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帮章先生救过急呢。那应该是一九八七年秋天吧，黄先生出差没在西安。一天在办公室突然接到了章先生的电话，说他在西北大学呢。我说太好了，欢迎来陕师大。章先生郁闷地用绍兴普通话说：“好什么!一文钱都没有，出不了门，到了明天还有可能被撵出门外的。”章先生这次是带了一位日本学生游学，被西安的野导游“宰了”，手头没钱无法行动了，特向我求救。哈哈，有钱的绍兴酿酒老板公子，竟然被老陕宰得没钱了，天下事真是无奇不有。说归说，我赶紧带上钱，买了一兜子章先生喜欢吃的黄元帅苹果，去西大宾馆解章先生之急。就是现在西大太白校区教学区南边，靠近大学南路的那个招待所。其实他只是没有人民币，手里还有点儿外汇券没舍得用，临走时都给了我。他带的日本学生是庆应义塾大学斯道文库的高桥智，高桥吃了我带去的苹果，连说：好吃、好吃!印象特别深刻，许多年后还都记得我，每年过年都寄一张贺年片给我拜年。那年底，黄先生外出开会，带回了章先生还我剩下的钱，章先生还签名送我一本他主持翻译的吉川幸次郎著《中国诗史》。
章先生是特立独行的文学史家，他的文学观念和对古代文学的评价、阐释，常有与时贤不同的见解。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章先生把他“文学的进步是与人性的发展相联系”的理念付诸了文学史编著。主编了《中国文学史》，交由曾是他学生，也参与过翻译《中国史诗》的复旦大学出版社社长贺胜遂来出版。他撰写的《导论》对文学的性质和文学发展的主线都作了截然有异于国内一般文学史的论述。从文学史观到对文学史的宏观把握与微观考察，都有许多独到的认识，打破了文学史研究的传统范式，开创了文学史写作新的格局和境界。该书引起强烈反响，评论如潮。但他很快发现了缺陷，就是没有更多地从文学的艺术形式角度来探讨和描述文学的发展，也没能更具体地显示古代文学与五四新文学之间的关系。我的大学同学——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孙明君在文章中肯定了该书的突破，也指出了不足。章先生不以为忤，还认为“其批评深中肯綮”。章先生是既能坚持真理，也勇于修正错误的学者，经过深入思考，毅然决定重写。不但要继续突破文学史研究的范式，而且从观念上突破自我，重新建构了文学史体系，写出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文学史(新著)》。还在序中对明君公开致谢，显示了一位文学史家的博大胸怀和气魄，令人钦佩。
这就是我心中永远难忘的先生。
人生终会结束，精神永不落幕。先生已逝，音容宛在，其文久留。文章有时阅尽，思念无限绵长。一代先贤名师的故事，与杏园同苍翠，共芬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