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一个不和谐音：作为“丧家狗”的孔夫子然而，www.xinwenju.com还有不和谐音。这也是让一些总想一统天下的儒士、贤儒与大儒，最感不快的。于是，就有了我们在前文已经提及的李零先生《丧家狗——我读〈论语〉》一书的出版(2007年5月，山西人民出版社)，以及以后引发的大讨论，大围剿。——这也是2007年孔子热中的一个重要事件。
李零说得很清楚：他读《论语》，是出于对孔子热的怀疑，“是为了破除迷信”。“第一要破，就是‘圣人’”，“圣人”的迷信破除了，也就同时打破了长期迷惑中国人和中国知识分子的两个梦魇：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所谓“东方之道德将大行于天下”，从而确认两条常识、常理：“孔子不能救中国，也不能救世界。”这就意味着，读《论语》，看孔夫子，要“去政治化，去道德化，去宗教化”，也就是“去意识形态化”，我在讨论会发言中，还提出“去商业化”。去掉这五个“化”，我们就会“心平气和”看孔子，孔子也就恢复了常人常态，成了一个真实的存在，显露出他的真价值。
但李零这一立场和态度，对于历史与现实的孔夫子的信徒，都是具有颠覆性的。由于儒家在两千多年以来一直处于中国政治、文化的支配地位，就形成了一种文化心理：儒家文化是无法脱离政治体制而单独存在的，一旦和体制相脱离，就只能变成“游魂”(余英时先生语)，而这样的无家可归的处境是这些信徒所难以忍受的，于是，就总想为孔夫子，其实也为知识分子自己寻找一个体制的依托(参看韩东青：《他说“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这大概也是前文所谈及的许多高论，为孔夫子在当下中国的位置作出的种种设计的内在的心理动因。而现在李零却出来说，“脱离政治体制而单独存在”，这样的思想与人格的独立性，恰恰是孔夫子的真正价值所在，他正是要恢复孔夫子的本来面目与身份。李零的“丧家狗”孔子观，其实质就是要将孔夫子从和专制体制的纠缠(这种纠缠很大程度上是由他的后人所造成，即鲁迅说的“是权势者们捧起来”，制造出来的)中剥离出来，恢复其独立知识分子的地位和品格。
同时，李零并不回避孔夫子的思想和体制关系的复杂性。他指出，孔夫子是一个“四处游说，替统治阶级操心，拼命劝他们改邪归正的人”。也就是说，孔夫子他有一个“国师”情结，自认有一套安邦治国的良策，而且认定只有为统治者所接受，才能得以实现;因此，他不但鼓励知识分子从政(这在中国，后来就成了传统)，而且自己也四处游说。但任何统治者都不会愿意有一个“国师”高居于自己之上，所要的是帮忙和帮闲知识分子。但孔夫子不愿意，他尽管对统治者有幻想，但始终坚持了自己的理想和独立性：这正是孔夫子可贵之处，也是他后来的许多信徒所难以企及之处。也正因为如此，孔夫子就必然不为统治者所用，而成为“丧家狗”。但也幸亏他成了“丧家狗”，没有成为“被收容、豢养的狗”，他才具有了为后人和今人敬仰的地位和价值，这就是李零说的“因祸得福”。
这样，“丧家狗”在孔夫子这里，意义是复杂的，至少有两个层面。一方面，他对乌托邦理想的坚守，因而决定了他的思想原意上的批判性和原初形态的边缘性;另一面，他的国师情结，决定了他替统治者操心而又不被所用的现实命运，同时也使他的思想具有某种被意识形态化的可能性。李零和我们所认同的，显然是乌托邦意义上的，不懈地在现实批判中追求精神家园的“丧家狗”孔夫子，而对追求充当国师而不得意义上的“丧家狗”孔夫子则有所保留。
在这样的复杂意义上确立了孔夫子的“丧家狗”特质、地位和意义、价值以后，就澄清了长期以来，至今也还是纠缠不清或存在争议与疑惑的两个问题。
首先是如何看待“五四”时期的“批孔”，如何看待孔夫子和鲁迅为代表的“五四”那一代人的关系?2007年4月在李零书的出版座谈会上，我谈了两点意见。其一，“五四”对孔子的重新评价，批判锋芒有二，一是“将以儒学为中心的传统文化神圣化、宗教化的中华中心主义”，二是“独尊儒学的文化专制主义”，因此，如李零所说，“五四”所批的是被政治化、道德化、宗教化、意识形态化的“人造孔子”，“大家把孔子从圣人的地位请下来，让他与诸子百家平起平坐，有什么不好?无形中，这等于恢复了孔子的本来面目”。其二，鲁迅和孔夫子之间确有原则分歧，主要是对统治阶级的看法和态度不同，孔夫子力图在体制内批判，鲁迅则自觉地进行体制外的批判。“我们不必掩饰分歧，也不必夸大分歧，更不要用阶级斗争的眼光去看，把由分歧引起的争论、批判，变成‘你死我活，非此即彼，一个打倒一个，一个吃掉一个’的关系”。我的最后结论是：“从孔子到鲁迅，实际上是构成了一个传统的。我们民族，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孔子，有了一个鲁迅，这都是民族文化的精华，宝贵遗产，理应是我们民族的骄傲。但我们从一种变态的文化心理出发，总把他们对立起来，作非此即彼的选择，让他们一个损害一个，这不仅是愚蠢，更是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