜回而他居然没看见，他有些不甘。
“三点半，同学开车送我回来的。”我老老实实地回答。
“是哪个同学?”舅舅认真地问。
直到我把这个同学的老家在哪儿，父亲叫什么名字，老婆在哪里上班等等全都回答清楚，舅舅才继续问下一个问题。
我想知道他对上树以来的生活有何看法甚至总结，虽然他不甚明了什么叫“看法”，更不会以用什么总结去安排下一步的生活。因为我在办公室呆惯了，这两个词不但成了常用词，有时还是关键词。我把话题往这方面引，每当他应该交出他的看法或总结时，他只用半句话或者一两个字就把我打发了。
问他为什么看人家送块腊肉给村长也要说，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好耍。”他说。
有人对被看得干什么都不自由，总觉得背后有双眼睛，颇为难受。
他说：“我才不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