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我有幸得到一笔国际资助，应邀去澳大利亚交流访问。一次在阿德莱德大学做一个小讲座，会议室里几乎都是女学者，她们很有兴趣听我谈中国的女性主义。我注意到坐在最后一桌的是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太太，虽然头发花白，但她闪烁着智慧之光的眼睛深深地吸引了我，我在心中对自己说，不能让她失望，即使她觉得我有什么不妥之处，希望她归咎于只是我还太年轻的缘故。
讲座之后有一小会儿的交流，老太太脚步轻快地走近我，我几乎不太相信她告诉我的事实：她已经退休，刚来这所大学读博士学位。她说，我终于有时间来实现我自己的愿望了。她说得欢乐，满面微笑，脸色看上去红润而年轻，如果不是她的满头银色，我不会相信她已经65岁。她也许事先注意到我的来访，居然还知道我写诗，她带来了她自己的诗集，一本她自己打印装订的大开本油印集。我接过她的诗集，为她对我的信任而感动，问她：是不是也在退休之后才写诗呢?她的眼睛闪闪发光，为我的正确猜测而兴奋。她说，她还有一个爱好，便是每天要去教堂，过去她不能每天都去，现在有时间了，她要做自己一切喜欢的事情。
我把她的诗集带回北京，多年来一直珍藏着。也许她此刻才获得并不容易获得的博士学位。而我也因为太忙碌没有与她继续联系。但在北京每一个严酷的冬天，我都会想念南太平洋温暖的颜色，她的眼睛的颜色，明亮而单纯的蓝色，没有受到年龄和岁月侵蚀的颜色。
我的母亲已经70岁了，比新中国年纪更大的她，经历过饥荒、“四清”、“文革”以及改革开放。在她担任小学校长的时候，正是中国的饥荒时期，聪明的她为了不让学生们挨饿，也为了不让自己和自己的父母挨饿，发明了在校园里开设劳动课，开垦实验田种植各种各样瓜果的方法。学生们和她自己居然在那样的大饥荒时代没有人饿死，且一个个脸色健康。调查小组终于发现了我母亲的资本主义“苗”和“果”，但时间已来不及退回，饥饿也终于过去，我母亲也告别了她的校园。虽然告别了她的校园，她的聪明才智还是时有发挥之处。我们一个接一个出生，没有幼儿园，她就在家里开办了自家的幼儿园，白天把门板取下来画画写字，晚上再挂起来，依然是安全的门。我幼年的记忆中，充满了母亲的画画写字和故事。母亲年轻美丽的身影，远比外部世界打斗的声音更加吸引我。后来我常常想，“文革”那样的动荡，我们居然站在岸边没湿鞋，大半的原因，在我的母亲，她我行我素，不与其为敌也不与其为友。老了的时候，我问她怎么回事，她竟然说，他们男人做事没头脑。我大笑，笑她夸奖自己太夸张，但得承认，如果没有母亲的翅膀，我们几个在“文革”中长大的孩子，一点儿伤损不受，几无可能。反证是，和我们姐弟一起画画的好朋友斗斗，就由于父亲挨斗，母亲生病，他一个人与一群孩子横渡湘江，永远地留在了时代的波涛之中，再也没有回到我们之中。
父亲常常戏称母亲是贾母，用来形容母亲在我们家庭中的威望。我送母亲的相机，母亲用来拍了许多美丽花草，多是她亲手种的，她像孩子一样惊讶，花开个不停，剪了又开。她说一些奇异的话，说是花旺人也旺。家里的老房子出租了，花还开个不停，她觉得这是给别人家的好运气。
春节的时候，我带着女儿回家给母亲过生日。她说让我先看她的电脑，我一看，了得，她从北京回南方才几个月，居然把她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的故事，都写到计算机里了。我佩服地看着自己平凡的母亲，问她将来喜欢以什么样的仪式告别这个世界。我也佩服我自己，在过年时向母亲问这样禁忌而又必须的问题。我的一些西化的朋友，中年就备有遗嘱，为的是自己可以选择离开的方式，并为告别做好美丽的姿势。我的母亲答道，不需要那些拖累后代的事情，希望你们将来能够在文字中看到我还在，就好。我拥抱了一下自己的妈妈，觉得心里好轻松。
生活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对于一个女人而言，升学、就业、结婚、生孩子，没有一件不是新的开始。世界至今还没有一个方便之门，我们可以随意通过。当初我决定生孩子，就意味着我不能按照惯例读学位，可是，生孩子给予我的生命教育，是另一种生命学位的知识，这样的知识使我对一般的知识结构更有了辨别真假的能力。如今，我的孩子比肩我之上，我攻读自己喜欢的学位，全力以赴，深深地珍惜生命再度开花，美丽的日子不再是肤浅的外部，而是精神在矿脉深处闪烁。
没有什么时候会太晚。在我们开始之后，结果会在那里，但是路程很长，需要的是勇气和耐心，还有母亲们从来不少的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