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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奇迹”的形成与未来——改革三十年之我见

时间:2023-12-03    来源:www.xinwenju.com    作者:秦晖  阅读:

  这样,依靠“过去的糟”来凸显“现在的好”这个中国奇迹的第一阶段便落下帷幕。依靠市场化与计划科学化双重增益提高效率、靠走出“负帕累托”实现相对公平的帕累托改进,这样无论在效率还是公平方面似乎都“无代价”的改革,已经近于尾声。

  靠什么降低“交易成本”?

  1992年改革“第二阶段”起步后,形势已经发生变化:一方面,苏联东欧体制的相继崩溃使得“计划经济”声誉扫地,在我国本来就先天不足的“计划科学化”也失去了进一步发展为主导机制的可能。市场经济逐渐成为明确的发展方向。另一方面,1990年后建立的体制成功地排除了左右两边的“争论”,也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许多利益群体的博弈能力。中国这个“命令经济大家庭”在“父不慈子不孝”的状态下,“是否分家”的争论逐渐淡出,而“如何分家”的争论则被压制,于是用一些经济学家的话说,“体制变革的交易成本”大大降低了。

  这里应该指出,西方经济学中所谓的“降低交易费用”,是指保证各方交易(讨价还价)权利前提下,以整合契约的方式减少交易费用,而不是用剥夺一些人讨价还价权利的方式为另一些人降低“费用”(用科斯的话说,就是用自由契约的企业,而不是用奴隶制来降低“交易费用”)。或者说,它是要降低全社会为维持交易体制而付出的总费用,而不仅仅是用压制一部分人的办法为另一些人节省“出价”。但是在我们这里,“交易成本”理论的运用往往变形。

  不过无论是否合乎原意,在我国既有制度约束下,这样的“降低交易成本。”

  的确是“中国奇迹”在1992年后重新出现,乃至进一步发展的奥秘所在。如前所述,民主转轨的东欧国家尽管在市场经济转轨中的“渐进”“激进”情况不一,但是都做不到我们这样的“降低交易成本”。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主导,转轨时期在他们那里常见的景观是:“民主分家麻烦大,福利国家包袱多,工会吓跑投资者,农会赶走征地客。”这种“东欧困境”与“中国奇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于是,从1992年开始的第二波改革,其基本特点有二:其一是改革的帕累托改进色彩不复存在;其二是“在市场化进程中以集权降低制度转换的交易成本”成为“奇迹”的主要原因。

  这个时期通过几次重要的大会,主流理论已从20世纪80年代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改变成“放弃计划经济,建立市场经济”。通过价格并轨而基本实现了产品价格的市场化。在“现代企业制度”的名义下,我国的大批企业从承包制到“明晰产权”、“置换身份”,在“掌勺者私占大饭锅”色彩浓厚的背景下完成了“转制”与“重组”。反思改革开放30年,客观上呈现出如下特点:

  与民主转轨国家一般都先搞民主私有化、后搞重组“增效”相反,我国一般都在产权改革之前先用国家权力来排除工人的讨价还价,实现了“减员增效”,避免了私家老板裁员要克服工会阻挠的尴尬;然后已完成减员的企业才脱去“国有”帽子,恰在这时出台的“就业优先”(只要不继续裁员可以不计较资产卖价)客观上给规避市场经济中正常的公开竞价机制,为“能人”以内定价格“置换”资产创造条件创造了空间。于是想裁的工人都裁了,要送的资产也都送了。

  如此交替呈现的“科斯主义”和“凯恩斯主义”,加上仇和式的铁腕,就比许多民主转轨国家更顺利地完成了大批企业的产权改革,而且据说“交易费用”很低。产权改革配合“招商引资”,使投资日益强劲,经济日趋繁荣。

  与此同时,农村改革又先行一步:19961998年间主要采用管理层购买方式基本完成了“乡镇企业转制”。在多数农村,那些老百姓无法监督,因而也难以公平分配的“公产”已经被不明不白地瓜分完毕,只剩下摆在光天化日之下、无法盗窃和隐藏,但却最便于公平分配的土地,却一直保持“公有”而不能落实为农民的财产,而客观为后来提供了以备将来“圈地”之便。同时,1994年开始的分税制改革强调财政上中央集权但不集责,出现所谓“财权上收,事责下放”的趋势。一方面上级财政的“汲取能力”迅速扩大,国家得以“锦上添花”强化投资,大城市基础设施日新月异,另一方面基层教育、医疗等公共品供应出现短缺,尤其以农村为甚,而在维持“事责”的名义下,农民负担却日益加重,以至出现“农村真苦,农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呼声。这样改革初期农民“失去的只是锁链”的情况明显地逆转,农民成为新一轮发展中主要的受损者。尽管高层注意到农民问题的严重性,并且下了大决心,通过2003年以后的免税改革减轻了农民负担,但是方兴未艾的“圈地运动”又成为农村紧张的新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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