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6月24日，莫斯科红场举行了隆重的胜利阅兵式。阅兵总指挥罗科索夫斯基元帅向朱可夫报告，朱可夫代表最高统帅斯大林充当阅兵首长，检阅了卫国战争中功勋卓著的一支支英雄部队。
军人们和市民们的“乌拉”声山呼海啸般响彻莫斯科上空。
在这一历史瞬间，朱可夫达到了人生的辉煌顶点。那一年，朱可夫还不到50岁。红场外的这座朱可夫雕像，就是根据他当年在红场骑马阅兵时的一幅照片塑造的，它真实地记录下了这个辉煌的历史瞬间。
然而，这座将稳健和躁动凝固于一瞬的雕像，却蕴含着一个暗示：战争需要顽强和骁勇，和平却需要平稳和圆通。在随之而来的和平岁月里，朱可夫能够掌握好这种新的平衡术吗?——朱可夫正骑马走向新的考验。
三
我看到的第二座朱可夫青铜雕像，是在离莫斯科1700公里之外的乌拉尔军区司令部大楼前。乌拉尔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叶卡捷琳堡，苏联时期的名字叫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它在莫斯科以东1700公里处的乌拉尔山下，是乌拉尔地区的中心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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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国战争时，乌拉尔地区是苏联的大后方。战后，这里是远离莫斯科政治中心的地方，偏僻而冷落。
这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朱可夫的被贬之地。
战后，历史主题迅速发生着转换。苏联国内战争让位于建设;苏联与美英之间合作让位于冷战。朱可夫的命运也在转换，但他自己并没有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波茨坦会议后不久，1946年3月，美国从四国对德管制委员会中召回了艾森豪威尔，英国召回了蒙哥马利。朱可夫也被斯大林召回国内，任命他为苏军陆军总司令。
朱可夫命中注定只能是战场上的一位胜利之神，他不可能成为和平岁月里的一位政治幸运儿。
苏联新闻界、文学艺术界对朱可夫的不适度宣传，有些溢美之词甚至超过了最高统帅斯大林，给他帮了倒忙。美英等西方国家则有意要在苏联领导人中制造矛盾、打入“楔子”，拼命抬高朱可夫的功劳，贬低斯大林在战争中的作用，这不能不引起斯大林的警觉。一个人的幸运和厄运，犹如一座高山和它背后的阴影。
高山投下的阴影或长或短，那是随着阳光对山峰照射的角度变化而变化的。朱可夫是一座巍峨高山，斯大林是照耀这座山峰的阳光。当斯大林对朱可夫格外器重、阳光直射到山顶时，这座山峰的阴影便最短;一旦斯大林在感情上与朱可夫逐渐疏远时，犹如阳光偏西而去，就会投射出这座高山的巨大阴影，而且这阴影越拉越长。
像朱可夫这样一位宁折不弯的刚烈之人，性格中也往往会有某种易受攻击的致命弱点。他指挥作战杀伐决断，在战场上采取的一些果断措施、批评人的过激言词，伤害了一些平庸将领的感情。他在各个作战方向之间东南西北满天飞，往往每到一个作战方向就要拿出挽回危局、克敌制胜的措施来，他通常只能抓住战略战役的关键处下手，对一些细枝末节不可能事事都考虑得那么周到细致，办事方式也不可能那么温柔随和，急切中免不了会有某些失当、失误。他重用过的某些人，有的也没有为他争光。他难以自制的居功自傲情绪，更引来了周围一些人的忌恨。凡此种种，都埋下了为他招来厄运的一粒粒“种子”，遇到适宜的气温条件，它们就开始“发芽”。有些人凭着他们的灵敏嗅觉，开始对朱可夫采取行动。朱可夫很快从人生巅峰跌落下来了。
1946年7月，朱可夫被免去陆军总司令职务，任命为敖萨德军区司令员。有位戈沃罗夫元帅，战争初期在列宁格勒军区吃了败仗，当时是朱可夫前去控制了危急局面。如今，戈沃罗夫元帅当了苏联武装部队总监察长，他到敖萨德军区来检查工作，实际上是来监察朱可夫的言行。朱可夫压根儿就瞧不起这位败将，怠慢他是很自然的事情。戈沃罗夫搜集到了朱可夫平时流露出的对斯大林的不少不满言论，回去告发了他。
朱可夫再次被贬，被调往大后方乌拉尔军区当司令员。从此，人们再也听不到关于朱可夫的消息，从报刊上再也看不到他的照片了。
乌拉尔军区司令部大楼的这座雕像，朱可夫同样是一身戎装，同样是骑在马上，但人与马的姿势神态，已和莫斯科红场外面的那座雕像完全不同。坐骑是一匹腾空而起的烈马，马头桀骜不驯地扭向左侧，两条悬空提起的前腿，右腿勾成一个强有力的问号，左腿如铁拳般向前直击而出。马身后坐，两条弯曲着地的后腿蓄满了力量，随时都能连人带马一齐弹射出去的姿势。垂向地面的马尾如怒卷的旋风柱般直立着。朱可夫双手控缰，绷直了身子站立在马镫上，前胸紧贴着狂乱的马鬃，下巴撅得更高，嘴唇闭得更紧，一把入鞘的马刀从左侧腰间垂挂到脚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