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民的拉蒙特
在哈佛期间，我最喜欢去的图书馆是拉蒙特(Lamont Library)。
国人常把哈佛看得神圣无比，各种光环。韦德纳高高在上，每次去都如朝圣一般。正匹配我刚来哈佛时的精神状态。然而，庄严的心态势能较高，维持起来比较辛苦。
拉蒙特则有家居气氛，随和谦和。
拉蒙特位于哈佛园东南角，正门向北，不高，与韦德纳相比，是一座小楼。拉蒙特的西侧是霍顿，东侧紧邻哈佛院墙，院墙在拉蒙特旁边有一个小门。小门外有一个公共汽车站，和一个哈佛校车站。
哈佛校车供哈佛师生免费乘坐，通向哈佛的各个园区。用手机下载一个APP，就可以随时看到各路校车的时间表，以及各路校车此刻的位置。
刚来波士顿的时候，我住在距离哈佛校园9英里远的列克星敦(Lexington)，美国打响独立战争第一枪的地方。房东天津人，来美几十年了。从打小工做起，到自己开公司，主营装修。房东每天会去红线地铁的终点站Alewife，接他的工人去工地。我就搭车同去，红线地铁，直达哈佛广场。出哈佛广场地铁站，最近的图书馆是韦德纳，去韦德纳自然也多一些。
一个月之后，我搬到哈佛校园北面的格雷花园西(Gray GardenWest)，距此不远，是哈佛的QUAD园区，有校车直通拉蒙特。于是哈佛园中，反倒是直线距离最长的拉蒙特最为方便了。
工具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的行为，俗语说，远道无轻载，千里不捎针。对于一个重复频率高的行为，一点点方便也会起到很大的影响。
专为本科生服务的图书馆
据哈佛图书馆官网介绍，拉蒙特是全美第一个专为本科学生建造的图书馆。拉蒙特现在的藏书总量超过20万册，不仅服务于选修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课程的学生对于课程学习和本科研究的需要，还力图满足学生在文学、当前政治事务、艺术和环境方面更广泛的兴趣需求。
拉蒙特的书库与阅览室是结合在一起的，每层楼都有宽敞的阅读空间。韦德纳以藏书为主体，书库在书架中挤出阅读空间。在拉蒙特，书库与阅读空间各占半壁。除了一楼和三楼的两个大阅览室，还有几个专门的小规模阅览室，书库之中也设置了各种座位。拉蒙特楼里还有一个报告厅。我经常在上楼的时候，看到里面有讲座。
拉蒙特也是梅特卡夫的创意，就是创意了霍顿图书馆那一位哈佛图书馆主管。
早在1938年，就是策划霍顿的那一年，梅特卡夫就开始与波士顿建筑师HenryShepley谋划拉蒙特了。二战末期，哈佛1892年毕业生托马斯·拉蒙特(Thomas W.Lamont，1870—1948)慷慨捐资，梅特卡夫的创意变成了现实。在拉蒙特先生去世的第二年，拉蒙特图书馆投入使用。
拉蒙特青年时投身新闻事业，在哈佛时，担任过《哈佛红》(The HarvardCrimson)的新生编辑，后来又先后在《波士顿先驱报》《纽约论坛报》等著名大报工作过，据说由于工资过低，转而从商，从事贸易进出口，后成为大银行家。
《哈佛红》是哈佛学生办的报纸，1873年创建，到现在仍然完全由哈佛本科学生负责运营，是整个剑桥唯一一家日报。每天早晨，在哈佛校园各处的报刊栏中就会出现，免费取阅。把《哈佛红》的历届职员名单排列出来，必群星闪烁。肯尼迪总统在哈佛时，曾做过《哈佛红》的编辑。
伯克利有类似的报纸，叫做《每日加州》(DailyCalifornia)。在伯克利南门外有很多告示栏，其中一个是《每日加州》，板报栏上张贴着当日的报纸，旁边一大摞新报任人取用。我在伯克利访问期间，每天走这条路进入校园，总会先取一份报纸，了解校园时事，兼学英语。校园其他公共场所也经常能见到《每日加州》的取报箱。《哈佛红》没有那么方便，我看得就少了。
哈佛的红是深红，crimson，应该就是哈佛校旗的颜色。不久前有北大毕业生把北大红做成了口红的颜色，颇为拉风。如做成哈佛红，料想会如哈佛一般，红得发紫。
拉蒙特建成开放之初有8万册藏书，主要是从韦德纳分流过来的。还有一些原来在其他地方的图书室，整体转移到拉蒙特，比如GeorgeEdward Woodberry Poetry Room。
拉蒙特自建成后，经历了各种变化。1978年，曾在地下B层设置了一个残疾人学生阅览室，2007年春天，由于残疾人“回归主流”思想的发展和学生网络阅读的日趋便利，这个阅览室关闭了。所谓回归主流，是指让残疾儿童尽可能地在普通学校和普通班级与普通儿童在一起学习。这是社会对残疾人观念的总体变化。
我在伯克利第一次见到坐轮椅的残疾人独自出行时，大为震惊。过一段时间才意识到这是常态。也经常遇到残疾人乘公共汽车的场景。司机停车之后，先到中部的车门，把一个电动的金属坡道放下来，残疾人驱动轮椅，从坡道上来，进入车厢，司机用安全带把残疾人的轮椅固定在车上，收回坡道，然后再回到驾驶室开车。残疾人下车时，同样的操作再来一次。这个过程需要很长时间，但车上所有人都安静地等着，没有人有怨言，没有人催促。
剧场、博物馆、图书馆之类的公共场所，无障碍通道是必备的装置。在美国，残疾人一个人开着轮椅出现图书馆，人们习以为常，不觉得是个特殊事件。
拉蒙特有两个大阅览室，先后在1999年和2004年翻新，并以资助者的名字命名，一楼叫Ginsberg ReadingRoom，三楼叫DonatelliRoom。这两个阅览室是我来得最勤的。时间充分就上三楼，暂短停留就在一楼。一楼和三楼的阅览室长得很像，只是窗外的风景不同。
人生有限，所遇之人有限，所读之书有限。拉蒙特这样的图书馆设置，为书与人之间的偶遇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让深藏洞中的书籍有可能在无意中出现在读者的眼前。无缘者擦身而过，终生陌路;有缘者一见倾心，其喜何如哉!
在美国，图书馆是一个工作的场合，就如咖啡馆一样。所以去图书馆工作，未必一定要读那个图书馆里的书。我去图书馆工作，更多的时候，只是带着自己的笔记本电脑，偶尔会带自己的书，甚至从别的图书馆借的书。
在工作累的时候，我喜欢在书架中随便转转，有时候会随意拿出一本书，随手翻翻。所随的意有多种可能，可能是因为书的题目，可能是因为书的装帧，可能是因为书的古旧，也可能是什么原因也没有。
“打盹指数”
在拉蒙特一楼和三楼的阅览室中，有很多沙发，沙发前还有一个小墩子。一开始很让我困惑，不知道是做什么的。
所谓傻子过年看邻居，很快我就看到了这套装置的使用方法，着实让我感到了一次Culture Shock(文化震撼)。
下面这幅图是正确使用这套装置的方式，那个小墩子，原来是专门用来放脚的。
这个区域，是专门给学生放松、休息的。有的人，如我对面这位，抱着笔记本以一种不大严肃的方式半躺着工作。也有人如我这般，翻翻微信，看看微博，盹一个。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同学们各行其盹。
原来，在图书馆，不仅只有趴着桌子这一种睡觉姿势;原来，图书馆还可以提供专门用来打盹的设备;原来，在图书馆，除了正襟危坐、严肃认真之外，还可以东倒西歪、口角流涎的。这让我对拉蒙特油然而生亲近之心。
作为中国人，午睡的习惯难以克服，所以拉蒙特就成了我工作地点的首选。
慢慢地，走访的图书馆多了，发现拉蒙特并不是唯一一家提供打盹装备的图书馆，甚至我发现，打盹用的沙发，其实是哈佛图书馆的标配。于是，我发明了一个词：“打盹指数”，作为衡量一个图书馆是否适合打盹的量度。
很快，我就把“打盹指数”作为选择工作场所的重要参数。回过头看高大上的韦德纳，我才意识到，主阅览室东西两端部分的沙发，恐怕是打盹用的。据我个人考证，哈佛图书馆打盹指数最高的是神学院图书馆;不过，综合气氛最好的，还是拉蒙特。
拉蒙特人气旺，形形色色，姿态万千，无论怎样，都无不雅不敬之嫌。神学院图书馆的设备虽然好，宽大的皮面沙发，合适的靠背高度，都适合打盹乃至酣眠。不过，周遭肃穆，总觉得有异样的眼光看着。呵呵，可能是我有点儿敏感了。
团队工作的小阅览室
除了一楼三楼的大阅览室，拉蒙特还有若干大小不一的小阅览室和工作室。有只能容五六人小规模讨论的小工作间，有十几人二十人的教室，还有小阅览室。这也是稍微大型一点儿的图书馆的标配。
拉蒙特的小阅览室，我常去的是位于三楼西北角的亨利·法恩斯沃斯阅览室(Henry Weston FarnsworthRoom)，在大阅览室没有合适座位的时候，或者想要换个心情换个环境的时候，就去Farnsworth。
这个阅览室原本在韦德纳，拉蒙特建成后，搬了过来。这个阅览室中有藏书，藏书有专门的主题，这个主题让我感到意外而惊喜：为大学生的课余生活服务!
哈佛图书馆官网介绍说，这个阅览室致力于收藏那些大学生自己愿意花钱购买的，或者摆到面前愿意看的那些“课程之外的书”(extracurricularreading)。书架也按专题分类，包括：神秘(mysteries)、科幻小说、旅行书籍、传记、文学畅销书、Harvardiana(哈佛戴安娜)，以及其他有趣的零零碎碎(oddsand ends)。
排名第一的竟然是“神秘”!这个种类是我们的图书分类里不大有的，诸如世界未解之谜、占星术、外星人、星座、魔石、药草等各种怪力乱神，基本上属于伪科学。
Harvardiana是哈佛本科生办的杂志，类似于《哈佛红》，我把它翻译成《哈佛戴安娜》。这个杂志貌似只存在了四年，1835年—1838年。但是这个词留在了哈佛，不时地出现在各种场合。比如在报刊上作为栏目名称出现，应该是哈佛掌故的意思。这也是一首进行曲的名字，哈佛学生在与其他学校进行体育比赛的时候，乐队就会演奏这个曲子，大家也会一起去唱。不用说，进行曲的作者也是哈佛毕业生。
最后一个专题的名称非常别致：“其他有趣的零零碎碎”。这恐怕是非集的意思，或者相当于其他。
除此之外，图书室还会根据学生的建议，专门购买相关图书。
法恩斯沃斯阅览室也是一个里程碑。这是大学图书馆第一个专为学生课外活动准备的阅览室。它就是让学生去休闲、去放松、去获得愉悦的。
毫不意外，亨利·法恩斯沃斯也是哈佛毕业生。法恩斯沃斯1912年于哈佛毕业，他是一位新闻记者、旅行家、探险家、一位疯狂爱书的人;他参加了法国外籍军团，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1915年9月于法国BoisSabot丧命。这个阅览室是他的家人捐赠的，1916年12月5日正式开放。
法恩斯沃斯还专门收藏了Corliss Lamont (1902—1995)的著作。CorlissLamont是一位作家、教育家、公民自由主义者(civillibertarian)，美国人文主义者协会的名誉主席。他是拉蒙特图书馆的捐献者Thomas W.Lamont的儿子，哈佛1920年毕业生。
我曾经利用过这个阅览室的旅游书专架。书架上有“孤独星球”“国家地理”的系列旅行读物，覆盖全世界的每一个区域，地图、攻略、住宿、景区……应有尽有。把目标区域的书籍搬到桌子上，一本一本过滤、筛选，见到可能有用的信息可以用手机或者相机拍照，也可以用图书馆提供的复印机和扫描仪。
假期旅行是美国大学生的标准配置，在这里计划旅行，再好不过。
图书馆是干什么的?
正是在拉蒙特，我对图书馆有了全新的理解。
在以往我们的观念里，图书馆是藏书的地方，读者来图书馆，就是借书、还书。
上大学之后，我才开始频繁使用图书馆。我在吉林大学读书时，经常去图书馆的一个大屋子上自习，这原本是一个礼堂，装上了桌椅，变成了一个硕大的自习室。每个学期之初，同学们纷纷等着开门的一刻，进去占座。用笔记本、杂物、不大会有人拿的专业书占座，占一次可以用一个学期。不过，贵重的物品和书籍，不敢放在这里。丢书的事儿是经常发生的。
虽然这个自习室在图书馆里，但是我并不觉得它与图书馆有多么密切的关系，只是在地理上有很多方便。自习室在一楼半的位置，我常常会去二楼、三楼的理科阅览室、文科阅览室、期刊阅览室临时翻一会儿杂志，看一会儿书。这些阅览室都是不能带书包进屋的，顶多带个笔记本，一个水杯。里面的座位也极其有限。
那时图书馆的书库都是封闭管理的。先要在目录室翻卡片，把可能还要看的书的信息抄在卡片上，交给馆员，馆员进书库找书，拿到服务台，在借书证上作上记录，盖上章，才能借出来。一本书只能看有限的时间，一个月，或者三个月的样子。一次能借的书也有限，五本，或者十本。
记得有一次，我在吉大图书馆借了一本英文原文的小册子，是一本小说，我依稀还记得内容，不小心弄丢了，贴了好几个小广告，不起作用，只好赔。原版书本来就很贵，而且要几倍赔偿!这笔钱对我当时是一笔很大的数字，让我对借书有了阴影。我觉得，借书还书是一件特别麻烦的事儿，所以我宁愿自己买书。
即使在教书、读博、再教书之后，我使用的绝大部分书籍都是自己购买的，常用的期刊或者订阅，或者被赠送，对图书馆没有依赖，貌似也不需要图书馆。无论在北大，还是在北师大。
第一次出国访学伯克利时，科学技术史中心分配给我一个办公室，在一个大办公室里，与另一位访问学者共享一个隔间，我于是在校园里有了一个稳定的工作场所。据说整个伯克利除了科学史中心，只有东亚中心能够给访问学者提供办公室。所以我算是幸运的。
访问哈佛无法幸运了。哈佛科学史系连老师的办公室都很紧张，访问学者更不可能有办公室了。但是，这却让我获得了意外的机会，能够长期在图书馆工作，从而对图书馆有了全新的理解。
哈佛的图书馆不只是借书还书的地方，甚至首先不是借书还书的地方。
在哈佛，我才慢慢地、充分地理解到，图书馆如何能够是大学文化的核心。
我在这套书的附近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荣格是我最为欣赏的心理学家，他的成就远远高于弗洛伊德。我在1989年翻译《太乙金华宗旨——金花的秘密》时，曾经研读了荣格所有著作的中译本。第一次我看到这套书完完整整地摆在一起，是在我伯克利的房东卡尔文的家里，当时曾动了念头，自己也存上这么一套，摆在书架上，可以随时翻阅。在拉蒙特的洞穴遇到了这套书，犹如遇到了老朋友。虽然我的工作重心早就与荣格无关了，但是在这套书附近工作，还是让我有种特别的感受。
我忽然意识到，如果你可以随时坐在这套书的附近，与在自己家里有什么区别呢?那为什么一定要买一套放在家里呢?
如果随时都可以在这儿工作，随时使用这儿的书，那为什么一定要把书借出去呢?
运动是相对的啊!与其把书搬到我的身边，不如我来到书的身边!
我小的时候，没有超市，只有商店、供销社、小卖部。两者的巨大差别在于，前者是开放的，后者是封闭的。在超市里，顾客可以直接进入货架，直接在货架上选货。而在传统的商场里，顾客必须要通过营业员这个中介。现代化的大型超市还对整个空间进行设计，使得顾客能够与商品有尽可能大的接触空间。比如，进出口分设商场两端，顾客要按照规定的路线，穿行整个商场。在这个过程中，顾客会不时地遇到他从来没有见过的商品，甚至是从来没有想象过的商品。
我上大学时的图书馆与现在的大学图书馆之间的差别，就类似于现代超市与传统商店。记得我在南京大学读书时，图书馆也曾开放书库。那就像是让顾客进入传统商场的仓库一样，书库狭小、灰暗，并不能吸引读者驻足，更不可能把读者留下来在书库里工作，因为根本就没有工作设施，相当于让读者作了馆员的工作。所以实际上，我虽然长期在高校里工作，却几乎不用图书馆。我与书的亲密接触，更多地发生在书店里。
我的陈年老友刘华杰是博物学家，从业余到职业，从兴趣到专业。隔一段时间，他就要开车出门，到郊外的山上去看看。他跟说过，隔一段时间不看植物，就觉得特别难受。所以对他来说，看花看草，是一种精神生活，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精神需求。
我很能理解这种感受。在网络书店兴起之前，我对于书店，尤其是类似于万圣书园这样的人文书店，也有同样的感受。隔一段时间不去，会觉得哪儿不舒服。就如同我在哈佛期间把图书馆作为推荐外地朋友的旅游景点一样，我当年也曾把逛万圣、喝醒客作为招待外地朋友的一个项目。
一个图书馆，也应该建成这样的场所。仅仅让读者进入书库是不够的，还要对空间作整体设计，让读者乐于来图书馆读书、约会，把图书馆作为日常生活一个主要场所。隔一段时间不来，就觉得缺些什么。用今天时髦的话来说，这就是图书馆的文化软实力。
图书馆的功能不只在于借书还书，更在于提供了书与人相处的场所。
我在2014年回国之后，忽然发现北师大新建的图书馆也有了开放的格局。2018年春天，我第一次来南方科技大学校园，最让我意外的是南方科技大学图书馆，完全是一个现代化的国际化的图书馆。
四季·昼夜
即使我用了这么多篇幅描写拉蒙特，也还没有把它写完。
我去拉蒙特的次数最多，在拉蒙特工作的时间最长，与拉蒙特的感情最深。翻看这些六七年前的照片，不免回想起当时的情景。在拉蒙特遇到了哪些人，做了哪些事儿，甚至写过哪些文章，仿佛都能回想起来。
树的年轮不仅标识着树的年龄，还记录树的生长信息。哪一年的雨水多一些，哪一年的气候冷一些，都在年轮上显现出来。人与其所生活的环境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人的喜怒哀乐，人的见闻思想，都发生在具体的环境中。照片凝固了时间，一幅幅拉蒙特的照片，如同拉蒙特在时间中的切片，唤醒记忆。
拉蒙特自建成以来，一直保留着原来的样子，不知道庭院中的树木是否有过大的改变。每一次重返哈佛，见到拉蒙特，同样激活了曾经的记忆。
一座古城，不仅仅是一座城，同时是一代代生活于其中的人的记忆。
毁掉了一个古城，不仅仅是毁掉了建筑，也毁掉了集体记忆。
拉蒙特的每个时刻都是美的，无论风霜雨雪，无论春夏秋冬，无论晨昏子午，都是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