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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是一个文化灿烂的朝代，尤其在书法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颜真卿的楷书，李阳冰的篆书，张旭、怀素的狂草，以及李邕的行楷，每一位杰出的书法家，都有其开拓性，共同构成了包容而个性鲜明的盛唐气象。
李邕(678-747)，字泰和，有说他是扬州人，也有说他是江夏人，史称李北海，北海之称源自他做过北海太守，并因李林甫之构陷，死于北海太守任上。李邕父亲李善，曾注释过《昭明文选》，李邕自幼受家学熏陶，写文章名重一时，“独步有唐四十年”，书法更是独具风格，后人评价有“右军如龙，北海如象”的说法，李邕行书中参有楷法，厚重与灵动兼得，历经千载而不衰，对后世书风影响极大。
但我最早看到李邕这个名字，还是因为李白，那时候也没开始学习书法，甚至叫不准“邕”字的读音。“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李白一首《上李邕》，自比大鹏鸟，读来着实让人振奋。当然，初读的时候也对李邕有些偏见，认为他瞧不起人，不了解李白的才学，后来再看李白的人生发展，诗写得极好，官做得稀烂，便觉得李邕可能真的没有看走眼。
那时候，也不知道李邕是书法家，更不知道李邕书法生前就已经很显贵，是他个人收入的有益补充，甚至有人为了求他的字，不得不施展法术，弄得神神鬼鬼，好不热闹。
翻阅《红楼梦》第七十八回，纸上觅得一段文字，贾宝玉在晴雯死后见荷花有感而作一篇祭文《芙蓉女儿诔》，这是《红楼梦》中最深情的一段文字，犹如一曲青春的挽歌在我的阅读中荡漾许久，其中有一句“始知上帝垂旌，花宫待诏，生侪兰蕙，死辖芙蓉”。就是说，晴雯死后到了天国做了芙蓉花神，这对于生前爱花的女人来说也是死得其所，贾宝玉也是如此认为，祭文写罢，哭着读给死去的晴雯，感情笃诚得紧。这段话后宝玉又补充了几句：“何也?昔叶法善摄魂以撰碑，李长吉被诏而为记，事虽殊，其理则一也。”
少年时代，读至此处，不太懂，后来查叶法善、李长吉其人其事，知道他们都是唐朝人，李长吉就是李贺，写出“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的诗歌鬼才，而叶法善相对陌生了，查《太平广记》才知道，这人是一个有法力，好行善，且长寿的道士，生活在唐高宗到唐玄宗主政时期，历经几代朝堂，活成了神仙一般的人物。叶仙人的祖父死了，要请人写纪念碑，便想到了李邕，前去求其书作，但没想到被李邕拒绝了，估计李邕这个人也是不喜欢怪力乱神的主儿，叶法善无奈，就在李邕睡梦之时，摄取了他的魂魄，写成碑文。据说这件事发生在唐开元五年(717)，于是有了李邕书法的一个佳作《唐故叶有道先生神道碑并序》，后人也称《叶有道碑》《追魂碑》。
这种传说，于史实不可采信。但从传说到散文、笔记，甚至小说、地方府志，代代传播，呈现出勃勃的生命力，明代苏州人褚人获《隋唐演义》第八十四回，对这段故事还有比较详细的描写。明末清初的散文家张岱在《夜航船》里有“追魂碑”条目，曰：“叶法善尝为其祖叶国重求刺史李邕碑文，文成，并求书，邕不许。法善乃具纸笔，夜摄其魂，使书毕，持以示邕，邕大骇。世谓之追魂碑。”清光绪年间修的《处州府志》卷末有载：玄宗时，李邕为处州刺史。邕以词翰名世，法善求邕为其祖有道先生国重作碑，邕从之。文成，并请书，弗许。一夕梦法善，请曰：“向辱雄文，光贲泉壤，敢再求书。”邕喜而为书，未竟，钟鸣梦觉，至丁字下数点而止。法善刻毕，持墨本往谢，邕惊曰：“始以为梦，乃真耶!”
好多人在历史上能留下名字，除了正史记载，野史和演义小说等通俗文学，也会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道教宗师叶法善颇费周折请李邕写碑，可以从侧面看出李邕的书法地位之高，贾宝玉引用了这个传说故事，说明在曹雪芹的时代，李邕书法未曾衰落，仍然保持着强大的声望，直至今日，李邕的书法也是学习行楷绕不开的法帖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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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720年，李白在父亲的资助下，离开老家青莲村，开始了他的浪游生活。年轻人，刚踏入社会，意气风发，要谋求发展的大平台，但商人家庭出身的李白，根本就没有科举考试的权利，只好到处干谒达官显贵，图谋进入帝国官僚体系。当时李邕在渝州(今重庆)做刺史，李白得知李邕有识人荐贤的口碑，便带着自己刚刚写好的诗歌前去拜见，希望能被举荐，从而弯道超车，驶入事业发展的快车道。因为两个人都姓李，祖上有可能是同宗，互相攀谈起来，李邕似乎也认可了这种亲属关系，但年轻人走后，李邕看了他写的诗歌，觉得肤浅而无聊，便皱起眉头，扔在一旁。李邕手下有一个叫宇文的“少府”，和李白关系相处得不错，还送李白一件礼物——渝州特产桃竹书筒，李白对宇文很感激，写诗相赠。宇文转达了李邕的态度，李白要回了“难登大雅之堂，不能济苍生、安社稷”的诗稿。安旗在《李白传》里还写了一个细节，说当时李邕正在写《修孔子庙堂碑》，虽然无心细看李白文章，但还从曲阜孔庙刚送来的润笔酬金中取出少许，让宇文给李白做川资。这既说明李邕擅长撰写碑文，且稿费不菲，还说明李邕为人也比较豪爽。
据说，李白不但没有接受那份馈赠，还给李邕回了一份大礼，就是那首著名的《上李邕》。
大鹏一日同风起，抟摇直上九万里。
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
世人见我恒殊调，闻余大言皆冷笑。
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
我们也不知道李邕看到这首年轻气盛且充满挑衅、不满情绪的诗歌，作何心情，或许他觉得不值得和这样粗野的狂妄少年纠缠，就再也没有理他，也许是赞赏有加，但觉得李白轻狂，缺少社会历练，到江湖上闯一闯，磨一磨，将来能否成就一番大事，也未可知。
二十多年之后，在齐州司马李之芳的引荐下，被贬到北海郡做太守的李邕再次见到李白，时过境迁，李白“赐金还山”，刚被排挤出长安，和好友高适、杜甫一起云游齐鲁大地。李邕早已改变了对李白的看法，二人相见，互相鞠躬，哈哈大笑，表示摒弃前嫌，于是，饮酒畅聊，李邕不畏权贵，如同干将、莫邪的锋利个性，也激发了李白对他的尊敬。
李邕对杜甫一直抱有好感，在杜甫的记录中，也彰显这个沉郁的诗人，也有生性疏狂头角峥嵘的一面。
那时候杜甫刚到长安，写了一首《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诗人写作难免夸大其词，和扬雄、曹子建这些古人相比，杜甫自我感觉良好，还带着万分骄傲，自己不但不输古人，而且看看现实，你们认为的文坛领袖级，对我如何?李邕上赶着要和我见面，那个写“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的王翰还想和我做邻居呢!“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多么大的理想抱负!
当得知李邕在北海太守任上，李林甫派人竟将这位七十岁的老人活活杖杀。李白和杜甫都极其悲痛。在一个寒夜之中，李白自己独酌，孤独啊，悲伤啊，想起曾经和李北海一起喝酒的往事，不禁吟唱“君不见李北海，英风豪气今何在”(《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
杜甫的悲伤则更为沉痛，也更为久远。李邕死后二十余年，老杜仍旧写诗追忆往昔，在《八哀诗·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中，杜甫写道：“长啸宇宙间，高才日陵替。古人不可见，前辈复谁继。”杜甫不会忘记在他落寞的日子，是李邕在济南历下亭请他喝酒，杜甫为前辈对后学的关照而深受感动。多年后，杜甫回忆起那些美好的瞬间，感到十分温暖。
杜甫在这首诗中还说“声华当健笔，洒落富清制。风流散金石，追琢山岳锐。情穷造化理，学贯天人际。干谒走其门，碑版照四裔。”前几句夸耀李邕是一个有才华、有思想、仗义疏财的人，“干谒走其门，碑版照四裔”，很多人都到李邕门下干谒，李邕也为朝廷举荐过一些学识和道德品质高尚的人才，最后一句则重点强调了李邕在书法上的才华，李邕的碑文书写，文字华美，书法苍劲，美誉度极高，求李邕写碑文的都是些达官显贵，他们出手大方，因此李邕的润笔费也极高，成了他工资外收入的主要来源。
唐朝某种程度还在延续关陇贵族树碑立传的传统，从皇权角度，立碑有广大教化的社会作用，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这些帝王既钟情于书法，也积极参与写碑实践。由于帝王的率先垂范，写碑成了一件非常庄重典雅的事情，也带动了社会风气发展，官宦贵胄也想通过纪念碑的方式，表示这个世界我来过，总要为自己留下点儿痕迹，甚或达到不朽。于是，不惜出巨资，支付很高的润笔，纷纷邀请著名文人撰写碑文。著名的韩愈、柳宗元、白居易都是撰写碑文的高手，刘禹锡说韩愈，“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价，辇金如山”。如果说韩愈写碑的稿费，这里说的笼统而模糊，那么关于白居易为元稹作墓志，元家酬谢的就更为具体而实在：“元氏之老状其臧获、舆马、绫帛洎银鞍、玉带之物，价当六七十万，为谢文之贽，来致於予”。而唐朝一个叫皇甫湜的人，给一个寺庙写了碑文，大约三千字，开出了“一字三匹绢”的高价。晚唐时候的杜牧也曾给人写过碑文，为此收到彩绢三百匹的润笔。但这些人还都不如李邕。李邕“人品，文章，书翰，正直，辞辩，义烈皆过人，时谓六绝”，李邕文采很棒，书法又好，在当时就特别抢手。据说，李邕一生撰文八百余篇，得润笔费数以万计。《旧唐书·文苑》说，“时议以为自古鬻文获财，未有如邕者。”
《旧唐书·文苑》说：“邕性豪侈，不拘细行，所在纵求财货，驰猎自恣。”为了维持豪侈生活，仅仅靠工资和副业是不行的，李邕利用职权，纵求财货，这就是近于勒索了吧。这一点儿道德瑕疵，也为他后来遭到弹劾留下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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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楚有材，于斯为盛。
岳麓山的清风峡口，山峰环抱，清泉回绕。
半山腰上的古麓山寺，建造于西晋武帝泰始四年(268年)，庄重的山门两侧一副楹联，“汉魏最初名胜，湖湘第一道场”，篆书，为清末经学大师王闿运所题。
古寺之中，两棵六朝的罗汉松，据说已经有一千五百岁了，那么它们一定经历过大唐开元十八年(730年)，那时候这两棵树也刚刚两百多岁，守候在寺庙里，也无风雨也无晴，任尔东南西北风。突然有一天，来了一个人，开始叮叮当当地凿刻石碑，后来那块石碑立起来之后，很多人都来参访，对文章和书法进行品评，在他们口中，两棵大树记住了那个写碑、刻碑之人的姓名，李邕。
这一年，李邕五十三岁，处在一个书法家最具艺术创造力的年纪，恰好潭州司马窦彦澄恳请他为麓山寺撰文并书写《麓山寺碑》，这也成就了李邕的代表作品。碑上题有“前陈州刺史江夏李邕文并书，江夏黄仙鹤刻，开元十八年九月十一日。”江夏黄仙鹤者，疑为李邕之托名也。能做文章，有高超的书法技艺，自己还能刻石，并达到精良的水准，李邕三者集于一身，因此，此碑也被称为“三绝碑”。
《麓山寺碑》是李邕书法成熟期的代表作，和李邕的人一样，碑文书法具有豪放、沉雄之气。董其昌也就根据这块碑文书法，发出“右军如龙，北海如象”的赞叹。
“右军如龙，北海如象”，李邕之所以被董其昌拿来和王羲之并举，还要回归书法本身，李邕书法确实有其独特的地方。据记载，李邕少时学王羲之，擅长写行书，但后来变王羲之法，笔法为之一新。《宣和书谱》说：“邕初学，变右军行法，顿挫起伏即得其妙，乃复摆脱旧习，笔力一新。”这都说明李邕书法的底色来源于王羲之隽秀流美的传统，这在他更早一点儿的作品《云麾将军李思训碑》中还可以感受到《集王圣教序》那种线条的痩硬。《云麾将军李思训碑》立于唐朝开元八年(720年)，李邕撰文并书写，现存陕西省西安市碑林，也是考察李邕书法变化的一块重要碑刻。
可能进入盛唐，玄宗时代风气一变，崇尚肥美，书法的审美也随之变化，唐玄宗的书法具有丰腴的时代的特征，作为臣子的也难免跟风，但李邕绝不是那种亦步亦趋者，李邕的书法之所以能成自己面目，清代人何绍基敏锐地看到了变化的关键因素。何绍基云：“北海书发源北朝，后以其干将、莫邪之气，决荡而出，与欧、虞规矩山阴者殊派。”
“北海书发源北朝”，北朝之书，多以墓志、碑刻存世，著名的《龙门二十品》以及丰富的墓志作品，都是北朝书法的具体呈现，唐朝人已经开始吸收和借鉴这些书法了，只要看一看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与魏碑《张猛龙碑》的关系就可知一二。而李邕也同样把魏碑的楷书特点吸纳到了行书的书写中，这是他碑帖融合的一大成功的实践。李邕把行书的灵动与楷书的沉稳凝重结合起来，纡缓而博大的气势随之而出，《麓山寺碑》就是这一实践的典范作品，正如姜夔《续书谱》所言“李邕、西台辈以行为真”。
书为心画，书风转变背后必有其人生印迹。李邕雄强沉郁的书风，也来自李邕人生际遇的改变。二十出头的李邕，遇到了人生的贵人，也就是写《风》的李峤，得遇欣赏自己的人，是人生的幸运，此后其仕途曲折向前。李邕性格狂放，在关键时刻就表现出了政治不成熟的一面。在做陈州刺史期间，玄宗皇帝在泰山刚刚做完封禅大典，返回途中，李邕进献一篇美文，玄宗看后大悦。于是李邕也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高调起来，和周围人讲自己前途一片光明，马上就要进京拜为宰相了。人怕招摇猪怕壮，李邕这种举动，引来了一场灾难。监察部门对其进行调查，把他那些勒索贪污的事情都捅到了朝廷，当政者大怒，要杀了李邕，后来有人求情，朝廷赦了他的死罪，贬到钦州遵化做了一名小县尉。陈州刺史，从三品，一下子变成遵化县尉，从九品下，到了“知天命”年龄的李邕，该作何感想?也就是在这次被贬之际，他写下了《麓山寺碑》，也可能是另一种幸运。
但不论如何，由《李思训碑》到《麓山寺碑》，李邕完成了一个书法风格上的巨大变化。面对《麓山寺碑》，完全能感受到李邕与虞世南和褚遂良的区别，同样是行书入碑，虞褚的柔美保留得特别明显，那种放松的感觉来自二王的帖学传统，而李邕之变，就是引入了碑学，从而让其书法呈现出浓厚的碑味儿。具体说，就是具备书法修养的人，可以看出李邕的风流潇洒之中的豪爽雄健，扑面而来的雄放苍老，给人以奇崛而又稳健的审美感受。
《麓山寺碑》立成，千年以来，声誉日隆，如今它早已不在古寺之中，这座长沙现存时间最早、价值最高的唐碑被移置到了岳麓书院。古朴、典雅的岳麓书院浸融于山水之中，历经千年而弦歌不绝，学脉延绵，李邕的书法也穿过岁月遮挡，影响了苏轼、米芾、祝允明、唐伯虎等人，时至今日，仍是书法学习的典范。
李邕还留下一句名言：似我者俗，学我者死。
齐白石后来化用了一下，说，“学我者生，似我者死”。
二者的观念看起来有所相悖，但仔细想来，内在逻辑实则一致，即在学习中创新，就像那句广告词所说的，“一直被模仿，但从未被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