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李青的错。它是我的身体不肯妥协的结果。
与李青离婚后，我一直在做一个调查，或曰暗访。整整十年里，我暗访过的人，不下三百名。无疑，这些被暗访者，他们都是铁路职工，而且都是从列车上退下来的列车员。
作为一名暗访者，我的身份也不是一名记者，而是一名聊天者。一名他们曾经的同行，与他们有着共同的感同身受的经历。他们中也有一些人，或多或少地有过像我一样的失眠现象，但都属于轻度。有的甚至可以轻到忽略不记。但随着他们回归到地面生活，这样的失眠，也很快就消失了。只有极少的几个人，身体与我一样的顽固，因为长期的失眠，镇定药与安眠药成为他们长期的生活件侣。他们为失眠所困扰，却找不到失眠的原因。他们在我面前大都有一句共同的感叹：这人可真是贱，过去跑列车多辛苦，在闹哄哄的车上睡得照样香得很，现在轻松了，安静了，倒还失上眠了!
再不然，跟你来上这么一句：这人啊，可不就是劳碌命!过去跑惯了，现在闲下来，却闲出病来了!
总之，他们的说法大同小异。但没有一个人跟我提到惯性，提到动。摆动，那种不停歇的摆动。究竟是谁把这种惯性和动给我们的呢?
我自然不敢说出我的妄断与臆测。我总是在对他们的安抚中结束我们的聊天。我把自己的一些想法，悄悄地写在我的日记本上，自己和自己分享，就像《狂人日记》里的狂人之所为。
我想起我死去的父亲，他也是一名铁路职工，五十五岁那年，从列车员的岗位上退下来。退休后，他只活了两年就告别了我们。他的死因曾经令我们全家人感到蹊跷，我记得他那两年里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心烦”。母亲说，你爸总是心烦，睡得不好。
“他是烦死的。”这是我母亲的原话。
我现在回想起父亲退休后那两年的生活，总觉得窥探到了一些他身体的隐秘，我不能对父亲的死因做出臆断，但我可以推想，父亲也一定患上了失眠症。因为母亲说过，你爸总是心烦，他睡得不好。
睡得不好。这就是说，父亲也有过许许多多失眠的时光。父亲的睡眠究竟是怎么个不好法，我如今已不得而知。因为对此知道得最多的人，业已离开这个世界，我已经无法去找这个唯一的目击者、我的母亲去求证。
与李青离婚后，我并没有像她预言的“要不了一年，你就会被人送到精神病院去”。相反，我的睡眠变好了。因为离婚后，我基本没有离开过我所服役的那趟列车。在列车休息，或者我休息的日子，我总是会央求我的同事们把我带上另一辆行进的列车。这种时候，我一般是以代班的名义出现。对这样的好事，我的同事们自然求之不得。他们善意地嘲笑我：你老婆跑了，只好把列车当老婆压了。他们甚至建议我在列车上随便姘一个，“反正她们在车上闲着也是闲着，不如陪陪你。在车上陪你，回家了陪老公。怎么样?”
对于这些并无恶意的玩笑，我不以为然，并抱以同样暧昧的回应。
天知道，我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为了让我的身体保持一种“动”。对于一具只有处在“动”中才能保持安宁的身体，我只能努力去适应它，而不是让它适应我。可以说，我是被它同化了，也可以说是它异化了我。总之，我和我的身体，我们在对彼此的同化或异化中暂时相安无事。
从某种程度上言，我和我的身体，其实是两个不同的个体，要想让他们和平相处，唯一的办法，就是让我的身体获得一张床——一张可以来回摆动的床。对，一个床摆!从某种意义上言，它也是我生命的钟摆。它必须随着我生命的延续而动。于我而言，这是一种永动。是一张“永动床”。
然而，就像这个世界上没有真正的永动机一样，也不可能有真正的永动床。但找到一个类似的“永动床”是不难的。对我而言，它就是一辆行进中的普通列车，K字号或者T字号的。作为一名列车员，找一张这样的床来安放自己的身体，眼下并不难。我担心的是有一天，我在铁轨上再也找不到一辆这样的列车，它们将被各种名号的高速列车所取代。但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到那时，我还能不能在这个世界上观看日出与日落，都是另一码事。
列车成了我的家。在列车上，我找到了我想要的安宁。离婚后，我把房子和所有财物都给了李青。这让很多人不能理解，包括我的前妻李青。刚离婚的时候，我去看她和女儿于洋。见到我，李青总是不能掩饰她眼里的诧异，她说，于大海，你看起来不像有病的样子呀，你净身出户，不是就为了摆脱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