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岁末。
一艘从日本开来的巨轮，经过多日海上航行，终于来到了吴淞口，船速开始放缓，海浪轻轻拍打着船舷，几只海鸥迎风飞舞，迎接着远航归来的游子。
李汉俊站在甲板上，眺望着港口的方向。越来越接近的，是即将抵达的岸，是摩登而陌生的上海，是阔别多年的祖国。视线渐渐模糊，说不清是因为江上的雾气，还是因为奔涌而出的热泪。
1904年，李汉俊第一次踏上前往日本的轮船，年仅14岁的他，紧紧跟在兄长李书城的身后，怯生生地打量着陌生的世界。轮船、大海、都市，在少年的眼中是迥异于家乡潜江的崭新天地。在日本和祖国之间往返几次后，十四个春秋倏然而逝，沉潜在眼底的，是日月轮换刻下的年轮，是眼界和格局伴生的自信和勇毅。去日本时，他只带了一个小箱子，装了几件替换衣服。如今归来，行囊里装满了日、英、德文版马克思主义书籍和报刊。这是他十多年去国怀乡取回的真经，也是他日后在中国大地播撒的马克思主义火种。
一声汽笛，穿透云层，在黄浦江上空久久回响。上海到了。
上岸后，李汉俊跟随兄长李书城，一起居住在法租界霞飞路新渔阳里六号，这是他来到上海后的第一处寓所。李汉俊在上海生活工作了三年多，先后在法租界换过三处寓所，其中霞飞路新渔阳里六号如今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白尔路三益里十七号是当年国民党宣传社会主义思潮的主阵地《星期评论》社社址，望志路一百零六号(今兴业路七十六号)如今是中共“一大”纪念馆。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李汉俊与其兄长李书城的寓所召开。
漫长的留学生涯
李汉俊1890年3月出生于湖北潜江坨埠垸(今潜江杨市袁桥乡)，原名李书诗，字人杰，号汉俊。父亲李金山是郁郁不得志的读书人，参加科举屡试不第，38岁才中了秀才，在乡间当塾师谋生，举家清贫度日。李金山共生了七个孩子(三子四女)，长子书麟早夭后，他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次子书城和三子汉俊身上，希望书城长大后学习军事，汉俊学习工商业，一个保家卫国，一个实业兴邦。
年长八岁的兄长李书城是汉俊从小膜拜的偶像。汉俊八岁那年，十六岁的书城中了秀才，一时名动乡里。为图吉利，家人在书城的辫子上扎了一根红绒线，乡邻们叫他“红绒线的小秀才”。那根晃来晃去的红绒线小辫时时牵引着小汉俊欣羡、自豪的目光，他喜欢追着二哥跑，二哥到哪，他跟到哪，一边跑一边喊“二哥，二哥”，恨不得告诉所有人“那是我二哥”。1899年，李书城离开家乡，来到省城武昌，进入张之洞创办的经心书院读书。书院开一代新风，设有西方近代教育等课程。在浪奔涛涌的长江边上，西方民主思想的种子开始在少年李书城的头脑中萌芽，更大的收获，是他在求学期间结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挚友，其中包括著名的反清将领吴?贞。
1902年5月，20岁的李书城被选派到日本留学。同时入学的有黄兴等三十人，同班同学还有浙江籍学生周树人(鲁迅)等。
李汉俊眼泪汪汪地送走了二哥，从此，日本这个陌生的国度成了他最向往的地方，等待二哥从日本寄来的信，成了汉俊最大的期盼。
李书城也是打心眼里疼爱着弟弟，课业之余，他想得最多的是家中的弟弟。每每看到身边的低龄留学生，他总会情不自禁地想：如果弟弟也能出来开开眼界该多好。但，也只是想想而已，他知道，家里根本拿不出供弟弟出国留学的钱。
李书城来到日本，先是进了东京弘信学院速成师范学习，后来又转入日本军士官学校。1903年他结识了孙中山先生，从此开始投身革命，并成为同盟会创始人之一。他和友人组建湖北同乡会，创办了《湖北学生界》(后易名为《汉声》)，宣传反清、爱国的民族思想。不久，回到国内成立了武昌花园山反清革命活动机关。
1904年初，李书城得友人吴禄贞资助，准备第二次东渡日本留学。临行前，李书城委婉地提出，希望弟弟汉俊也有机会去日本留学。吴禄贞豪爽地一挥手，说道：“这有何难?把汉俊带上，钱我来出。”于是，14岁的李汉俊，便跟随兄长李书城，一起东渡扶桑。这一年，中国赴日留学生浩浩荡荡，竟有5000余人之多，仅湖北省就有留学生420人。
初到日本，尽管语言不通，饮食习惯不同，但李汉俊很快适应了新环境。有二哥这棵大树为他遮风挡雨，所有困难都会迎刃而解。他先入明治法律学校(明治大学前身)附属经纬学堂就读，这是专门为朝鲜和清朝留学生开设的法政速成类学校，设有刑律、警务、师范、商业等课程。七个月后，又入晓星中学读书，这是法美天主教传教士创办的五年制私立男子中学，除要求学习日语外，还要学习法语、英语，课本大多为法文。多年以后，他才意识到，当年在日本打下的外语基础，是他日后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倚仗。凭借着扎实的外语功底，他翻译了《马格思资本论入门》等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帮助陈望道校对《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还协助李达翻译《唯物史观解说》。在中共“一大”召开期间，面对突然闯入的法警，他以一口流利的法语从容应对法警神情凛冽的盘问，最终化险为夷，与会者得以安全转移。
平日里，李汉俊和二哥书城住在一起，二哥与革命者往来交谈也不避着他。渐渐地，他捕捉到了他们言论中闪烁的民主自由的光芒，资产阶级思想以耳濡目染的方式熏陶着成长中的李汉俊。
1910年3月，李汉俊以优异成绩从晓星中学毕业。
中学毕业后，李汉俊没有马上进入高等学校，而是回到阔别多年的祖国。在国内他不仅亲身经历了辛亥革命的风云起伏，还经历了1911年11月资助他的吴禄贞被袁世凯派人暗杀事件。这段经历，对他以后的人生之路和民主革命思想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民国政府成立后，他以公费留学生身份继续赴日留学。1912年9月，李汉俊进入日本第八高等学校(大学预科)读工学科。1915年6月毕业后，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土木工学科。
进入东京帝国大学后，李汉俊的成绩一落千丈，究其原因，与一场大火有关。入校后第一次考试时，李汉俊居住的栈房突然失火，书籍笔记焚烧殆尽，考试成绩自然大受影响，并且波及到他日后的学习。首次考试的糟糕印象让老师形成了固定思维，即便后来李汉俊再努力也没能扭转老师的印象。大学期间，李汉俊的成绩始终维持在及格线上。
但李汉俊并没有因此受挫，因为他的学习兴趣已经从寻求实业救国，转向寻找先进的思想利器。彼时的中国，正处于近代历史转型期。中国虽然已经改朝换代，建立了中华民国，但国破家亡的状况非但没有改善，反而日益加重。袁世凯复辟帝制、府院之争、张勋复辟、南北战争……内乱迭起，搞得国将不国，在留日学生中掀起了阵阵狂涛。“光我神州完我志”的豪情在他们胸中激荡，如何救亡图存成了学子们时常激烈讨论的话题，各种主义、各种救国方案都在这群年轻人心中掀起狂澜。他们苦苦思索，寻找着救国之思想利器。
而此时的日本，正处于社会激烈动荡的大正(1912—1925)时期。通过日俄战争确立世界强国地位，使日本军国主义横行，日本国民民族意识增强，但潜在的社会矛盾也开始日益激化。在思想上，单纯的崇拜西方的热情明显衰退，国粹主义也失去了根据，人们迫切需要找到一种根植于日本社会现实的独立文明，在寻求新思想的过程中，社会主义运动风起云涌，马克思主义在日本迅速得到传播。
受到世界新思潮的影响，李汉俊逐渐认识到，光靠学工商业是不可能富国强兵的，要想富国强兵，首先须打破“如铁似茧重重层层包围”着的黑暗环境。他的脑海里有了要进行社会革命的朦胧思想。
在东京帝国大学就读时，李汉俊遇到了帝国大学经济部教授、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河上肇先生。在河上肇的影响下，李汉俊逐渐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他对当时西方流行的社会主义思潮十分留心，对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各国的发生和发展，更是悉心观察。
在日期间，李汉俊还结识了戴季陶和沈玄庐，引为好友，多年后，他们一起成为进步刊物《星期评论》的编辑和主笔。
“他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老师”
黄包车把李汉俊带到法租界霞飞路567弄弄堂口，李汉俊走进弄堂，只见石库门弄堂里的建筑还很新，大概只造了两三年，红的墙，黑的瓦，颇有些怡然自得的市井气。前后房屋间隔很近，邻里之间气息相闻。霞飞路近在咫尺，但一走进弄堂，喧嚣止息，竟是一方闹中取静的难得天地。新渔阳里六号在弄堂的深处，大门上写着“惟德为辅”四个大字。院子很小，几步就到了客堂。两层小楼精巧别致，算不得宽敞，但规规整整，倒也舒适。
李汉俊对此处的居住环境挺满意，闲暇时便去霞飞路走走，或者去弄堂对面的湖北善后公会坐坐，跟湖北老乡聊上几句。某一日，他正坐在善后公会喝茶，听得有老乡在大声招呼——“詹先生来了，快里边请。”
随即，一名男子走了进来，有老乡给李汉俊介绍说：“这是詹大悲先生。”
李汉俊之前早就听闻过詹大悲的大名，知道此人经历非凡，胆识过人。1911年7月，詹大悲在他担任主笔的《大江报》上刊登署名文章《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为此遭到清政府逮捕。詹大悲在法庭上据理力争，其激辩之机智，陈词之慷慨，令旁观者大为倾倒。《大江报》一案使其名声大噪，一时成为全国闻名的新闻人物。辛亥革命后，他被迎出狱，在汉口成立军政分府。汉口失守后，他东走九江、上海从事革命活动。1914年，他在日本成为孙中山新成立的中华革命党的第一批成员。1915年回国，准备回湖北策动反对袁世凯的武装起义，不幸在上海被捕，直至袁世凯死后才获释。之后，他去了广州参加护法，但护法运动屡屡受挫，无奈之下来到上海，重新思考革命的道路究竟应该如何走。
李汉俊与詹大悲一见如故，一聊又知道都居住在新渔阳里，比邻而居，彼此便多了亲近。两人从此常在一起谈天说地，聊时事，聊正在日本风行的社会主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思潮。两人还合作翻译了日本佐野学作的《劳动者运动之指导原理》，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
某日，两人一起喝酒，詹大悲趁着酒兴，说道：“汉俊，你虽年龄比我小，但你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我佩服得很。来来来，敬你一杯，你我投缘，真想学古人结为异姓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汉俊哈哈一笑，端起酒杯一饮而尽。没想到，酒后戏言，竟然一语成谶。此乃后话。
冬去春来，法租界里梧桐披了新绿，街心花园鲜花争奇斗艳。这一日，詹大悲叫上李汉俊，兴冲冲来到湖北善后公会，说要给他引见老乡。进了善后公后，詹大悲熟门熟路走进一个房间，指着两名三十多岁的男子，给李汉俊介绍说：“这位是董贤琮(董必武原名贤琮，号壁伍，“必武”是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以号代名用的谐音。为方便阅读，本文统一用“董必武”)，武昌起义的时候，贤琮从家乡赶到省城，参加了汉口保卫战。从那时起，我俩就成了并肩战斗的好兄弟。这位是张兄国恩。”
四位湖北老乡在他乡相遇，聊得畅快。之后，他们几乎天天见面，讨论匡时济世的良策。李汉俊向他们介绍十月革命和苏俄的情况，将一些马克思主义书籍和日本进步杂志《黎明》《改造》《新潮》等推荐给他们。董必武等人虽一时看不甚懂，但听着李汉俊讲解，竟也入心入脑，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认可日益加深。
李汉俊对他们说：“马克思主义是择取方向时候的指南针。我们只要有这个指南针，就可以随时施设，应机修正，不至于死守盲撞。”他后来把这个形象的比喻写进了《自由批评与社会问题》一文。不知不觉，李汉俊俨然成了他们的中心，成了他们马克思主义的指路人。董必武后来多次回忆说：“李汉俊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老师。”
经历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后，他们看到了进步学生、人民群众身上蕴藏的革命力量，备受鼓舞。中国的道路该往哪里走?中国的前途在哪里?这是他们经常挂在嘴边、放在心上的问题。
法租界的生活成本无疑是高的，没有固定经济来源的詹大悲、董必武等人日渐拮据，最艰难的时候，靠詹大悲典当衣服、纹帐度日，詹大悲和董必武有时只能共穿一件长衫。李汉俊虽竭力接济，但他自己也并不富裕。
如此饥一顿饱一顿总不是个事，董必武便和张国恩商议：“我们还是回武汉去吧。我们回武汉创办一份报纸，反映民生多艰，替老百姓说话，还可以用来传播马克思主义。”张国恩很赞同董必武的提议，说：“行，我也很想回武汉去。我看我们的报纸就取名就叫《江汉日报》吧。”孙中山先生知道他们的想法后，夸赞他们的设想很好，还给了他们100元钱，用作启动资金。1919年8月，董必武拿着孙中山先生给的100元经费回到家乡，花40元印刷了股票、章程、宣言等等，每日东奔西走左右游说筹集资金。但筹款并非易事，筹集多日，收获了了，董必武眉头紧锁一筹莫展，无奈之下只得搁浅了办报计划。办报不成，董必武和张国恩又准备从改造湖北教育会和办学校入手，推动社会改造。但是严酷的现实，使他们的报国愿望再次受挫。董必武深感彷徨和焦虑，于是写信给李汉俊，述说报国无门的苦闷。虽然李汉俊比自己小几岁，但在董必武心中，却是真正把他当作马克思主义老师。
李汉俊收到来信，心情也很沉重。他知道，董必武他们遇到了阻力，正是革命遇到的阻力。该如何冲破这重重阻力呢?他陷入了沉思。思考多日后，李汉俊给董必武写了一封长达一万五千字的回信，阐述了对改造社会的意见。这封长信后来以《改造要全部改造》为标题，发表在1920年1月出版的《建设》月刊第1卷第6号上，杂志加了编者按：“这篇本来是李君答朋友的一封信，因为这个问题是现在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李君答应本社拿来发表……我们希望社会上对于这个问题，加多一点注意，来研究解答他。”
在信中，李汉俊试图通过总结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寻找造成黑暗社会的病根。他认为人的本性、自然性原本是透明的，虚无的，所谓善恶都是不合理的环境造成的，从而使人类社会生出许多“强者”“圣人”。他们制造出制度、道德、法律，设下束缚人思想的种种圈套，破坏人的本性，自然性，禁锢人们的思想，生出许多罪恶。他说中国社会长期停滞不前的原因，就是因为思想没有解放，不敢怀疑，冲破统治者设下的圈套。而欧洲宗教革命、日本明治维新之所以推动欧洲、日本社会产生巨大进步，就是因为敢于怀疑传统思想，敢于突破思想上的种种圈套，因此中国必须开展一场思想启蒙运动，冲破“如铁似茧重重包围的环境”，社会才能得以进化。他还批评了各种错误的救国设想，指出改造中国的根本之途。五四运动以后，广大知识分子围绕革命还是改良的问题，对社会改造的道路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其中调和主义和教育救国论有相当的市场。李汉俊通过辛亥革命、二次革命的失败，说明中国不能实行调和主义，只能革命。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湖北不只教育会糟，因为湖北全部糟，才能容教育会糟;我们中国不只湖北糟，因为中国全部糟，才能容湖北糟。我们现在要救中国，只有大破坏、大创造、大破坏!!!大建设!!!”
李汉俊的信像一道雷电，瞬间击中了董必武的头脑。他反反复复读李汉俊的来信，越读越觉得有道理。是的，当前这个社会已经糟透了，改良主义的小修小补根本无济于事，必须进行彻底的革命。革命要取得成功，必须掌握先进的思想武器，在当前，还有什么比马克思主义更有力量的思想武器?正是这封信，让董必武真正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时社会上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日本的合作主义等，各种主义在头脑中打仗，李汉俊来了，把头绪理出来了，说要搞俄国的马克思主义。”从此，他成了“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的共产主义者。
在1919至1920年的中国思想界，李汉俊是最先进立场的代表人物之一，受其影响的人很多，董必武只是其中一位。
成为《星期评论》社的主笔之一
李汉俊在新渔阳里六号入住半年后，某一天，有客来访，来者是李汉俊在日本结识的友人戴季陶。
戴季陶，名传贤，号天仇，1891年1月出生于四川广汉，1905年东渡日本留学，1911年加入同盟会。在李汉俊眼中，戴季陶是学养深厚思想深刻的人。两人在日本时多有来往，戴季陶曾向李汉俊袒露心迹，说起自己刚从偏远闭塞的四川农村来到日本时，看到日本社会经济文化如此发达，内心的讶异与震撼。在日本的四年间，戴季陶并没有闭门读书，而是利用一切机会和日本社会各阶层接触，一心渴望学到日本的先进经验。对日本了解越深入，钦佩之心也越深切。反观大清，与日本先进文明两相对照，越发显得腐朽落后。他把自己的思考写了一本书，书名叫《日本论》。后来他曾自夸“昔年我自信惟一了解日本情况的人便是我”。结识孙中山先生后，戴季陶成了孙中山最坚定的追随者和最得力的助手。1913年2月，孙中山出访日本，戴季陶作为孙中山的日语翻译和机要秘书，参与了孙中山在日本的一切重要活动，对日本政坛内幕了如指掌。1918年5月4日，因桂系军阀操纵国会，孙中山受到排挤，愤然宣布辞去大元帅之职，在戴季陶的陪同下，于21日离开广州来到上海。
故人重逢，分外亲近。两人互诉别后的经历，谈起时政，颇为忧虑。戴季陶对李汉俊说：“我此次来访，是想邀请你担任《星期评论》的编辑。”
戴季陶随即向李汉俊介绍了《星期评论》创办的缘由。
五四运动爆发后，孙中山先生满怀豪情，高度评价和赞扬群众爱国运动，说道：“五四以来，全国学生之奋起，何莫非新思想鼓荡陶镕之功。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革新思想，为将来新事业之预备。于是蓬蓬勃勃，抒发言论。各种刊物扬葩吐艳，各极其致，社会遂蒙受绝大之影响。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推其原始，不过由于出版界之一二觉悟者从事提倡，遂至舆论放大异彩，学潮弥漫全国，人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欲收革命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欲图根本救活，非使国民群怀觉悟不可。”
新文化运动的深入进行，加深了孙中山对启迪民众思想的重要性的认识，于是指派戴季陶等人筹办《星期评论》和《建设》杂志，旨在“激扬新文化之波澜，灌溉新思想之萌蘖，树立新事业之基础，描绘新计划之雏形”。
1919年6月8日，《星期评论》创刊号正式亮相，办刊宗旨为：介绍世界大势与思潮，唤起不满社会现状的青年，使他们能够了解该打破的是哪些，该解放的是哪些，该建设的是哪些。它以“天下为己任”的主人翁态度，公开宣称“世界是我们的世界，国家是我们的国家”，对于“人的究竟、国家的究竟、社会的究竟”都要进行“彻底的思索”，将自己“切实的主张”发表出来，“以供天下人研究，求天下人批评”。
戴季陶还向李汉俊介绍，《星期评论》的另一名主笔是沈玄庐，也是李汉俊在日本时结交的故人。
沈玄庐是浙江萧山县人，1883年出生，比戴季陶和李汉俊年长几岁，留学日本时先后加入光复会及同盟会，1916年从日本留学回国后，曾当选为浙江省议会议长。五四运动后，应戴季陶之邀，一同在上海创办《星期评论》。
听完戴季陶介绍，李汉俊欣然同意担任《星期评论》编辑。
《星期评论》创刊初期主要宣传孙中山的思想，两个月后，由于李汉俊的加盟，刊物转向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主，成为五四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刊物，与李大钊、陈独秀在北京创办的《每周评论》一起，被誉为“舆论界最亮的两颗明星”。
1919年8月17日，李汉俊以“先进”为笔名，在《星期评论》第11号上发表文章，其中一篇题为《怎么样进化?》，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文章，引起了思想界的热议。很快，李汉俊成了《星期评论》的主笔，并与戴季陶、沈玄庐一起，被时人称为《星期评论》社的“三驾马车”。
李汉俊从日本回国时，带回了大量英、德、日文版马克思主义书籍和报刊。成为《星期评论》的主笔后，他以极大的热情翻译和撰写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先后以李漱石、李人杰、人杰、汉俊等笔名，在《星期评论》上发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38篇。
在文章中，李汉俊热情欢呼马克思学说是现在理论的最高成就，对后进的中国“实在是最美满的天赐品”。在李汉俊及其同道的推动下，马克思主义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这种从“西化”到“师俄”的范式转换，是救亡运动的必然结果，保持着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认同和价值选择。马克思主义在与中国革命实践和本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产生了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崭新理论形态，是中国思想发展史上的一次史无前例的革命，构成了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主体。
在李汉俊、戴季陶、沈玄庐等人的努力下，《星期评论》的影响力越来越大，销量从创刊时的1000份，逐月攀升，最多时达到十多万份。许多进步团体将《星期评论》列为向青年推荐的主要杂志之一。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共有师生400余人，订阅《星期评论》便有400余份，几乎人手一份。许多读者给编辑部写信，称赞《星期评论》是中国宣传进步思想最有力量的刊物之一。不少年轻人受到《星期评论》的影响，走上了革命道路。1946年夏，周恩来同美国记者李勃曼谈起自己的经历时，说道：“《星期评论》《新青年》和《每周评论》都是进步刊物，对我的思想有许多影响。”
除了给《星期评论》撰稿外，李汉俊还经常在《新青年》《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和《妇女评论》《建设》《劳动界》《共产党》《小说月报》等报刊上发表文章，从1919年到1922年他离开上海的这段时间里，他在《星期评论》《新青年》《共产党》等刊物上发表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和译文多达100多篇。他是当之无愧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启蒙者之一。
“世界新开”
1920年元旦，上海《星期评论》周刊发表了新年宣言《红色的新年》。
一九一九年末日的晚间，
有一位拿锤儿的，一位拿锄儿的，黑漆漆地在一间破屋子里谈天。
……
他们俩又一齐说：
唉，现在我们住的、用的、吃的、喝的、抽的，都没好好儿的!
我们那些锤儿下面作的工程，锄儿下面产的结果，
哪儿去了!
冬!冬!冬!
远远的鼓声动了!
劳动!劳动!
不平!不平!!
不公!不公!!
快三更啦!
他们想睡，也睡不成。
朦朦胧胧的张眼一瞧，
黑暗里突然的透出一线儿红。
这是什么?原来是北极下来的新潮，从近东到远东。
那潮头上拥着无数的锤儿锄儿，直要锤匀了锄光了世间的不平不公。
……
这红色的年儿新换，世界新开!
1920年的中国，北洋政府依旧在分割、动乱中履行行政统治。上海租界里的洋人们正沉浸在跨年的兴奋中。社会民众刚刚经历半年前疾风骤雨般的五四运动，精神创痛尚未愈合。新兴的知识分子处于危局之中，感受着理想与现实的强烈反差，苦心探索着中国的出路，发出了红色新年“世界新开”的呐喊。
“世界新开”的呐喊正是李汉俊的心声，他既是“世界新开”的热烈祈盼者和呼吁者，也是务实的实践者和推动者。他不遗余力地传播新思想，唤起民众的觉醒，他热情宣传马克思主义，把思想武器交给民众。他以实际行动迎接新世界的到来。
1920年2月，李汉俊与兄长李书城迁往法租界白尔路三益里十七号居住，戴季陶成了新渔阳里六号新的承租人。《星期评论》社的总发行及编辑部从爱多亚新民里五号搬到了李汉俊与李书城的寓所。
同月，陈独秀回到上海，《新青年》编辑部也随之回到上海。《新青年》与《星期评论》，舆论界的南北执牛耳朵者有了地理和思想的交集。
1920年6月6日，在上海租界工部局和军阀政府的强行干涉下，《星期评论》被迫停刊。但《星期评论》社并没有停止战斗，在6月7日刊发的《<星期评论>刊行中止的宣言》中，李汉俊等表示，他们将专心致志于“刊行有价值的关于社会主义的书籍”“我们生存一天，一定是为改造社会尽力一天”。
李汉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热情也丝毫未受影响，他继续以《新青年》《建设》《民国日报》觉悟副刊等进步报刊为阵地，热情宣传马克思主义。李汉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在当时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中也是出类拔萃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后来评论李汉俊时，称他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最有马克思理论修养的同志”。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初步传播给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思想条件。1920年5月，陈独秀发起成立组建了秘密团体“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李汉俊是研究会骨干成员。同年6月，“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共有成员17名，陈独秀是书记，李汉俊是重要成员。1920年8月15日，李汉俊与陈独秀一起，创办了我国第一个工人阶级周刊《劳动界》。1920年8月22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李汉俊是八名发起人之一。1920年9月1日，《新青年》改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机关刊物，李汉俊是编辑部主要成员。1920年9月，上海外国语学社成立，李汉俊担任教员。
可以说，在建党前夕，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组织的一切重要活动，李汉俊都是重要参与者。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办的一切宣传机构，均与李汉俊有着密切关系。他或者是刊物的主编，或者是主要撰稿人。这些宣传阵地，正是在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知识分子的共同努力下，展现出光彩夺目的理性光芒。也正是有了李汉俊这样的先驱者以及无数接力者，马克思主义的火种，才能迅速传遍神州大地。
一个新世界即将打开，一个伟大的政党即将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