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切烦恼都自动地在内心化解，不能完全化解，也竭力“克制”，于是开创了无不平、无不满、无抱怨，也就无反抗的四无“太平”世界。这正是要害所在。于丹的《〈论语〉心得》，其实就是鲁迅在《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里所说的“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所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却偏要向民众灌输，其作用就是“叫卖精神安慰剂”(吴迪《笑谈于丹》)。而且在为当权者着想的程度和力度上，是超过了孔夫子的。如一位学者所说，孔夫子虽也为统治者着想，但他的立足点，是要求统治者对老百姓让步，行仁政，因此，他的言论的重心是向统治者施加压力，时有尖锐的批评，他之所以不为各国统治者所容，最后成为“丧家狗”，原因就在于此。而于丹的《〈论语〉心得》，却恰恰有意遮蔽孔夫子作为“激进的社会批评家”的这一面，“忽略儒家思想的批评性传统”，在面对中国现实的巨大矛盾时，避而不谈政府的责任，“弱化社会和政治承诺的重要性”，而一味诱惑老百姓“逃避社会，退回内心”，就“实际上转移了造成人们痛苦的经济和政治条件”，她实际是“倡导安于现状”，“支持现状。”
的。这样，于丹的解说，从表面上看，似乎是把《论语》“去政治化”，但“她的阐释并非像表面是那样与政治毫无干系”(贝淡宁《〈论语〉的去政治化》)，也是为政治服务的。
因此，“于丹现象”绝不仅仅是一个商业化现象，也不单是一个思想文化现象，而同时具有尖锐的政治性，也就是说，这是通过媒体的操作，实现的商业、文化与政治的结合，这本身就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就媒体的操作而言，又是“用国家所有制赋予的政治优势，在市场上获取经济收入，又用市场上赚取的经济收入完成意识形态领域需要完成的政治任务”(胡正荣《媒介寻租、产业整合与媒介制度变迁的分析》，转引自吴迪《笑谈于丹》)。因此，于丹的“大红大紫”，是有一个过程的：开始只是红极于媒体，具有更多的商业化色彩;以后，就逐渐为各级政府所关注，也就是逐渐地政治化了。
我们在考察2007年所出现的有关孔夫子的当下命运的各种高论中，都发现了知识分子和体制的暧昧关系，于是，就提出了某些知识分子在现行权力结构中所扮演的角色的问题。就禁不住要像鲁迅那样，对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带头羊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你们要把中国老百姓引“往哪里去”?
五、作为“文化产业”的孔夫子
这又是2007年的两条新闻——
记者从今年7月中旬挂牌成立的全国高科技产业化创新委员会国学产业研究院获悉，在几大部委的联合推动下，该院以完善国学产业链条、优化国学产业产品、整合国学产业资源、打造国学行业标准为目标，将于近日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股振兴国学的新浪潮。
举措之一就是将在9月28日孔子诞辰2558周年纪念日，与TOM网站联合举办为期两个月的“传统文化与国学创新”的系列活动。……举措之二，将于10月中旬，在国内启动“省级分院筹备工作会议”，在全国范围内整体推进复兴中华文化的步伐。其次，在11月中下旬，以中小学国学启蒙进阶教程”为突破口，在全国范围内组织400所学校申报子课题，并在北京举办总课题开题大会，同时举办全国国学教育骨干教师培训会等活动，将国学启蒙教育推向校园。举措之三，近期将在全国范围内启动国学教育启蒙馆建设，普及国学教育全民化。举措之四，该院已先期启动筹建国外汉文化学院，以国外高级汉语教师培训为重点，全面提高各国汉语教师的教学水平。(《北京青年报》2007年9月25日报道)
记者了解到，“乾元国学讲堂”每月利用周末集中授课2日，24天课共180小时，包括《庄子》、《周易》、《道德经》、佛学经典等8门课程，学制一年，共计2.8万元。……可以说，从诞生那一天起，国学班便充满了浓郁的商业气氛。(《新闻晚报》2007年9月1日报道)
“充满浓郁的商业气氛”，这是必然的。所谓“国学产业化”，就是开办名目繁多的班，收高费，赚大钱，如此而已。不禁又想起鲁迅说的“吃教”——如今这年头，连“烈士”都可以“吃”，孔夫子就更可以“吃”。李零先生说得好：从前骂祖宗时髦，现在的时髦是卖祖宗，“天不变，道亦不变，怎么说，怎么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