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贵于文者，以能明当世之务，达群伦之情，使千载之下，读之者如出乎其时，如见其人也。若夫善立言者不然，文虽同乎人，而其所以为文，有非人之所得而同者。孟子七篇之书，叙战国诸侯之事，与夫梁齐君臣之语，其辞极于辩博，若无以异乎战国之文也。扬子之书数万言，言秦汉之际为最详，简雅而闳深，若无以异乎西汉之文也。至其推性命之隐，发天人之微，粹然一归于正，使学者师用，比之六经，则当时所谓仪、秦、谷永、杜钦辈，岂惟无以望其门墙，殆冠履之不侔也。
宋兴百余年，文章之变屡矣。杨文公倡之于前，欧阳文忠公继之于后，至元丰、元祐间，斯文几于古而无遗恨矣。盖吾宋极盛之时也。于是丞相魏国苏公出焉。以博学洽闻，名重天下者五十余年，卒用儒宗位宰相，一时高文大册，悉出其手。故自熙宁以来，国家大号令，朝廷大议论，莫不于公文见之。然公事四帝，以名节始终，其见于文者，岂空言哉?论政之得失，则开陈反覆，而极于忠。论民之利病，则援据该详，而本于恕。有所不言则已，既言于上矣，举天下荣辱是非莫能移其所守。可谓大臣以道事君者也。若其讲明经术之要，练达朝廷之仪，下至百家九流，律历方技之书，无不探其源，综其妙者，在公特余事耳。此所以一话言，一章句，皆足以垂世立教，革浇浮而已偷薄，与轲雄之书，百世相望;而非当时翰墨名家者所能仿佛也。
公元丰中，受诏为《华夷鲁卫录》，书成，序之以献。神宗读之曰：“说卦文也。”今考其书，信然;则公之他文可知矣。
公殁四十年，公之子携，始克集公遗文，得诗若干，内外制若干，表奏章疏志铭杂说若干，使藻预观焉。藻少习公文，以不获拜公为恨者也。今乃尽得其书读之，可谓幸矣。故谨识其端，而归其书于苏氏。绍兴九年三月十五日，显谟阁学士左中大夫提举江州太平观汪藻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