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还令人困惑的是，扮演新文化运动先锋角色的新文学运动，对于两个天才的德语作家——尼采与卡夫卡，只知前者，不知后者。卡夫卡一直没有进入中国现代作家的视野，相应地，其荒诞意识和荒诞写作方式也未能进入中国。而对于视野之内的尼采，又缺少批判，尤其是对尼采的“超人”理念对于文学艺术的负面影响，更是缺乏批判。直到1999年，才听见高行健明确的批判声音：“尼采宣告的那个超人，给20世纪的艺术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艺术家一旦自认为超人，便开始发疯，那无限膨胀的自我变成了盲目失控的暴力，艺术的革命家大抵就是这样来的。尼采自塑的一个无限自恋的超人的形象，对脆弱的艺术家来说是个假象，否定传统的一切价值，最终也同样导致对自我的否定。”(《另一种美学》，引自《文学的理由》第104页，香港明报出版社)
二
“五四”新文化运动除了以鲜明的旗帜唤醒“人—个体”意识具有巨大的历史功勋之外，还有两项基本发现，具有历史的合理性。第一，发现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不足以应付人类社会现代化潮流的挑战;第二，发现中国大文化系统中缺少西方理性文化与逻辑文化。
以上两点，一是“不足”，二是“阙如”，两者都是事实。这两大发现，便构成新文化运动的基本精神内容。而作为大规模的社会运动，为了便于启蒙，前者便被简化为“打倒孔家店”，孔子孔先生成了中国传统文化负面部分的“总代表”。资源不足的发现，导致历史罪人的发现，孔夫子成了担荷吃人文化全部罪恶的历史罪人，从而经受了一次历史性的声讨与清算。孔子是20世纪最可怜的人，他在“五四”作为历史罪人，承担历史罪恶;到了70年代中期，又变成和现行反革命集团头目并列的现实罪人，承担现实罪恶。
“五四”启蒙者揭示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世间法”(如三纲五常、愚忠愚孝、宗法统治、妇女节烈，以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动等世俗规范)的陈腐与落后，无疑是非常正确的。如果没有“五四”文化思想者的喊与冲击，我们今天可能还要生活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跪拜中，可能还要呼吸满口奴才满口“在下”的臭气，甚至可能还会以杀子埋儿的郭臣(《二十四孝图》的孝子)、杀妾效忠的张巡为自己的伟大榜样。有了“五四”新文化为坐标与参照系，中国的专制统治，其宝座就不那么符合天理了。一切专制制度都建立在“非个人”的理念上(孔夫子及后来的儒家行为模式有一部分确实排斥个人)，“五四”张扬个性，肯定个体，专制者的日子自然就没有以往那么自在了。
但是，我们也要郑重地说，“五四”启蒙者对待孔子儒学缺乏理性，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带有文化浪漫气息。其缺少理性，一是没有区分儒家原典和儒家世间法(制度模式、行为模式);二是没有区分儒家的表层结构(典章制度和意识形态)和深层结构(情感态度等)。儒家原典既包括《论语》、《孟子》(第一原典)，也包括朱熹和王阳明等儒家哲学典籍(第二原典)，这是中国的伟大思想存在。关于儒家的表层、深层之分，李泽厚先生在《初拟儒学深层结构说》(1999)
中说得很清楚。他说：“……所谓儒家的‘表层’的结构，指的便是孔门学说和自秦汉以来的儒家政教体系、典章制度、伦理纲常、生活秩序、意识形态等等。
它表现为社会文化现象，基本是一种理性形态的价值结构或知识/权力系统。所谓‘深层’结构，则是‘百姓用而不知’的生活态度、思想定式、情感取向;它并不能纯是理性的。而毋宁是一种包含着情绪、欲望，却与理性相交绕纠缠的复合物，是欲望、情感与理性(理智)处在某种结构的复杂关系中。它不止是由理性、理智去控制、主宰、引导、支配情欲，如希腊哲学所主张;而更重要的是所谓‘理’中有‘情’，‘情’中有‘理’及理性、理智与情感的交融、贯通、统一。我以为，这就是由儒学所建造的中国文化心理结构的重要特征之一。它不止是一种理论学说，而已成为实践的现实存在。”(参见《波斋新说》第177178页，香港天地图书公司，1999年版)可惜，在“五四”时代，新文化先驱者们还没有如此清晰的理念。至于儒家原典与儒家世间法的区分，那就更不明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