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儿时，喜欢把自行车喊成脚踏车，偶尔看到一辆脚踏车叮铃铃地从马路上骑过，车兜露着碧绿的青菜或车后架上坐着一个红衣孩童，就羡艳不已，哪天也能骑上脚踏车。1976年初，我未满18岁就去了宁波市郊的洪塘公社红湖大队插队落户。当年秋收结束，农事闲了下来，到了10月初，我听说在洪塘工作的舅舅要出差半个月，于是逮住机会，向舅舅借来他骑的一辆28寸脚踏车。
我读中学时，曾在学校的操场上给初学脚踏车的同学当过小帮手，也偷学过，但从未敢单骑。那天，车借到的返程路上，我先是推车前行，后来索性把屁股挪到车子三脚架的横档上，凭借双腿长的优势，一路踩踏，一路高喊“脚踏车来了，脚踏车来了”提醒行人。好在那时的马路上少有汽车、摩托车、拖拉机，空荡得很，使我始终保持着东拐西弯摇摇晃晃的前行势头。过了洪塘北面的萧甬铁路线和上沈大队，通往插队点的血泪亭和亭旁的公路桥已在眼前，公路桥的桥面宽，坡陡，我推车至桥中央，沿着下坡道往下瞅，马路空空荡荡，落叶被风吹着走，我忽然有了遐想，若从桥头下坡返回插队点，多爽啊。我把车的坐端放到最低，人坐在上面，两只脚宽绰得能踮到地面，就算翻车，马路两旁的树也会把我拦住，就借着下坡的惯性，在寂寂的马路上踩踏前行，它所带来的兴奋，足以使我忘却农活带来的所有艰苦。
这条马路现在称宁波洪荪公路，马路从庄桥过来，直通我插队的红湖大队红湖水库深处的部队仓库。当我骑车到山脚边时，往东是鞍山大队，往西是红湖大队，但有一个类似隘口的下坡弯道，叫大东湾。夕阳下，我站在马路上瞅着弯道的机耕路，狭窄、低陷，就像一条诡谲的羊肠小道，看得心慌。我也曾听当地的农民说，每一位知青家长首次从宁波骑车来探望插队的孩子，往往就在大东湾人仰车翻，油煎咸带鱼、咸蟹酱等带给孩子的下饭菜掉落一地。于是，我小心地下车，轻手轻脚地推行，过了另一个隘口小东湾，机耕路渐渐地宽了起来，离我插队的红湖大队费家村已近在咫尺，难以抑制的喜悦驱使我翻身上车。村口是当地农民费国义的家，公社送信的邮递员“洪塘阿三”，常把队里订的《浙江日报》和农民、知青的信件寄存在他家。当他看到我弯腰勾头地骑车回来，兴奋地大喊：“下放青年买脚踏车了，大家都来看!”我刚要回答这车是向我舅舅借来时，因注意力分散，连车带人翻倒在粗砺的机耕路上，但我全然不顾膝盖、手臂的疼痛，猛地起身查看车有没有摔坏，那可是大事。
三四米宽的村口，一下子聚起了很多村民和知青伙伴，围着我身边的脚踏车打转，一看是上海制造的永久牌，有人竖起拇指、有人咂舌，说这要凭多少工业券才能够买到。语气充满好奇和羡慕。20世纪70年代，国家物资匮乏，购买紧俏货，还需收取工业券，而一户人家一年大概也只有一两张工业券。永久牌自行车、飞鸽牌自行车，在农村几乎见不到，城市也不多见，改装车、杂牌车倒是有几辆，珍稀得犹如现在的“宝马”“奔驰”。
当晚，我入住的知青宿舍热闹非凡，大家奔走相告纷至沓来，参观和打听这辆脚踏车的来历。我说是向我舅舅借来的，给我骑半个月。有人说，明天骑到镇海汶溪去买剥皮鱼(学名马面鱼)。汶溪近海，我的插队点属丘陵地带，吃不到海鲜，生产队往往在“双抢”前或节假日，派出几位农民凌晨二三点钟起床，拉着手拉车去20多公里外的汶溪买一角八分一斤的剥皮鱼，再集体分发。当晚，生产队有一位骑车可以双脱手的朋友来到我的宿舍，我对他的车技非常敬佩，当他推上脚踏车，说要带我去机耕路上“训练”时，这个提议对我来说正中下怀，当即点头称是。在村口，他飞身上车，我刚刚坐上书包架，屁股还没稳妥，脚踏车就呼呼地向前，然后冲过小东湾、大东湾，直奔洪塘。我坐在车上骇然失色，双手紧紧地抱住他的腰。他戏谑：“你的手怎么粗糙得硬邦邦，一点不嫩软。如果是‘摇摆’的手，搂得再紧我也喜欢。”“摇摆”是大队新来的女知青，苗条、漂亮，她第一次下田干活，走在细细窄窄的田塍上，身体像扭秧歌一样摇摇晃晃，有人就给她取了“摇摆”的绰号。也许那晚我的双手像铜环一样，把他的腰箍得疼痛，也许他觉得过足了骑车瘾，在血泪亭附近，他下车让我骑，并在我身后抓住脚踏车的书包架替我“维稳”。
皎洁的月光下，马路上渺无人迹，我硬着头皮开始夜骑。因为有了白天的尝试，再加上有他的护驾，骑得十分利落，而且越骑越快。骑出一段路后，我问他：“我骑得好吗?”谁知身后毫无反应，我刹住车转身回望，哪有他的影子。我大惊，他人呢?但我很快平静下来，一定是我只顾骑车，忘了身后的他。这时，远处隐隐绰绰出现一个黑影，我赶紧骑车过去，果然是他。“你耳朵聋啦还是心思坏，喊也喊不住。”他大吼。“骑车兴趣一来，忘乎所以了。”我怯怯地回答。
二
脚踏车只有半个月使用期限，如何最大功能地利用它、用好它，成了我的当务之急。只要有空，我就废寝忘食地骑车上路。我们生产队北面那条紧挨红湖水库深处的沿山马路，终点是部队仓库，有警卫班驻守，一般的车不允许进。这条马路除了每天清早警卫班出车采购军人伙食物品外，整个大白天几乎没有车辆，我就选定在这条四公里多的马路上骑行。靠山边的马路坡陡弯急，缓缓地下坡时，洋溢着山野花草香的风拂面而来，顿觉惬意、轻松，感慨农村骑车真是天地广阔。
几天的强化骑行后，我认为自己已能熟练驾驭脚踏车了，就冒出了从水库大坝往人多的生产队晒谷场冲坡的念头，以实际行动向大家宣告自己的骑行水平已不是一般般。
从大坝往下冲的路是水泥路，比机耕路宽、比马路窄，路旁是一条水渠，“双抢”收工摸黑回来时，我喜欢躺在清凉的水渠里洗澡。当我松开脚踏车的刹车，车子飞也似的沿着斜坡往下冲时，我看到了生产队的老社员阿明伯，他个子瘦小，可能因老婆生了一窝女孩，他觉得自己在生产队里抬不起头，一天到晚低眉垂目、沉默寡语。我因骑车带来的大好心情，大喊“阿明伯好”，但他对我熟视无睹，只管走自己的路。此时，我越骑越勇，一阵风似的往前冲。忽然，在水渠边涤衣舞杵的应副队长女儿站了起来，她的双眼清清亮亮，嘴唇就像恬静的弯月，正好和我打照面。那一瞬间，我察觉到自己的走神，想克制已来不及，只听“砰——嘭”的一声巨响，脚踏车猛地撞在晒谷场的水泥墩上。瞬间，脚踏车横躺在地，后轮胎的钢圈在滴滴地转动，前轮胎却被撞得不会转动。
这下，我像遭遇灭顶之灾一样神魂颠倒，整个人被甩出车外已不觉得疼痛，倒是无比痛惜那辆脚踏车，满脑子想的是“怎么办怎么办”。这时，晒谷场上已聚集了生产队的众多社员、知青，有人说脚踏车的蟹钳被撞弯了，买一副蟹钳要好几十元，若是请师傅修，虽然省钱，但师傅哪里去找呢?我一听买一副蟹钳要好几十元，吓得面如死灰，每月在师傅家里搭伙，一个月交伙食费9元，自己每月的零花钱也只有二块，这还是父母亲勒紧裤带省下给我的，一副蟹钳就要几十元钱，对我来说简直是天文数。我可怜巴巴地看着围观的人，大家看着我的一脸苦恼，只有长叹短吁。
也有人蹲在脚踏车旁，细细地查看弯曲的蟹钳，宽慰地对我说，不用换，把撞弯的地方拉直就好了。我说找谁呢?能找到这人，我买香烟感谢他。这时，忽见我的师傅拨开人群走了进来，身后还跟着一个面如重枣的中年男子。师傅对我说，内行人来了，你不用担心。原来师傅已知道我撞车的事，瞒着我找来队办企业的机修工，我感动得眼睛潮湿，拨开人群直奔不远的烟杂店。师傅猛地喊住我，你买什么烟?算啦，快来帮忙。
机修工把两根麻绳往电线杆上系得扎扎实实，然后套住脚踏车的蟹钳，吆喝“一二三”的号子，大家拉、拽脚踏车，但不是拉过头，就是拉得不到位。大概折腾了半个多小时，蟹钳才渐渐复原，脚踏车又能骑了。机修工对我师傅说，蟹钳撞弯恢复后，一般看不出来，你徒弟尽管放心骑好啦。
十五天的期限说到就到，还车的前夜，我把脚踏车擦了一遍又一遍，直到锃光瓦亮。但在第二天的还车途中，我愁绪萦怀，虽然机修工说过“一般看不出来”的话，但万一被舅舅看出破绽，免不了一顿数落。当我纠结在实话实说还是隐瞒中时，就到了舅舅的地方，他问我，车骑熟练了吗?没撞过吧。我马上用准备好的一套说辞，故作轻描淡写地答复，撞是撞过了，但撞得很轻。
我知道，我插队的师傅是舅舅帮我挑的，如果我说没撞过，他若碰到我的师傅，师傅无意中说出撞车的事，撒谎的事岂不败露，而且以后再也不能开口借脚踏车了。
从那时起，我做梦也想拥有一辆脚踏车。
三
到了1981年，我通过参加高考，重回校园读书，接着参加工作，积了大半年工资，咬咬牙，终于买了一辆脚踏车，是绍兴产的“飞花”牌。遗憾的是26寸，载重量小，看上去还有一点单薄，总是担心单位哪个高大的男同事上车一坐，压垮书包架，也觉得26寸的脚踏车对我这个1.82米的大男人来说，别别扭扭，像是骑小姑娘的车，不像那些骑着高高大大的“永久”“飞鸽”脚踏车的男人，有敌后武工队转战青纱帐的威武。
“飞花”牌脚踏车小虽小，但我对它还是呵护备至，同事们来借车最好免开尊口，若万不得已被借去，总认为这个同事车技不好、平时马虎又随意，甚至还想起我在农村撞坏舅舅的脚踏车，蒙他说撞得很轻那样，他们会不会也演这一出戏?到了同事前来归还，等他们转身离去，我就细细地检查，还恨不得有只放大镜，查出被撞或刮擦的痕迹。
那时候，一辆脚踏车，是家庭的大资产，许多家庭为了孩子的终身大事，男女双方的家长总会千方百计筹款、筹工业券，实在没办法，找黑市的“黄牛”买内部供应的车票。不少新婚夫妇，常用一辆崭新的脚踏车当作迎亲“花轿”，由衣冠端正的新郎驮着春风满面的新娘到家拜堂成亲。
时代总是进步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脚踏车逐渐多了起来，但还是凭票供应，而且票又是内部控制分发，普通人是分发不到的。1986年下半年，我花了50元钱通过“黄牛”搞到了一张“永久”牌脚踏车的票。买到28寸“永久”脚踏车的那天，链条“嚓嚓嚓”地响着推进家门时，就像迎来喜事一样满屋生辉。有了这辆向往已久的脚踏车，我爱惜有加，将车的三角架、书包架及其他金属支架，都用塑料纸一层一层地扎好，严防死守碰擦时油漆脱落。对它的保养，除了规定的日常大保养，还有隔三差五的小保养。每一次保养，往往先用打湿的围丝擦去污泥锈迹，其次用干燥的围丝擦干车身的角角落落，最后用一团蘸了机油的围丝，细心地揩擦前后车轮的轮毂、钢丝，祛除污迹，锃光发亮，使脚踏车永远是新车。
但是，那时盗窃车铃盖甚烈，有一天晚上，我兴高采烈地骑着“永久”去电影院看电影《绞索下的交易》，谁知电影结束来到停车场，却发现车铃盖不翼而飞。那一刻，我像脖子被套住绞索一样痛苦不堪，懊恼到了一夜未眠，尽想着去哪里买到原配铃盖。第二天，有位同事听到我“遭窃”的消息后，要我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反正摘个铃盖很方便。但我不敢造次，我个子高，目标大，容易被发现，最担心的是发现后被扭送派出所，前程啊、理想啊，后果不堪设想。于是，我的脚踏车就像患了“缺牙聋”一样，显得底气不足。直到一个月后，出差上海的一位同事给我买来原配铃盖，我才像恢复元气一样释然。
为防车铃盖被顺手牵羊，我找到懂得锉、钳、刨，又是单位头牌机修工的插兄。农村插队时，我俩就构建了患难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关键时刻他挺身而出，用六七毫米厚的不锈钢带，在台虎钳上拗成孤形，像扣一样覆盖在车铃上，然后再用螺丝拧紧。那天，插兄超常发挥，为从源头上杜绝安全隐患，还给我的脚踏车做了二颗不锈钢螺帽，套在后车轴螺杆的两端，他说这可以抵御撞击或被碰撞。
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进入新世纪门槛的这段时间，放眼宁波的大街小巷，脚踏车已是乌泱泱一大片，还每天堵在江厦桥、灵桥、东门口和一些逼仄的街衢上。在鼓楼、城隍庙和一些脚踏车流量大的街头巷尾，催生了一门新产业，一些下岗待业的女工拎着水桶，背着工具箱出现在街头。她们的工具箱很专业，拉开箱子盖，里面放着围丝、毛巾、机油和螺丝刀，拉拢盖子，就成擦车时的木板凳。她们给车祛除污迹，然后擦干、上油、打蜡，把一辆骑得脏兮兮的脚踏车打理得焕然一新，而且收费大众，还有不少回头客。
但是，车多，路窄，与步行比较，骑脚踏车风险增大。有一些年轻人为标榜自己的车技了得，骑得风一样，往往把旁边的车挤倒。单位有一位同事，车技不错，常给我们表演骑车点烟、骑车捡烟蒂等绝活。有一次，他带人骑车外出，谁知路上碰到情况，猛地一个急刹车后，又飞快前行。不料，坐在书包架上的人被重重摔下，左脸落在路边的椅子上，撕开一条口子，满脸是血，虽然伤势不重，但不幸落下“破相”的缺陷。家人常常提醒我：“骑车要小心一点，不要骑快车。”1989年7月30日的台风天(史称宁波“7.30”大台风)，风大雨大，我骑车路过宁波姚江边的马路，江水倒灌已漫到路上，我为抢时间回到单位，车骑得飞一样，谁知前车轮磕在泄水的窨井盖上，脚踏车突然侧翻，膝盖撞在坚硬的窨井盖上，顿时裂开一条缝，鲜血直流，至今还留着伤疤。骑车几十年，虽然恶性车祸碰得少，但磕磕碰碰的小事故，如自己不小心遛一跤，被人家的车撞倒等等，仍是家常便饭。
四
改革开放的深入，给社会带来了新动力，也促进了经济建设的发展。进入新世纪，随着宁波城区的扩大，一些经济收入较高的外资企业员工，开始购买摩托车作为交通工具，而价格二三万的本田大白鲨摩托车，则成了一些经商致富的商人们交通工具的不二选择。他们上穿梦特娇T恤，下穿笔挺的西裤，裤子后袋插着一只砖头般厚的大哥大，双脚闲适地搁在本田大白鲨摩托车宽大踏板上，穿梭在大街小巷。还有一些工矿企业下岗待业的男子，买来价格亲民的奉化产“奉通”牌摩托车，做起“摩的”生意，起步价5元，而一些不法人员，也利用摩托车快捷、方便的条件实施对行人的抢夺犯罪。犯罪的新动向和轰鸣声掠过街头巷尾地扰民，导致宁波城内老三区实施“禁摩”。
“禁摩”后，电动车就攻城略地进入宁波市场，它们操作方便和价格便宜的优势，一下子抢了脚踏车的风头，而城市公交覆盖范围、营运密度的扩大和众多单位汽车的拥有，兴盛多年的脚踏车时代成为昨日黄花而落幕。
那时，我骑了多年的“永久”牌脚踏车，已沦落成落毛的凤凰不如鸡的地步，除了铃不响，其他叮当响，刹车全靠嘴，被我以三十多元的价格卖给修车铺当零配件使用。后来，我花了2500元钱买了一辆“绿源”牌电动车，穿行在宁波的大街小巷。
但是，我对脚踏车的爱好，已从单一的交通出行转化为健身运动，想买一辆类似赛车的自行车。捷安特、美利达、大行等牌子的自行车我觉得骑的人太多，与脚踏车差别不大。后来我看中一款叫“崔克”的越野山地车，它是用超轻碳纤维材料制成，有碟刹、油碟、皮震系统，有十档变速，轮胎还能防钉，长长的“法嘴”充气孔，用特殊打气筒充一次气，能使轮胎保持数月不瘪。但问了价，老板说2.6万多元，我吓了一跳，怎么这样贵?老板说你先掂量一下它的重量吧。我用手一抓，太轻了，用食指一勾，竟能把整辆车勾起。我惊奇之后是万分喜悦，一下子对它产生浓厚的兴趣。
几天后，我斥巨资买下了这辆山地车，大大地满足了自己的虚荣心。当我踌躇满志地推回家，老婆问起价格，我掐掉小数点前的2，老婆说6000多元买辆自行车，真不值得。我听了，心里瞬间失衡，但又不能表现出来。
俗话说，好马配好鞍，在一些骑友的撺掇下，我还给“崔克”配了当时最先进的自行车导航系统“佳明810”，也给自己买了一副价格不菲的骨传导耳机，用于外出骑行时接听电话。因为这辆山地车出身名贵，国际环法自行车赛选手的赛车就是顶尖的“崔克”，价格达30万美元。虽然我的“崔克”属于该族中的低配，但对我来说，已是贵族车，平时，轻易不骑“崔克”外出，不是因为它没有车铃，而是它没有撑脚和不能装车锁，深怕被不良少年盗走漂亮又方便跋山涉水时能肩扛车辆的坐骑。骑了近十年的“崔克”越野山地车，经历过无数的风风雨雨，也因路途遥远、峻险翻倒过，但至今仍没露败相，只换过几次轮胎。
“崔克”越野山地车，陪伴我下海岛、上高山，从早先骑行三四十公里，到现在骑行一百多公里，碟刹系统带来冲坡时的安全，十档变速带来上坡时的轻松。在骑行中，我领略了锻炼的乐趣。至今，对它的呵护，如同四十年前我买到人生中第一辆26寸“飞花”牌脚踏车一样，依然如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