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谁小时候没有幻想过自己家有间小卖部?柜台上摆着糖罐和辣条，柜台下面是玩具和零食，墙上挂满海报和明信片，橱窗里放着文具和连环画，只要推门进去，就能拿到自己想要的任何东西。小卖部包含了童年里的所有幻想，小卖部老板就成为每个孩子最想让父母从事的职业，可惜家长选择职业都不会专为满足孩子的口腹之欲。
小学门口的小卖部，因为占据了有利位置，所以生意红火。放学的时候，小学生们拥进小卖部，满满当当，像是网里的沙丁鱼群。每个小学生都举着手里的毛票，嚷嚷着自己要买的东西，每个人都在尽力地吼，老板只有侧着耳朵才能听清最前排小顾客的需求。
口袋里有钱的时候，我也挤在柜台前的人群中，像波浪中的一棵水草，随着人群左右摇摆，直到被推到前排，花上一两毛买一包糖豆或是一根糖水冰棍儿。这都是些最便宜的吃食，还没等到回家，我就已经狼吞虎咽地吃完。没钱的时候，我只能怏怏地从小卖部门前走过，眼巴巴看着别人吃零食。有时候朋友也会大方地把酸梅粉倒给我一点点，但大家的零花钱都很少，多数时候，我们都只能羡慕地流口水。唯一的例外是小菲，因为她家就开着一间小卖部，放学时她总是目不斜视，第一个走过校门口的小卖部，完全不受诱惑。小菲个子高，头发也黑，跟老师说话也不怯场，我们私底下都羡慕她，羡慕她坐拥小卖部的豪富，以及这豪富带给她的底气。
小菲家的小卖部就开在我家对面，只要穿过马路，就能到达那个满是甜蜜和梦想的小屋。店主的是小菲的奶奶，我们都叫她杜阿婆，这间小卖部是她的独立产业，与后面小菲家的“杜氏锯木作坊”完全不相干。
杜阿婆是个干瘦、矮小的老太太，脸上满是干枯的皱纹，花白的头发梳成一个小髻挽在脑后，常年穿着一件深蓝色对襟大褂，黑色裤管把脚牢牢遮住，和人说话的时候，脸上总是带着笑。她也不是一直守在店里，没人来的时候，她会回到小卖部后面的家里做家务，或者去旁边的菜地里忙活。我们到了小卖部门口，如果看不到人，就会冲着后面大喊“买东西”，她听到声音，就会慢悠悠地从后面钻出来。因为驼背，她走起路来比一般老人都慢，在我们的催促中，她卖力甩着两条胳膊，一边小跑一边喊着“来了，来了”。等我们买完东西，她锁上货柜和抽屉，又慢悠悠回到后面，继续她未完的活计。在她身上，你看不到时间的变化，这副打扮，把“小老太太”四个字诠释得淋漓尽致。杜阿婆是个文盲，但账算得很好，在她开店的10年间，我把所有的零花钱都贡献给了那间小卖部，她却没有算错过一次账，连母亲都说杜阿婆精明。
小卖部是用木板搭成的。小菲爸爸是个木匠，这个木板房是由他亲手打造的，用的木料都是他作坊里那些不值钱的松木板。房子钉得方方正正，耸立在离马路两米远的黄土地上，远远地和小菲家的三层小楼拉开距离。每天早晨7点，杜阿婆吃过早饭，把朝向马路的那扇木板卸下来，小卖部就开始营业了。出于节约，这个简易房屋没有刷油上漆，也没有做招牌，木板经过风吹雨淋，结满一层黑色霉斑。小卖部里面也黑，虽然房顶牵了一根电线，挂着个灯泡，但灯泡的光只能照亮玻璃柜台，至于两边的货架，以及杜阿婆的背后，永远是黑黢黢的，仿佛藏着无数秘密。
当太阳染红天边的晚霞，母亲们纷纷在门口唤孩子回家吃晚饭的时候，杜阿婆便关掉小卖部的灯，和杜家爷爷一起，合力把门板装上，小卖部就打烊了。但这时间并不固定，事实上，镇上所有做生意的店铺都没有严格的营业时间。如果半夜急需买东西，跑到小菲家喊门，杜阿婆在一楼的房间听到了，立马就会披着衣服起来开门，直到送走顾客才会重新回去睡觉。
二
杜阿婆家的零食，我买得最多的是辣片和药糖。辣片装在一个大塑料袋里，一毛钱一片。付了钱，杜阿婆将右手小心翼翼探进袋子里，用大拇指和食指拈起一片辣片拖出来。灯光下，薄薄的辣片呈现半透明的暖橘色，上面挂满红油，点缀着小颗的孜然粒。一拿到手，我就迫不及待往嘴里塞，吃完辣片，还要意犹未尽地舔干净手指上的红油。乳白色的药糖装在柜台上的玻璃罐子里，五分钱一小块，吃到嘴里，除了糖的甜味，还有一股清爽的薄荷味。
杜阿婆拿辣片和药糖时从不洗手，我们去买零食时也从不洗手。父母从不给我零花钱，我买零食的钱，要么是从早餐费中省出来的，要么是买文具剩下的。即便是这两样最便宜的零食，我也没办法天天买来解馋。所以，零食拿到手的时候，不亚于捧着珍宝，卫生和健康根本不在我的考虑范围内。
在我的想象里，小菲应该能够天天进出小卖部，想要什么拿什么，但其实我从未在杜阿婆的小卖部看到过她。听母亲说，杜阿婆和儿子、儿媳有协定：家里小孩子不许到小卖部拿东西吃，到了年底，她会把一年的收益跟几个儿子平分。于是，小菲和堂弟、堂妹受到严格的约束，成了街上吃零食最少的小孩。
三
六年级时，父亲请木匠打了一个乒乓球台，放在车库里。球台装了网子，刷上绿漆，镶着白边，干净清爽得像池塘里的绿水白荷。为了鼓励我们打球，母亲定下奖励制度，三局两胜，赢了就可以得到五毛钱。我打不赢父亲，但和母亲比赛经常能赢，得到的奖励全部流进了杜阿婆的小卖部，都买了“辣子鸡”。“辣子鸡”算是辣片、辣条的进阶版，五毛钱一包，装在红色的塑封袋里，正面印着一只神气的大公鸡。“辣子鸡”其实和鸡没多大关系，是豆制品，小粒，泡进红油里，用料很足，又麻又辣，还加了几根煸过的咸菜丝提味，“鸡块”又香又酥，吃着很有嚼劲。不光我爱吃“辣子鸡”，弟弟也喜欢。有钱时，我们一人买一包;没钱时，我们两人分一包，吃完了意犹未尽，还要把袋子里的红油挤出来喝掉。
虽然我和弟弟是杜阿婆的忠实顾客，但杜阿婆的主要顾客并不是这群小孩，而是木材市场上的客商和搬运工。客商们要买矿泉水、饮料，搬运工们要抽烟、喝酒，随便一样的单价都不是零食能及的，利润当然也更高。
有段时间，我开始攒钱，然后想把所有的存款都换成硬币——同样是钱，硬币更有分量，能给人更多成就感。我要换硬币，只能去杜阿婆那里。见我不买东西，她也没有不耐烦，脸上依然是笑眯眯的，拿钥匙打开抽屉，把她装零钱的铁盒端出来，让我自己在里面挑硬币。我幻想拎在手里的是银子，自己化身为行走江湖的快意侠女。杜阿婆从不问我为什么要换硬币，她天生不爱对别人指手画脚。在镇上，她是有名的贤惠婆婆——从来不说儿媳妇不好，也不说邻居的是非，每天埋头做事，每年还能给每个儿子分几千块钱。镇上的已婚女人们都羡慕小菲的母亲。除了赚钱，杜阿婆没有任何嗜好，她不抽烟，不喝酒，不去茶馆打牌，也很少上菜市场买肉菜，就连看电视的时间也被她用来看店。小时候我以为她永远不会变老，永远会笑眯眯地坐在小木屋里，作为小卖部的象征永远地存在下去。但她还是老了，脑后的发髻越来越小，脸上的皱纹越来越深;小卖部里先是玩具变少了，然后是文具变少，到最后，零食也少了。我上初中后，小卖部终于关闭了。
暑假回家，闲来无事在网上买辣条，我顺口问弟弟有没有什么想吃的。他想了一下，说想吃小时候在杜阿婆家买的“辣子鸡”。童年的回忆一下子冲进大脑，我也想吃“辣子鸡”啊，可是没有了。再也买不到的“辣子鸡”和再也不会出现的小木屋一样，都在世事更迭中渐行渐远。可是那些它们曾经给我们带来的快乐，永远不会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