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在澳门葡京酒店正门外，在一块青灰石阶上。我等人。我没表，估计是两天相交的凌晨时分。这是一九九五年的冬天，葡京酒店一片晶亮，给人错觉，似乎它刚刚进入了黄昏，刚刚进入它的黄金时间。
和大三巴牌坊同时作为澳门象征的葡京酒店，这座在全世界都闻名的东方大赌场，就在我的背后，这座圆形建筑物正不知道疲惫地闪烁其光。
现在，向前几步能走进海，向上几步就走进了天。但是我坐着不动，只是看着海和云彩怎么样染上了葡京的虚光。
光，照不到风的身上。我发现凡是自由的东西都照不进去光。风非常缓和地走，就在我周围。我想到有一首流行歌曲，把香港唱成“东方之珠”，那么闪烁在澳门的葡京酒店，就是一块浑身透出暖色的“东方宝石”。我的袖子肘在我的两侧绿绿红红。我突然感到好笑：我背后，不是一块大宝石吗!
和我同来澳门的人，还都留在那颗宝石里面，呼吸着钱币和尼古丁的混合气味。
我说，我到外面去等他们。
他们说，看看资本主义吧!来一趟澳门，不看赌场，到门口去看清风吗?
我说，我已经大致明白赌场了。
那大宝石的内部，从底层向上，一直到一次下注不得低于二十万的贵宾室，我都看见了。这其实不复杂，人们把一张张黄色千元的港币换成筹码，那些港币立刻被拨进一条黑色的小缝里。大宝石的内部一定有一条现金通道。钱走了，输赢摆在光滑无比的桌子上。最后，赌场雇员文雅而无动于衷地将那些身价高昂的筹码残酷地收走。我用一百元港币，换了五十个面值最低的小筹码。它们沉甸甸地装进一只红色小筐。我把它们一次次投进一个方形的“老虎”嘴里，前后十几分钟，它们都安安稳稳地馈赠给了澳门的支柱产业，寂静无声地留在了那个花溜溜闪光的机器里。我的身上，一块金属都没有了。
仪式已经结束。我花费了一百元，亲身参与了这种仪式。现在，我需要的是不渗入任何主义的新鲜空气。清风，在哪里也是不尽和无偿的。
身后守着一颗耀眼的大宝石，实在没什么感觉。它的光芒与我毫无关系。它一到夜里就全身辉煌，每个凹进去的窗户孔洞里都放出珠宝之气。
主义，只是一个阶级性的概念。我不关心主义。像澳门这么小的地方，许多年前，它只是船工们落脚避风的地方。葡萄牙人的脚登上了中国的澳门，他们在这么小的地方到处都留下洋人的痕迹，建筑教堂和炮台，训导和守卫它。我只是想知道，这儿不是他们的家乡，他们为什么涉险渡海，从欧洲来到这么远的东方?
我看见从前的海，浪涛阵阵。传教士利玛窦正走下一艘大船的跳板。记忆力和知识都挡不住恐惧，脚只有落在土地上，人才获得安静。利玛窦念着他的主，迎接他的会有葡萄牙的商人们，他们的灵魂将从黑衣教士那儿得到宁和。会有海潮扑上滩涂，海迫使澳门显得更加渺小。和整个中国大陆相比，它只是一个小脚趾甲，水淋淋的脚趾甲。
小街道弯曲，窜着咸风红土。在意大利人利玛窦的前前后后，有多少洋人的多帆木船停靠在澳门。那些黄毛人，让中国人惊讶地看见了世界地图以后，他们蓝底黄毛的眼睛都看见了什么?
这看见，与种族毛色没有关联，每一个入驻者能看到的都是相同。任何年代，任何人种都相同。
澳门大学一位教授告诉我，当年，葡萄牙上层社会中的人们都幻想能登上驶往东方澳门的木船。他们的眼睛看见了另外的光——不同于太阳光芒的明亮，一种不明诱惑的光芒。
丝绸、新茶和瓷器，哪一种没有光泽?
我早已经不再关心“主义”。在二十世纪的末尾，我已经很理解人对物质之光的欲望。没有任何一种“主义”能形容和解释这光的全部。它是与生命同来的，没有什么能真正地解释得了它。我经常感到某种要求的眼神，它的直露使人不得不尽快闪避，像闪避火苗和蛇的舌信儿。
向着背后望澳门，它小得能一眼看穿。人就在这么窄的地界上错乱无致地安插下了建筑物。人是离不开大地的动物，更是离不开物质幻觉的动物。
一个农民可能不认识千元大钞，但是，绝对认识他在一年前开出的一块荒地。尽管冬天的初雪已经完全白了它，白了天地，他照样能找到它的边缘。他想，黄土不坑人，它给了他几百斤甜菜头。农民如果不再年轻，他的肩膀可能已经会酸疼了。他带着甜菜疙瘩带给他的酸疼，稀罕着他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