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便说一点，很多人都把“五四”和鲁迅那一代人视为导致“传统断裂”的罪魁祸首。这不仅不符合事实，更会掩盖问题的实质。不错，我们确实存在着对传统的隔膜，以至断裂的问题，但这样的隔膜或断裂，是从我们一代，也即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开始的。我们的前辈，不用说鲁迅那一代，就是“五四”那一代，三四十年代那一代(也就是我们的老师们)，传统文化基础都相当不错，有的甚至有很高的造诣，那时候，是不存在与传统断裂的问题的。但到了50年代，特别是1957年反右运动以后，不但运动不断，没有时间读书，而且在理论上提出要批判“白专道路”，“书读得越多越蠢”，进而提出要“兴无灭资”，“和传统决裂”，在“批判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口号下，将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通通置于“历史的审判台”，到文化大革命，甚至将“五四”新文化、30年代的左翼文化、建国以后17年的文化，都“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达到了拒绝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的极端，同时也就把中国特色的文化专制主义发展到极端。对传统的隔膜以至断裂的背后，是一个专制体制的问题。如果放弃了对这样的体制的反省和批判，把责任推给“五四”那一代人，不仅会客观上形成对体制弊端的掩饰，而且还会把其内含的“思想专制”的逻辑继承下来，这正是我们需要警惕的。
人们关注的，也是经常提及的另一个问题是，将“孔子热”降温降调，是否会贬低孔夫子的意义和价值?或者说，孔夫子，他所代表的儒家文化，以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在今天的中国，究竟有什么意义和价值?
我在座谈会的讲话中也有一个回应：“被政治化、道德化、宗教化、意识形态化、商业化的孔子，膨胀得神圣无比，高大无比，却是虚的，更是一种遮蔽。
降温降调，其实就是一种‘去蔽’，去掉人为的遮蔽，真价值就出来了。”这里，再作一点补充。
或许可以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来做思考。在我看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到今天，在大部分地区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进入了小康社会以后，所面临的就是“制度重建”、“文化重建”(首先又是“价值重建”)和“生活重建”的问题。这四个“重建”，首先要求扎根在民族生活、精神的深处，因此，必然和民族传统有更深层次的承继与承担;而所要承继与承担的“民族传统”，应该是宽宏、丰厚、多元的，应该涵盖古代的诸子百家传统，近百年的现代传统，以及渗透于老百姓日常生活的民间传统。同时，它又是和人类文明的普世传统相连接的。这样，四个“重建”的提出的本身，就已经将在多元视域里借鉴、继承传统的任务，置于当代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突出的地位。如果再考虑到在思想专制的体制下形成的对传统文化普遍隔膜的现实，继承多元传统问题就更具有了某种迫切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当下中国越来越关注传统的趋势，特别是民间运动中传扬民族传统的各种努力，是有它的合理性、必然性和积极、重要意义的。在座谈会上，我也谈到了“在当下在青少年中提倡经典阅读，还有某种迫切性”的问题。这些年李零先生在北大连续引导学生读《论语》、《孙子兵法》、《周易》和《老子》原著，我也在北大和中学开“鲁迅作品选读”课，都是这方面的自觉尝试。因此，有人将2007年围绕李零的《丧家狗——我读〈论语〉》的争论，说成是“肯定”和“否认(贬抑)”孔夫子之争，实在是混淆视听。
在结束本文时，我又想起了鲁迅在《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里对孔夫子的命运所说的那段话：“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然而对于圣庙，那些权势者也不过一时的热心。因为尊孔的时候已经怀有别样的目的，所以目的一达，这器具就无用，如果不达呢，那可更加无用了。”70年后，我们又看见当今中国的“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还在继续把孔夫子捧作“圣人”，当作“敲门砖”，仿佛历史毫无进步。但我们又确实从一些迹象中看到了，或者说我们期待着，孔夫子在去圣人化、去政治化、去道德化、去宗教化、去意识形态化、去商业化以后，能够在中国未来的制度重建、文化重建、价值重建、生活重建中，作为一种可贵的重要思想精神资源进入中国民众的生活中，发生新的关系：那当是历史的进步，当是孔夫子之幸，中国文化之幸，中国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