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到医生面前的白木板凳上。那个老医生染过头发，发梢是黑的，发根是棕麻色的，好像戴了顶两色的帽子，那其实是他的头发，这使我感觉他也不过是个很平凡的人。我看见医生，经常像圣徒见了上帝，有一种获了救的错觉，似乎我可以把我的健康交给他了。医生看了二十四小时监测的心电图。它不是一根纸条，比那种几分钟的复杂多了。医生拿出一些纸来开始写药名。我并没有被问话。现在的医生不询问，他的工作比制作饼干糖果的流水线还简单。他往纸上哗哗哗地开药，用那丑劣的字。谁见过医生写一手好字，起码是好认的字?我说：“我没感觉累到了心脏呵。”医生不停笔，他说：“你见过火车站上扛大包的来看心脏吗?”这个时间是在一九九四年的九月。
医生，使我一次又一次地放弃了信任他们。在我的父亲离开这世界的时候，一九九六年十月，我想套用一个诗人的话，那诗人说，饿死诗人，而我想说，饿死医生。居然有这么一些在日蚀月损中丢掉了人道精神的人被安排在雪白的地方，担当了对人们肉体的救赎。人不能获救，我已经得到谜底了。
我将自己为自己整理一份病历。我尤其知道我这个个体。西方人把脑放在人的首位，而东方人更看重心，心是能触摸到的动。一个人静止在那儿，他的身上唯有心是动的。我知道我生于心脏，也将死于心脏，只有我对它负有直接责任。在我以外，谁也不可能真实地了解它。
二
农村医生问一个壮年农民：“你的心脏在哪儿?”农民挺直了腰，撩开了白腰黑腿的抿裆裤子，说：“都在这一堆。”反正是在腔子里，反正是一串下水。下水，是专指那些可用可不用的东西，不值得珍惜的。农民更在乎他的肢体，没有了手不能拿镰刀，没有了脚不能走向田地，心脏是可有可无。
有一种很普遍的说法：一个健康的人应当感觉不到他身上的器官，他只是一个人，能被感觉到的部位一定出现了异常，它要生病了。我最早感觉到我有脚。北方过去的冬天，十一月，大雪已经封路了，我踩到雪里面去，渐渐感到了脚被冻得疼。大人说，跳一跳就不冻脚了。我戴着红毛线的帽子和棉猴在雪里蹦跳。后来，我感到了我有心脏。它和学校里面的地板、讲台、老师手里掐着的学生登记表，和窗外的核桃树，一间作为学校礼堂的小教堂的尖顶等等，全部发出特殊的音响。我感到心跳，用手挡住登记表。那上面为什么有“家庭出身”那个小格子。那格子没有棱角和刺，但是扎眼睛。只有心跳，听不见教室里下午才有的喧闹，穿花布拉吉、梳两条大辫子的教师什么事儿也没有地拿着木头的三角尺在笑。
这心跳不是由跳房子、跳皮筋、奔跑和恶梦带来的，它不是生理状态下的狂跳。我永远在教室里最混乱的时候把表格交上讲台，直觉教会了我在浑浊的水中摸鱼，在心脏的跳动中捱过了填写家庭出身这件“坏事情”。
三
我非常清楚，我应当远离一种东西——不要像某些老人只能回想当年。事实上我从那些旧事陈年中努力抽离出来之后，我离开它之后，并没有轻盈如鸟。实物丝毫也不能调整更替，我还是带着由过去而来的那颗心脏。
有一场强台风，香港人把它叫“保罗”。这个保罗登陆以后，掀倒了街上的广告牌，压死了两个过路人和一辆自行车。我们说，这两个倒霉人。
总有什么在意想不到之中被毫无情理地打击。和我有着类似填写表格经历的人应当数以千万记，他们的心脏直到今天还可能好好的。我的心脏坏了，是我个体的原因。
四
我们全家被下放到农村，那一年我十四岁。开始我们住在一家姓张的人家的里屋。姓张的男人只有一只黑眼睛，是能看见庄稼道路的，另外一只是灰白的，被赶马车的鞭子抽瞎了。他们家的狗和人一起睡在炕上。有一个四、五岁的女孩不会走路，只能在炕上爬行。里屋和外屋之间没有门，挂了半截门帘。我们能见到张家人的腿，他们一定也能见到我们的。我和弟弟开始到农中去读书。在那所学校里，我从来没有得到过友善，它像一所管理松懈的劳改农场。我们住在学生宿舍里。主要的食谱是高梁米饭和一块腐乳，盛在碗里全是红的，吃一餐七分钱。跳蚤是我们的敌人，我被迫睡到一只床单缝成的特殊袋子里，在脖子上扎根鞋带。傍晚的时候，用笔给身上咬出来的包编号，编到一百多，它们都溃烂了。我弟弟曾经因此发烧，医生怀疑他会得败血症。所以才想出了钻进袋子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