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弟在深圳十多年的时候，我和大哥说，不知跃胜在那怎么样了?我俩去看看吧。
到深圳时，他一下把我俩拉到一个大饭店，我们心想，在这混得不错嘛，还上大饭店了。谁知一进去，饭店里闹哄哄的，好几十桌，好几百人。他把我和大哥一人塞到一张饭桌上，笑着对边上的熟人说，我大哥，我二哥，请关照。他自己则跑到另一张桌子上。我们人生地不熟的，也不好说什么。回到他的住处时，我们问他：你在这里究竟搞什么啊?
他说，当“会虫”啊。你们看到了，今天又是一家企业开招商会。我有记者证，这里每天有头十个会，我去拍照，拿红包，吃饭。像我这样的“会虫”，深圳不说有一百，也有七八十。
我见他房间里摆了不少空镜框，便问他做什么用。他说，我有记者证，这里的大大小小会议我都能参加，开市“两会”时，有基层小头头和市领导握手，我“喀嚓”一下照下来，然后，冲洗，放大，装框，送给一些社区领导，他把照片往桌上一放，也很“得”，于是就给我一千、两千的劳务费，这点小钱对他们来说，小菜一碟。
行。看来他虽然他在这里没什么正式工作，日子也还能过得去，我们就放心了。
三弟一生，未享受到父爱。他3岁时，我们的父亲就因病去世。家里太穷了，母亲和大哥到城里做工，我就带着七八岁的三弟在家过日子。可那是什么样的日子啊!我俩很少吃过干饭。我每天烧一大锅稀饭，中午一人吃两三碗，留一点，傍晚放学时，一人再吃一两碗。也没有菜，就是臭渣面和萝卜缨子。
后来，母亲让我到城里当学徒，三弟先是跟祖母生活一阵子，后来也到合肥上学了。一天，他忽然从很远的东门跑到南七里站我的工厂里找到我，说，二哥，我不想念书了，我想找工作。我想想，我也没念多少书，而今也混得人模狗样了，写作上还获得市文教系统先进工作者的称号，还出席了省里的文代会。于是我也就同意了。加上那年头正是三年困难时期，先要挣两个工钱吃饱肚子再说。按说应该“长兄为父”，但由于我俩在乡下患难与共的经历，他还是依赖我。这样我们家里，大哥和我，三妹和三弟，都在十四五岁就工作了。好在五六十代，做童工还不违法。
三弟在服务系统学徒，先是在浴池当“跑堂”，后来，在十字街的庐州饭店炸油条。
我那时已经调到一家报社。报社处理几部旧照相机，我花70元(那是我当时两个月的工资啊)买了一架捷克双镜头相机。一天早晨，三弟正在炸油条，我端着相机对着他“喀嚓”一下，后来就给了他一张照片。他很开心，从此拿着我的照相机爱上了照相，并刻苦学习摄影、冲洗、放大。照相馆也属于服务系统，于是他到了逍遥津照相馆。他在照相馆干了6年，捏皮球快门，专门拍人像，6年中大约拍了9万人的标准头像。
1979年，他从照相馆调到了合肥市文化馆，拍舞台摄影，拍群众文化演出，最早在合肥市举办摄影培训斑，每期都有上百人参加，主讲的老师大多都是省市摄影家协会的主席、副主席，他还请新华社安徽分社摄影部主任徐光春当他高级班的老师。
1989年，三弟又调到省轻工业厅的《轻工导报》。轻工业厅要在全国打造轻工大省，报纸又是全国刊号，所以，三弟终于有了一个“国”字号的记者证了。但不想就在这里，随着报纸后来的停刊，他却莫名其妙地把工资也停掉了。三弟的性格有些随意，这样的大事，他竟然也不去纠缠，竟屁股一拍就到了深圳。他两手空空，只带了他的500幅摄影作品。深圳摄影界很快就认可了他。20年中，也有几家新闻单位看中了他的摄影水平，他还当了《南方画刊》的总编辑，《中国美术报》的摄影部主任。这些头衔都是虚的，还得靠他自己创收，维持生计。
深圳有关方面答应为他办一次摄影展，还有5万元补贴和费用。他太需要这笔钱了!不料三年的疫情使他这个愿望泡汤了。三年的疫情，深圳再没有热闹的会议，“会虫”们的肚子都瘪瘪的了。三弟整整30年没有工资，因此也就没有任何收入。欠人家的房租也无钱交纳。我说你回来吧。我给了他一笔钱，交了房租，坐飞机回来了。我说你怎么不坐飞机，能省两个钱。他说他不大能走路了
三弟像是变了一个人。他年轻时，是十分十分地英俊和帅气的。如今则老态龙钟，步履蹒跚，像貌似乎竟也变得难看了。他不与任何人联系。他对我说，他现在有语言障碍了，说话也不行了。他七八岁时我管他的吃饭，现在七八十岁了我还要管他的吃饭。家族中也只有我管。老伴将他厨房用具和床上用品都准备齐全，还给他网购了一个能放点衣物的活动衣架。房租头一年是外甥刘长荣付，后来是我付。我另外给他每月600元生活费。请兄弟姐妹一人给一点。大哥另外给一笔费用给我，我交给刘长荣。刘长荣17岁时，到他三舅的庐州饭店当学徒，现在开了一家饭店，时不时地给三舅送些饭菜。刘长荣办事精干，一天之内给三舅买了空调、洗衣机、电视机、小冰箱四大件。按说三弟可以安度晚年了。但他的身体却每况愈下。一次他电话告诉我，他在外面摔倒了，爬不起来。他打110，是警察把他送回家的。在这之前，他也曾摔倒过。再后来，他又一次摔倒，手机摔在身旁不远的地方，他却再也不能打110了!
温泉先前就对我说，爸，你得为三叔准备一块墓地。我说行。三弟去世后，我准备给他找坟地，这时老伴说，不要另找。就把他和父母葬在一个墓穴里，让他回到父母的怀抱，二来也让他陪伴父母。把他单放在一个墓穴，将来谁来给他上坟?他不真成了孤魂野鬼了?和父母在一起，多少还能沾点烟火气。40年前，老伴毕竟是在《人民文学》发过两篇小说的，思维比我敏捷。这个提议家族里都赞成。我嘱咐长荣，冬至时把我父母的墓碑刻上几个小字：“三子温跃胜陪伴父母”。温泉抱着三叔的骨灰，我们送跃胜回肥东家乡他的“新家”。当温泉把他三叔的骨灰放到父母的墓穴时，我从怀里掏出了三弟的手机递给温泉，让它作为三弟唯一的陪葬品放到他的骨灰盒里，让他在九泉底下和他的亲朋们说说话吧!我们总算让他落叶归根，入土为安了。
生前，三弟对我说，他那个大包里，碟片和u盘中有几十年拍的十万张摄影作品，冲洗出来的，也有一万多张。难怪他没能打开，他已经没有力气打开了!太重太沉，足足有一百多斤!我看着那些图片，看着看着，我对家里人说：温跃胜在深圳20年的“会虫”没有白当!他的摄影作品精彩纷呈，令人刮目相看!深圳那个地方码头大，国内外大咖名家荟萃，这让三弟大显身手!比方他拍马云，他在马云下塌的五洲宾馆追踪了四五年，拍了他几百张照片，精选了20幅面部特写的“马云脸谱”;他拍黄永玉，张张面部表情都和蔼可亲;他拍董卿《候场》，晚上在侧幕，灯光暗，他拍得很朦胧，但很唯美。下面有一行小字：距她一米远，如果用闪光灯，就错了。仿佛他还在合肥文化馆讲课;他拍郭台铭的特写，下面一行小字：议论他的人很多，见到他的人很少。他拍法国名模，一行小字说：她的鼻子很有特点，对吧?长期一个人孤独久了，他是在自言自语吗?他有一个“千人千面”的大栏目。他花了几年时间泡在各类图书馆里，拍一个“悦读”的组照，拍了一百多幅各种姿态、各种表现、各种神情的读书人。
看这些照片时那天正好是“4.23”世界读书日，我想这些好照片不论在那家图书馆都可以单独开一个摄影展的啊。他还拍了很多很多精美的荷花。一日下雨，他也在包河拍荷花。公园里没有游人，他听说杨振宁今天要来，他就端着相机在那候着。小车一停，当杨先生下车打着雨伞时，他立即“嚓嚓嚓”拍了多张。这时工作人员说，不要拍照!不想随行的人中有一位老太说，是跃胜吧?自家人。原来三弟曾给这位老太拍过许多片子。这样，这张“杨振宁雨中游包河”的照片便成了他的独家摄影作品……那年深圳举行世界名模比赛，就他一个摄影师，他给80多位世界美女每人都拍了许多摄影作品。一个月的巡回表演，他和她们都混得很熟络。合影时，有位美女把手从他背后伸到他的胸前，他竟然也大方地捉着她的秀手。能和世界顶级美女“勾肩搭背”，老三你也值了!
我立即决定：下半年，要给温跃胜同志办一个摄影展!
我请了三四位朋友做䇿展人：周志友、刘浩、马丽春、曲航。
周志友虽然不搞摄影，但他做过几年《艺术界》的总编，对摄影作品的审美要求很高，精准甚至苛刻。
刘浩是老文化馆长，三年前他替我在包河区文化馆举办过一次书画展。他和三弟曾是同事，也是朋友。他说展览场馆没有问题。
作者和朋友商议办展事宜
马丽春则请她策划和宣传，在网络和纸媒上发点消息等等。
曲航是省摄影家协会的摄影师，与三弟是患难兄弟。两人曾结伴到农村去拍身份证照片，摸爬滚打在一起。摄影展览他办得多了去了，且可以对他的摄影作品放大制作。
这样便搞定了。
三弟的突然离世，对我打击很大。我不能接受。我的脑海里老是浮现我俩在乡下喝稀粥的日月，挥之不去。现在，我日日夜夜沉浸在对三弟摄影作品的整理中，我能为他做点事，这才稍稍释怀。
三弟在生活上有些懒散，但他对他爱好的摄影却非常执着而又勤奋。他的作品题材非常广泛而又独特。这个影展值得期待，一定会吸引很多观众，一定比哥的书画展还要成功。
三弟你放心，你的事哥来办，你的遗愿哥来替你实现。你活得也太累了，你好好休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