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食，一个比拟，像动物园里那样，给笼子里早已不猛的野兽丢些死鸡活鸭……这是个有点调笑的说法。调笑是为了减轻内心的不适感。我老觉得，我们现在的阅读很像是投食模式。投食的主要表现是榜单、书目、名人推荐、月选季选年选等。一到周末或月底的进食时间，流水线一样的资讯平台就开始推送了，详尽的内容简介、写作特色、章节摘要、专家评说，切成很小的碎块、撒好了提神的调料和悦目的花边，排列整齐地进入到我们各自所趴着的笼子里。如果你是一位在某个领域小有名声的人士，出版社还会直接就把书给扔进来呢。这情况多么令人满意，你都不用动半根指头，就可以非常及时地进食到本季最时新的读物。
某天，有个摄制组来家里拍东西，主持人随手拿起茶几上一本书，语调喜悦：“哦，我刚刚在某老师家也看到这一本哎。最近，老是听到人说哎……”我立即知道，我与“某老师”，还有别的一些老师，准是在同一时间被空投了同样的东西，都是刚刚打开包装，热气腾腾地放在最靠手的地方，而这本书的下方，稍微带点陈灰的，是一堆同样来源的书。我不知道，我将在何时、或者是否真的会去拿起刀叉张开嘴巴……绝非胃口不好，相反啊，阅读上，这些年我一直饥饿，这满目琳琅、饱食终日的饿，已致严重的营养不良——听听，连我自己也要脸红了，多么矫情的令人反感的说法。
我当然知道真正的供给不足。从五十年代的前辈们那里，我们都听过许多关于阅读的故事，在那灰蓝色的回忆光圈里，他们到废品回收站找书、到贴有封条的仓库偷书、在厕所发现半本没封皮的书不舍得撕下来“善后”、步行三个小时到一处去借书连夜急读并于次日凌晨交到下一个风尘仆仆的接力者手中。我的一位同行，是六十年代生人，也有类似的经历，他多次用一种不可思议的语气提起，他整个青少期的阅读，就是靠各种“意外”与“撞运气”，得以与某书碰上，然后就抱住死啃，啃得连渣子都不吐。他最神奇的是在垃圾堆里捡到过好书，拍拍灰，塞裤子口袋就拿回去读了……每每听之，我总是啧啧不已，并且有种向往的心态，觉得那种匮乏，一方面是残酷的、压迫的，可其中又有种初恋般的纯度与浓度，甚至带有传奇的时代美感。
我这心态显然也是不大健康。这所谓的美感，是出于我的主观视角，是对比而生的，对比于当下的食欲僵死。投食而来的那些书单，一拨又一拨，挤挨挨、满当当地进入视线，爱恋的感觉就此稀薄了，似已没了起初的忠贞和虔诚，因它们不是我日思夜盼、苦苦求索而来的，甚至可能是并不需要的、伴有轻微质疑的。常常，打开一本书，那样讲究的字体与排版，花了大心思的封面，体贴的、连配套的书签都备好了，可是啊，负疚地长叹，不想打开。我害怕会碰到反复碰到的情况，那既不甜也不苦，既不烫也不冰的滋味，都搅动不了齿舌，更何谈心肠与脑袋。当然，是可以看的，足可以翻上大半天，并也会条件反射地发笑与点头称是，直看得圆滚滚的、挺胸凸肚，可随后只消半个黄昏，就没了，就饿了，加倍的饿，空洞到极点的饿，并伴有异常的伤心，为那书，为它那好看的样子，为我对它的无情遗忘。更绝望的是：那不独是那本书的命运，那更是我的、我们的。
我饿着。我羞耻于这种饿，像得了道德败坏、见不得人的病。这怨不得别人的，为什么会在大丰大收、供给丰沛到过剩的背景下如此之饿。是我的无能，是我自个儿丧失了觅食和追求的能力，去荆棘、去莽原、去冰雪中捕食的能力，从被抛弃的垃圾堆里、从加锁的门背后、从被打包变卖的废品中，翻找到那些破旧、残缺、没了用处、味淡如水的，但真正适配自己的东西。我为什么要吃大路货?为什么要叼起降落到眼跟前的发亮玩意儿，好像新晋小开总要赶上新品发布似的，哼哼唧唧地表示津津有味，以大合唱、团体操的标配方式来阅读、思考、发声。想想看，这真是可怜而贫瘠的局面。大概正是出于这种恐慌的心理，每次看到书单，看到排行榜，看到几乎像课堂作业般整齐的赞美式反馈，我总升腾起一阵迷雾般的焦虑，我不知道我能否有勇气立即站起身、跑出去，趁着肢体与脑力尚未完全绵软，离开这无需任何心力的富足之地，跃入旷野，跃入干涸，激活被干扰和驯化过的视觉与嗅觉，恢复那种挑剔但准确的灵敏，重新长出野蛮有力的肌肉……最终，在视线尽头的大地深处，在被忽略被冷落的地方，在依稀可辨的光线中，遭遇到我一直寻找和渴求的那本书。撒向饥饿的黑色齑粉，来了。
幸或不幸的根源
都一样，生命在本质上都是孤独的。在麻绳般漫长的独处中，像清点可怜财产的穷人，我时常试图回味我真正拥有过的幸福时光，我有些遗憾地发现，它们像喜马拉雅山顶的空气那样稀薄，而这稀薄幸福中的氧气部分，实际上都是来自阅读，具体地说，对经典的阅读。
大部分时候，我对经典抱有感激涕零、大恩无以为报的感情，稍微想想吧，如果没有这些雄阔之作，如果没有对它们的阅读，如果没有阅读中那些复杂的感慨万千，那智性交流所带来的恐慌、细腻与汗毛竖立，生活将多么单薄、瑟瑟发抖!那我宁可死去，宁可成为一棵树、木椅子或野狗。经典是我榨取幸福的甘泉——这样的宣言是肤浅和赤裸的，但我不回避这种偏颇，我一向把精神上的丰满、流量充沛视为存在的最高级别。
但经典同样也是构成巨大不幸的根源。
对经典的崇拜、爱慕以及随之而来的制造它、占有它的向往，像是深入骨髓的强迫症，只要想到、提起，心情一下子就会变得肃默，并且觉得害臊、苦涩，感到终身被灵感所奴役的悲剧性。从这个角度而言，任何一个具有野心与狂妄想法的写作者，都会被这种无穷无尽的痴心妄想所笼罩，他不可能拥有真正的宁静与幸福，整个写作生涯，就是一场无期的苦役，他几乎每时每刻都被焦渴与躁动所镣铐，时刻经受着对平庸的警惕与惧怕、对才华的自我打击与否定，他迈出的每一步，不管是坏的或是不那么坏的，都像是走在无情的刀尖上——没有一丝怜悯。
我羞于承认这种无望的热望，我千方百计地假装轻松、享乐、满足，实际上，我从来无法获得真正的满足、轻松与享乐。经典在拥抱我的时候，也往我血液里注入了动荡不安、嗜血难眠的毒素。
退一步地想、自我劝说地想，这可能正是写作这一行当所必须配备的羞耻感，这是深入胆汁的装备，是长期安放在马背上那沉重的鞍。这具鞍，会让纵马者不会太过放荡、太过自以为是。
窥看众多的经典作家，其命运往往大起大落，似乎那正是孕育经典的重要曲线：曹雪芹，海明威，舒尔茨，梵高，奥康纳，萧红，川端康成……这个名单可以源源不断地写下去，他们残败惨烈的人生具有那样高的审美性，好像他们心照不宣地在进行一场炫耀般的神经质与苦难史的比赛，同时也便于后人在观看时施以深长的叹息和感慨。
不免想到艺术生命与俗世生命之间的乖张敌意——寿终正寝的安稳人生、灵感奇崛的艺术，二者莫非是不兼容、不调和的?这样一想，便会不能正视自己这肥白的、室内的无风雨的生活，可是一个人，怎么敢先验性地去责备命运所配给的苦难份额?并以此为借口去开脱灵感的欠丰以及与经典之间的无限距离?
由此也可以看到经典的一个怪脾气：喜怒无常、不讲道理。它是一朵美得令人张口结舌的花，可能怒放在最贫瘦的枝头，却听凭庞大肥沃的园子里空空如也。你不能去跟它谈条件，谈政治气候、物质土壤或时代需要。
我爱死了经典这怪脾气，它像毁灭性的地震一样难以预料。你不要试图加班加点、不要试图日积月累，不要试图足智多谋，哼，经典的产出与出现，毫无规律可言，这正是它华美不可方物的地方—— 一切有规律的、可以推算和经营的东西，实际上多么乏味和面目可憎啊。
话说回来，有时也会对经典产生一种没心肝的疲劳，相对于被那些被早已被戴上大红花、被人们夸赞得起了老茧、并成了电脑输入法中固定词组的传统经典，我更注重那些耐人寻味的“小个子”。
是的，这些被忽略的“小个子”，他们还没有成为经典，并且或许永远也戴不上经典这顶大帽子，他们只被小部分人视若珍宝，并且他们的价值也有些忽上忽下摇摇摆摆，他们在海洋般的阅读中沉浮不定，这样的书目与作家我也同样可以列出一长串，《死》《遛鸟女》《三个六月》《身着狮皮》……多少次，我替他们栏杆拍遍，感叹他们相对冷僻的命运，可平心而论，他们跟我们的关系好像更为亲切!他们是我们自己在阅读中“嗅”出来的，像黑毛猪一大早上辛苦拱出泥土下那外形粗粝的松露，多么芳香，简直冲鼻子啊、令人打出最响亮的喷嚏!
我想说的其实是：这种个体化的、标准模糊、带有偶然性的发现过程多少也可带来一点安慰。第一：我们现在读到的所有经典，在诞生之初，一定都饱受折磨、满身的血水与泥泞，甚至命悬一线。第二：多少出色的令人悸动的作品，所得到的也只是黯淡的小簇光线，或者说，在通往经典化的路上，他们只是两侧的林荫大道，但他们所贡献的那种姿态与养分，某种意义上，更为尊贵，饱含文学经典之路的沧桑与世故。
我们或者正可以这样想：漫漫长路，你算不上最好，但一定不是最糟，就算最糟又怎么样，因为所有那些最好的，一定都是从最糟的路上走过来的。
而今人们挤挤挨挨站满你的书房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庄园是托尔斯泰母亲的陪嫁，他在这里出生，与索菲亚结婚，生养了十三个孩子，失去其中五个，他在这里试验解放农奴，放弃全部版权，放弃庄园生活本身。最终，这里也是他的墓地所在。
庄园有330多公顷，巨大的湖面，水色很深。林道一眼看不到头。白桦高挑静美，橡树庄重黑直。大片苹果园。各种野生苜蓿、牛蒡以及带刺灌木。太大了。讲解的俄罗斯女士挥动着她健壮的胳膊：有湖，有马道，有果园和树林，才算得上是庄园。而这些正是托尔斯泰终身要摆脱的东西：贵族化的占有，阶梯之上的身份，寄生的知识分子闲逸，包括他自贬为“老爷式的游戏”的作品。
与巨大的庄园相比，托尔斯泰和家人的两层小白屋像积木，对这一大家子，加上仆人、医生以及络绎不绝的拜访者来说，显然很拥挤。作为贵族的托尔斯泰在住所上有一种努力，克己的、往低处的努力。房子不够隔音，除了妻子的房间外，托尔斯泰几乎在所有的屋子都写作过，包括一间屋顶高低不平、墙上满是钉钩的小储藏室，他执意去掉舒适的家具，被禁闭了似的，只裹着袍子写。他似乎总找不到一个最为隔绝最为清苦的隐蔽之所……
每一间屋子都不大，在储藏室，在卧室，在书房，在图书室，我们一行十人、加上讲解员，总站得挤挤挨挨。讲解员不得不踮起脚尖，高高举起她手里的照片从头顶上向我们展示。照片均摄于托尔斯泰生前，以证明这屋子的每一样摆设，架子上的书，极矮的凳子，窄小的床，索菲亚手织的床单，他的拐杖与自行车，他床前大女儿的肖像，他洗手的瓷盆，均与当年一模一样。是的，一模一样。我们满意地点头，低声耳语，重复讲解的片断，交换有关托氏的其他传说，带着一点同行间的亲昵与暗语，同时用视线在每一样物品上贪婪地抚摸和占有，恨不能用眼球录像，以供将来反复播放、咀嚼。
也就在这个时候，我产生了一种夹杂着畏惧与冒犯的抱愧感。
不是第一次了。在斯特拉特福镇的莎士比亚故居，在多塞特郡的托马斯·哈代故居，在乔顿的简·奥斯汀故居，在魏玛的歌德故居，包括这些天在俄罗斯，我们特别轻易地、脚一抬就拜访了契诃夫、茨维塔耶娃与布尔加科夫的故居，一家家地登堂入室，进入竭力保持当年原貌的现场。“原貌”，这正是故居的重要权利和义务，也是游客们的虔诚渴求。人们齐心协力达成了这一点。哈代的故居里，墙上的蓝色挂盘每天有人把它们擦拭得闪闪发光，桌上搁着的小提琴似乎音质一如当初。黑乎乎的壁炉里，真正的火苗在跳动，把手伸过去，好像在烤150年前的火。有一些柜子被打开，主人收藏的动物头骨眼窝黑洞洞的。他的书桌小得像学生的单人桌，烛台上有流到中途的烛油。如果不是院子里的木椅上厚厚一层发霉的青苔稍微露出点时间上的破绽，我真觉得哈代先生马上就要推门回来了。莎士比亚故居，其拟真的程度更甚，或者也是出于英式的俏皮。餐桌上放着面包、奶罐、刀叉和调味瓶。儿童房里有故意凌乱的小摇篮。他的父亲生前是一个皮匠，以此养活全家，这个房间的讲解员也打扮成皮匠，身着工装，肩上搭着硝过的皮子，当游客与之合影，他会主动拿起做了一半的手套，露出应当是莎士比亚父亲的那种笑。
事实上，作家故居里的大部分物件都是后来的复原与再现，不排除有腾挪与修饰性的取舍处理，更何况，窗外的植物，空气的年份，地板的咯吱声，统统不对了。但这些皆无关紧要，心理和感官上，我们会自觉自愿地完成零度代入，并在这种代入中捕获到无上亲近的愉悦，瞧瞧哪，他的吸墨纸与夹鼻镜，他的烟斗与裁纸刀，他的猎枪与马鞭，他就在这里咳嗽、失眠、做爱、与亲人相爱或厌憎、忍受漫长的孤独以及误会所造就的盛名……
我的愉悦也一样，甚至比别人还要兴奋，我老是要举手提问，并兴致盎然地招呼大家拍照，我是在借助这种热情游客式的行为来打掩护，掩护和躲避耳朵后如影随形的细语。那正是我自己的声音，我在不断消解着前面的愉悦：得了得了，这一切统统跟他无关，这不是他的。所有的物件、痕迹与存在都已随他而去了——不是存心要自煞风景，可能当算是某种保护与隔离，我一厢情愿地想在游客和房屋主人中间拉上一道帷幕。我觉得人们其实也像我一样，并不忍心、并不真的愿意离他这么近。不管他是谁，他不该这样被裸露的，模拟的也不行。他早已通过作品交代了他的那一部分，而今，他应当像个自由的无名者那样，完整、彻底地消失。
尤其是那些手稿、照片、定情物、书信、便条……太热乎乎又太冷冰冰了，迸发着同时又埋没着令人窒息的爱与死。托尔斯泰钟爱的小儿子于七岁时不幸夭折，儿童室里，他的玩具还在，还有他的几大本彩笔画，展开着以供观看：我们又怎么能够观看。契诃夫的书桌上有一张女子侧面小照，这是他妹妹的女友，一生对他痴情，可他从没有当过真。她转而嫁人、遭遇各种不幸，飘零终身。难以解释，契诃夫是以怎样的心情，把她长年置于书桌右方一直陪伴着他?
最典型的是茨维塔耶娃故居，因她离我们比较近，同时也因为这是个色调浓烈的女人。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当算是蛮典型的符合公众想象的“女诗人”，有太多可供评述的元素。她少女时期即为爱情自杀过，18岁成名，20岁早婚，不久丈夫参战失去音讯，她流亡至欧洲，好不容易与丈夫团聚，随后却主动追求起后者的同学。她通过帕斯捷尔纳克的引荐与里尔克通信，由此展开著名的三角柏拉图，以“无手之抚、无唇之吻”而纠葛热恋。故居展览室的玻璃罩子下面，他们的书信，被排成互相重叠和映衬的勾连造型，我把镜头紧贴玻璃，没心没肺、最大限度地拍下这三封私人书信。上面的字母我不认识半个，对字迹自也无从研究。或许并不需要这些。我隔着玻璃定睛瞪着它们，带点嗜血的兴奋与感慨。想象的激情、附会的激情、误解的激情，成群结队地从那些书信中浮现出来，就像他们那黑白分明、依然年轻、但带点病相的面孔。茨维塔耶娃这样写过，“我不是活在自己的嘴上。吻过我的人，会错过我的。”“我有一种无法医治的完全孤独的感觉。旁人的肉体是一堵墙，阻碍我窥视他的心灵，我多么痛恨这堵墙啊”。
茨维塔耶娃故居里有一间儿童房，色调极其柔美，小桌小椅小布偶，还有活灵活现的标本小狗。事实上，这里浸泡着苦涩的困厄。在俄罗斯的严冬，茨维塔耶娃用不起暖气，不得不带着孩子们在屋内来回走动，并自称为“室内的游牧民族”。她把她们寄送到育婴房，最后两个女儿一个重病，一个饿死。而重病的那个长女后来受她的牵连，长年坐牢，到死前都未曾母女相见……
是啊，死亡一直是她的主题，她连最终的死也是适宜“传播”的：自缢而亡，50岁。“我对生活中的一切都是在诀别时才喜爱，而不是与之相逢时;都是在分离时才喜爱，而不是与之相融时;都是偏爱死，而不是生。”她这样预告过她对死亡的渴求。可事实上，自杀前几天，她有过艰难的求助。同样是在那层洁净的玻璃罩子底下，我们可以清清楚楚看到她的一个短函，写给作家协会的，窘境中她想请求一份到作协食堂做洗碗工的机会，这一申请遭到了拒绝，但申请函本身却被保留了下来，这成了她给世间的倒数第二的留言，最后一份是给儿子的，“小莫尔，请原谅我，但往后会更糟。我病得很重，这已经不是我了。我狂热地爱你。你要明白，我再也无法生存下去了。请转告爸爸和阿利娅——如果你能见到的话——我直到最后一刻都爱着他们，请向他们解释，我已陷入了绝境。”自然，我落落大方地拍下了这些留言，熟练到无耻。
出了她的院门，有一尊她的塑像，很好，像陀斯妥耶夫斯基的那尊一样的好，好过马雅可夫斯基与果戈里，也好过普希金和契诃夫。顺便说一句，莫斯科街头的作家塑像太多了，以致让我都装模作样地挑剔起来。茨维塔耶娃的塑像有种倔强而绝望的疲惫感，她那样子，像是打定主意，这辈子都不再欢笑了。
我喜欢通过塑像来过渡一下在故居里所产生的那种情绪，塑像相较本人总是有距离感，一种外来的体谅的距离。有时候，故居本身也有一些环节上的设计，可以帮助游客从故居里那种“亲近”到令人惭愧的负疚中跳脱出来，哪怕是以并不很讲究的方式。
比如，莎翁故居的庭院，常年有一批年轻的雇佣演员，穿着中世纪的长袍，在固定的时间上演经典片断，有时会有小学生团队加入，甚至邀请游客参与——表演放松极了，哪怕是悲切的腔调也会让人忍不住发笑。
位于马雅可夫斯基广场附近的布尔加科夫故居另出妙招。他的故居在市中心，相当小，真人演戏是不可能了。但在楼梯拐角，在书房，在走廊，很触目的架设了几部黑色的拨号式老电话机，话机上方的说明写着一串数字，每个数字皆对应一位布尔加科夫剧作里的人物，可能是管家，女仆，或是莫里哀，游客拿起话机，拨出相应的数字，听筒就传来绘声绘色的表演了……我看到有俄国游客歪靠在那里、眯着眼睛边听边笑。
契诃夫庄园这方面也有它因地制宜的贡献。其庄园里有一面不大的湖(不大，是相对托尔斯泰庄园的湖)，湖的一半留有野趣，听任一条旧船搁浅于枯枝，可另一半，却莫名其妙地又是木板又是空中长绳又是幔布。我们快要离开时，发现有人在岸边布置活动座椅，呀，原来这是一个湖中舞台，看那自半空降下的幔布，当是《海鸥》的背景嘛!黄昏临近，光色半晦半明，简陋也成了一种趣味。契诃夫故居还有一个更戏谑的保留节目：每年九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六，会举办腊肠犬竞技大赛。典故自然是出于契诃夫生前最心爱的两只腊肠犬，契诃夫因为一直行医，故用两味药名分别命名了它们，不久又觉得这样不够尊重，遂又替两只狗加上了正式的教名——这的确挺契诃夫的!我们去的那天，正逢狗比赛的日子，庄园入口处一本正经拉起了橙色横幅，满园都是小板凳般肥肥钝钝的小黑家伙们，它们不大叫，沉默地四处嗅闻，好像在寻找神秘的启示。比赛在契诃夫半身铜像后的大草地举行，有一长排帐篷供腊肠狗们休息，评委们都挂有胸牌，虎着脸审核长长的狗狗名单。评委与狗，都来自不同国家，绝对是一等一的国际化赛事。挺好。契诃夫园子里没有樱桃，但有许多的苹果，自生自落，我们捡了几个分而食之。这也挺好。
而最最好的，则是故居里的墓地。事实上，故居通常都只是作家们的出生地或某个时期的居住地，其墓地往往在别处。如本文开头提到的，托尔斯泰葬于他的出生地。死于无名车站之后，人们把他接回了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并如他遗嘱所要求的：要像埋葬叫花子那样用最便宜的棺材为我做一个最便宜的坟墓。他的墓地在林子深处，没有任何标记哪怕一个小木十字架，只有微微隆出地面的棺形墓，淹于随意生长的青草，人们一不小心就会走过去。我们也是发现错过了，重新回头才找到。站定之后，我们，还有另一群游客，一下子都静默了，连呼吸都显得赘余和粗鲁。茨威格写过，这是“世间最美的、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最感人的坟墓”。这笨拙的排比像是学生作文，但真的，我完全同意。没有见过比这再动人的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