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闻：“士不忘身不为忠，言不逆耳不为谏。”故臣不避群邪切齿1之祸，敢干一人难犯之颜2，惟赖圣明，幸加省察。
臣伏见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等，皆是陛下素所委任之臣。一旦相继罢黜，天下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贤，而不闻其可罢之罪。臣虽供职在外，事不尽知，然臣窃见自古小人，谗害忠良，其说不远3，欲广陷良善，则不过指为朋党。欲动摇大臣，则必须诬以专权。其故何也?夫去一善人，而众善人尚在，则未为小人之利;欲尽去之，则善人少过，难为一二求瑕;惟有指以为朋，则可一时尽逐。至如大臣，已被知遇而蒙信任，则难以他事动摇。惟有专权，是上之所恶，故须此说，方可倾之。臣料衍等四人，各无大过，而一时尽逐。弼与仲淹，委任尤深，而忽遭离间，必有以朋党专权之说，上惑圣聪者，臣请试辨之。
昔年仲淹初以忠言谠论，闻于中外，天下贤士，争相称慕。当时奸臣诬作朋党，犹难辨明。自近日陛下擢此数人，并在两府，察其临事，可见其不为朋党也。盖衍为人清慎而谨守规矩;仲淹则恢廓自信而不疑;琦则纯信而质直;弼则明敏而果锐，四人为性既各不同，虽皆归于尽忠，而其所见各异，故于议事，多不相从。至如杜衍欲深罪滕宗谅，仲淹则力争而宽之;仲淹谓契丹必攻河东，请急修边备，富弼料以九事，力言契丹必不来。至如尹洙，亦号仲淹之党，及争水洛城事，韩琦则是尹洙而非刘沪，仲淹则是刘沪而非尹洙，此数事尤彰着，陛下素已知者。此四人者，可谓天下至今之贤也。平日闲居，则相称美之不暇;为国议事，则公言廷诤而不私，以此而言，臣见衍等真得汉人所谓忠臣有不和之节4。而小人谗为朋党，可谓诬矣。
臣闻有国之权，诚非臣下之得专也。然臣窃思仲淹等，自入两府以来，不见其专权之迹，而但见其善避权也。权者得名位则可行，故好权之臣必贪位。自陛下召琦与仲淹于陕西，琦等让至五六，陛下亦五六召之。富弼三命学士，两命枢密副使，每一命皆再三恳让，让者愈切，陛下用之愈坚。臣但见其避让太繁，不见其好权贪位也，及陛下坚不许辞，方敢受命，然犹未敢别有所为。陛下见其皆未行事，乃特开天章，召而赐坐，授以纸笔，使其条事，然众人避让，不敢下笔，弼等亦不敢独有所述，因此又烦圣慈，特出手诏，指定姓名，专责弼等条列大事而施行之，弼等迟回又近一月，方敢略条数事。仲淹深练世事，必知凡百难猛更张5，故其所陈，志在远大，而多若迂缓，但欲渐而行之以久，冀皆有效。弼性虽锐，然亦不敢自出意见，但多举祖宗故事，请陛下择而行之。自古君臣相得，一言道合，遇事便行。臣方怪弼等，蒙陛下如此坚意委任，督责丁宁，而犹迟缓自疑，作事不果。然小人巧谮，已曰专权者，岂不诬哉!至如两路宣抚，圣朝常遣大臣，况自中国之威6。近年不振，故元昊叛逆一方，而劳困及于天下。北虏乘衅7，违盟而动，其书辞侮慢，至有贵国祖宗之言。陛下愤耻虽深，但以边防无备，未可与争，屈意买和，莫大之辱。弼等见中国累年侵凌之患，感陛下不次进用之恩，故各自请行，力思雪耻。沿山傍海，不惮勤劳，欲使武备再修，国威复振。臣见弼等用心，本欲尊陛下威权以御四夷，未见其侵权而作过也。
伏维陛下睿哲聪明，有知人之圣。臣下能否，洞见不遗，故于千官百辟8之中，特选得此数人，骤加擢用。夫正士在朝，群邪所忌。谋臣不用，敌国之福也。今此数人，一旦罢去，而使群邪相贺于内，四夷相贺于外，此臣所为陛下惜之也。伏惟陛下圣德仁慈，保全忠善，退去之际，恩礼各优。今仲淹四路之任，亦不轻矣。惟愿陛下拒绝群谤，委任不疑，使尽其所为，犹有裨补。方今西北二虏，交诤未已，正是天与陛下经营之时，如弼与琦，岂可置之闲处?伏望陛下早辨谗巧，特加图任，则不胜幸甚。
臣自前岁召入谏院，十月之内，七受圣恩。而致身两制9，方思君宠至深，未知报效之所，今群邪争进谗巧，正士继去朝廷，乃臣忘身报国之秋，岂可缄言而避罪?敢竭愚瞽10，惟陛下择之。
1群邪切齿：小人痛恨。
2干一人难犯之颜：即宰相吕惠卿。
3其说不远：其说法都差不多。
4真得汉人所谓忠臣有不和之节：真正当得起汉朝人所称的忠臣常不能随众。
5凡百难猛更张：一切事情都不是一下子就能大改变的。
6况自中国之威：况，更何况。
7北虏乘衅：北边匈奴侵犯。
8千官百辟：众多的官员之中。
9致身两制：处身高位。
10敢竭愚瞽：竭尽智虑。
欧阳修这一篇文章所写的是关于范仲淹等人主持进行“庆历新政”的事情，我们知道在历史上，范仲淹等人曾经与庆历年间主持过一场变革，成为“庆历新政”，变革的时间并不长，后来由于一些官员的反对，而遭到贬斥和停止，当时有很多支持变革的大臣就纷纷上书反对贬斥和停止变法，欧阳修就是其中之一。而且我们也知道在庆历三年，欧阳修任太常丞知谏院时曾写《朋党论》进呈宋仁宗，当时反对派即攻击范仲淹、欧阳修等主张改革的活动为“引用朋党”。庆历四年十一月，朝廷下诏书，对“朋党”之事针砭为“人务交游，家为激讦，更相附离，以诂名誉”。至庆历五年，杜衍、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又因“朋党之议”而受相继罢黜。可见，“朋党”之议争斗之激烈。欧阳修出于刚正不阿之心，以无所畏惧的激愤之情，继《朋党论》之后，又上奏了《论杜衍、范仲淹等罢政事状》，中心内容紧紧围绕“朋党”及“专权”而议论。作者于文中明言“不避群邪切齿之祸”，“岂可缄言而避罪”，为伸张正义，他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胆敢与“诏书”对抗，为朋辈的无辜受贬大鸣不平，他的文章“鲠言无所忌”，“放言无惮”，义无反顾，无所畏惧，体现了一位正直无私的官吏的高尚情操。这篇政论文，作者的是非观极其明朗，观点十分突出，所议中心紧紧围绕“朋党”、“夺权”而展开。欧阳修、范仲淹、韩琦、包拯、寇准等等都是那几十年先后出现的名臣，可以说名数还是比较多的，这其实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话题，为什么在几十年中间，北宋竟出现了那么多名垂千古的文人和名臣，这肯定跟当时的教育有很大的关系，而且个个都是能文能武、道德和学问都很好，这是真正我们应该学习和思考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