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九九四年起，我们周围的几个朋友不约而同地在谈论回北方的问题。我们分别了解了山坡荒地和农民住房的各种情况，甚至还在空想的菜园里安排各种蔬菜和花的种植比例。我们好像随时准备了要去做一个农民。在我们的设想不断翻新的时候，有很多的人已经动身了，住进了类似构想中的乡村房屋。
中国好像突然出现了一批对土地一往情深的人。这个人群的数目，比起想从土地中逃离出来的人，肯定要少千万倍。
这个乡下孩子给我很深的印象。从第一次见他，到现在可能已经有十年左右了。一九八六年，我们从深圳回北方搬家，当时父母还都在上班。
那天，还不到午休时间，母亲匆匆忙忙回家来了，后面跟了几个农村妇女，一个孩子，还有一个农民拿着赶马车的大鞭子。
母亲指着他们问我：“还记不记得了?都是我们插队那个屯子的老乡啊。”
然后，母亲便张三李四地介绍，但是我全都不认识了。
母亲说，他们上城里来卖瓜。因为马粪掉在街上，被警察抓到了，农民跑到单位找我母亲。门卫说，那农民抱着大鞭子，直接往院子里走。
我记得那天家里很乱。农民一进门，屋里立刻充满了汗味儿。母亲对农民很热情，中午的时候留他们在家里吃饭。我记得我只是不停地在厨房煮挂面，煮了特别多。
煮好了面，一个农村妇女拉着一个孩子到我面前。那孩子抬起头，很大方地叫我母亲大奶，叫我大姑，叫得很真诚。我心里想，农民的孩子懂事儿早，叫大姑的神态，仿佛我真的成了他亲大姑了。
孩子五、六岁的样子，有一张胖鼓的脸，红得发亮。他在墙角不停地玩我儿子的塑料文具盒。那个文具盒同时是个能变形的机器人，很多开关，是一位朋友从香港带过来的。那孩子摸摸自动铅笔，又看看橡皮擦，看来他很喜欢文具。
儿子悄悄地走近我，小声地说：“也给那个小哥哥买一个吧。”
记得我答应了儿子，到附近的商店里，给那孩子随便买了一些本子和文具，现在只记得文具里面有一盒十二色的彩色笔。
我把文具交给那孩子的时候，没有想到竟然出现了那么热烈的场面。孩子高兴得在地上直转，用手磨擦着那些文具。那孩子不会说什么话，走过来紧紧地挨着我，伸出一双用粗又胖的手，紧紧抓住我不放，用两只手抓住我的一只手。我从来没有被这么热情地握过手。他不停地说着一句话：“大姑，大姑，什么时候下屯?什么时候下屯?”
我当时感到非常不安，只有十几块钱的东西，让他那么激动和感谢。
一九九五年暑假期间，我们又一次回北方。因为离开家乡时间长了，事先已经想好，几个地方一定要去，其中就包括我家插队的那个屯子。我离开那儿，已经整整十五年。
去乡下的那天，是一个周末。我先到了我们原来的队长家，那房子里住的，已经是队长的儿子。屋子里边和七十年代初没有太大的变化，墙上还是糊的报纸，炕席磨得很灰暗。后来又到了一家，据说是屯子里过得好的。五间砖瓦房，院子里有一匹马。我们认真地参观了他们家的菜园子。我儿子惊喜地看嫩的黄瓜与紫黑油亮的茄子。
这时候，有一个十五六岁的半小伙子进了院，脸上跑得都是汗。他老远就喊大姑!大姑!他热情地说：“我在地里干活儿，看见一辆吉普车，还以为是乡里来人了呢。你们来了，咋不到先我们家去呢?”
在他的后面，还跟着他的母亲。我们说：“想看看庄稼。”他痛快地说：“我领你们上地吧!”
七、八月份到北方的农村去，农民要表达的热情就是：上地里去吧!什么好东西都生在地里。他说：“我们家今年还种了瓜呢!我给你们下瓜!”
被很多孩子一起簇拥着，我们一起向着油绿的庄稼地走。那个男孩子比十年前高了一些。按他的年龄，城里的孩子应该比他高得多，但是他长得很结实。他一直紧挎着柳条编的筐。我问他，学习怎么样?他慢慢地说：“不好。”
周围的人说，在农村，学习好能咋地，混个毕业得了。
到了香瓜地，他去挑瓜。瓜地里浮着一层雾气。向雾的深处走，那孩子变成很小影子。
很久没闻到庄稼地的味儿了。我走进旁边的苞米地，摸着那些带茸毛的叶子，苞米棒子已经结出来了，硬硬实实的，像少年的小腿。
后来，天下起了小雨。我们尝了几个香瓜，儿子又要骑那院子里的马。怕那马不老实，那孩子一直弯腰喂给马一只当地产的小西瓜。我们走到哪儿，他都恋恋不舍地跟着。
临走的时候，看他好像还有话。我说，你有什么事儿吗?
他说，能不能给他往学校寄一封信，不要寄到家里。他们学校的学生都没有见过深圳寄来的信;大家一定很高兴。
有人马上四处找纸，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学生的本子，扯下一页带横竖格的白纸，他写了学校、班极和他的名字。
我发现，他的学校，就是我当年读书的农中，曾经在一九七十年失过大火的那所学校。
在雨里面，我们走向吉普车。那孩子从后面追上来，两只脚和裤腿上都是泥，他问：“啥时候再来?”
谁能知道下一次什么时候呢?
他送我们上了国道。我心里一直想着十年前那个喜欢文具盒的孩子。回到南方以后，按他给的地址，我写了信。
一九九六年，收到了他的一封来信，那封信没有留下来，只能记住大概内容。他说，快要中学毕业了，说真心话，实在不甘心回乡当个农民。家里穷，父亲又有病……想到这些，晚上睡不着觉，经常失眠，根本念不进去书，一心想进城，能月月挣工资。他听说买一个长春市的户口，三千元就够了。但是家里全部的钱也不够三千。他在信里问，你们那儿有没有工作我能干?一想念了这么些年的书，还是当农民，感到没有前途。
看到这封信，我感到吃惊，一个十六七岁的农民孩子已经开始失眠!我估计一个省会城市的户口用三千块钱是买不下来的。可能他听到的传说不够确实，而现在的深圳，连研究生都难找到工作，他能做些什么呢?
我马上给他回了信，可能提了参军也是一条出路。
他很快他回了信，这封信我留下来了，下面原封不动地抄下它：
大姑：
一收到您的信，我马上就给您回信了。
如果真的能参军，我也愿意去，年龄正好，身体也结实。身才(材)也够。今年太(大)约在十一月到十二月征兵，每年征一次兵。但是也有例外，去年就征了两次。第一次父亲舍不得我，没让我去。可第二次全都是有门路，有钱的去，因为回来包分配，是消防兵，根本没有咱的份，也就没去上。今年如果再招兵，恐怕也得等到冬天。如果您们能回这边儿来，可以打电话给×××，让她转告诉我。那时候，我恐怕要毕业了……
信后面的时间是：一九九七年三月二日。
我们能帮他做什么呢?除了写一封信劝慰他。我能体会出那种一心想走出农村的情绪。他等待的，就是立刻脱离开那个环境的消息，其它的，都是不入耳的空话。
报纸上说有美国人投资中国，在黄河三角洲建了巨大的农场，又说城里的干部到乡下去包种土地，有了大的收获。但是，一个没有专业知识，没有资金，空握着两只手的十六七岁孩子，不许他向往城市，简直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