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期各种金融工具与虚拟经济也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国有垄断加上虚拟经济金融工具的有效组合，一方面为大批金融—房地产富豪用“批地加贷款，空手套白狼”方式的崛起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使国有垄断部门进一步疏离公共职能而凸显其特殊利益，形成“新国有化”与“权贵私有化”左右手联动的“原始积累流水线”。
【下篇】全球化中的“中国竞争力”：2001年以来的中国奇迹
全球化中的中国奇迹：“资本内逃”与“三顺差。”
1992年以来的第二轮改革，给中国带来的变化举世有目共睹。而2001年的两件大事标志着改革开放进入了某种意义上的又一个新阶段：这一年“入世”的成功使中国大踏步地进入全球化过程，而“9·11”事件及随后的全球反恐使西方注意力聚焦于伊斯兰地区，淡化了中美矛盾，促进了双方合作并改善了中国的国际政治环境。两者都对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起了空前的推动作用。
新阶段除了延续1992年以来的进程外，还有几个明显特点：第一是经济加速，而且这种加速具有明显的外向型特征。有数字为证：“入世”后中国的外贸总额五年呈三倍之增，从2000年的4743亿美元飞速增加到2005年的14221亿美元，2007年更达21738亿美元。而顺差更是出现爆炸式增长：2004年为320亿美元，2005年1019亿，2006年达1775亿，到了2007年更增长到令人目眩的2622亿。不仅绝对值增长越来越快，相对增长率也越来越高：2007年与2001年相比6年增长11.6倍，而最近三年竟增加了8倍还多!(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080111/13301925575.shtml刊中国新闻网报道;《海关总署：2007年我国外贸顺差达2622亿美元》，《上海证券报》2008年1月12日)而流入中国的FDI则连续多年居世界第一(按有的统计口径则仅次于美国)。2007年中国的经济不仅外贸依存度(外贸额与GDP之比)已经很高，外贸顺差率(顺差与外贸总额之比)也已高达12.1%，而战后时代曾经维持外贸顺差额全球第一时间最长(长达21年)的德国，其顺差率最高的一年也就是这个水平。(1988年为12.7%，见《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欧洲卷(17501993)》，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616页)除了石油输出国之类“天然顺差国”外，在世界主要贸易大国中这种情况很少见。
更耐人寻味的是：入世前我国的双顺差总额(贸易顺差与FDI之和)经常高于外汇储备增加额，人们普遍认为这意味着当时存在严重的“资本外逃”，并为此忧心忡忡。但入世后这些年情况完全倒转：尽管双顺差总额高速增长，但外汇储备的爆炸式增长更厉害，外汇储备增加额反过来显著高于双顺差总额。许多人认为这是国际投机资本(“热钱”)隐蔽地涌入中国的结果，并由此产生了另一种担心。然而，我觉得“热钱”固然有，甚至那些非法聚敛的资本也可能仍在“外逃”——只是资本流入额更大，但是，那些流入的资本未必都是“热钱”。事实上，“热钱”冷钱都是资本，都寻求赢利最大化，两者并无绝对的界限。如果“热钱”流入后一直不撤走(由于人民币升值与资本涨价两大预期持续存在，这是完全可能的)，也要寻求长期投资可能。而更重要的是，在外资争相涌入中国的情况下，中国已经提高了进入的门槛，并不是只要并非“热钱”就都欢迎。于是在国际资本过剩、理想投资场所不足而中国又有下文将述及的诸多引资“优势”的情况下，即便长期投资者也可能“前门进不来进后门”，从而表现为外汇储备增加额中高于双顺差之和的那些“误差和遗漏”项。如果说这也是资本的一种“逃”术，那就不是中国资本“外逃”，而是外国资本(为躲避他们的工会、福利制度等“民主社会主义”的压力，或者为规避民主制下的“交易成本”)而“内逃”中国了。
中国资本“外逃”意味着腐败与非法聚敛，外国“热钱”流入则意味着金融风险，这两种问题今天无疑仍然存在。但是如果长期投资者也踊跃到了“前门进不来进后门”的程度，那就意味着中国的确成了他们心目中的投资乐园。这些并非纯投机的资本不是“恶意炒家”，(当然是在“恶意收购”这类语词的意义上。
资本进来不是为了搞慈善，即便“善意收购”也是为了赚钱，这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