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68年3月入伍，在空降兵15军45师133团服役。
空降兵15军是一支战功卓著的部队，曾参加过抗美援朝的第五次战役、上甘岭战役。
1970年夏季，我被抽调到团的宣传科做新闻报道。我有幸与一位上甘岭战斗英雄的接触，便始于此。
当年的10月中旬，宣传科张干事来到我们报道组，交代一项任务：10月25日是抗美援朝20周年纪念日，湖北日报、湖北人民广播电台要约一篇抗美援朝英雄人物的稿件和讲话。这可是个政治个任务，就交给你了。张干事并让我去找作训科的王彦林参谋，了解一下他的情况。并且告诉我：王参谋是我们团在抗美援朝中立功级别较高的，但他文化水平有限，你要为他代笔。就这样，我幸运的有了一次走近英雄的机会。
我做了采访提纲，搜集一些抗美援朝的资料，带着兴奋又忐忑的心情去见这位英雄。
我见到王彦林参谋，是在连队的训练场上，当时正是战士们的休息时间，他正席地而坐与战士们拉家常。他不是我想象中的气宇轩昂、“高大上”的人物，和我心中的英雄形象相去甚远。中等个头，身体削瘦，只有那有棱有角的黝黑的脸刻满风霜，写着威严和刚毅。他坐姿挺拔，谈笑风生，军装上沾满泥沙，汗水已湿透了前胸和后背。在他和战士们谈话的间隙，我向他说明来意。他笑着对我说，采访不急，晚上到作训科来，我们好好谈谈吧。
采访进行得并非一帆风顺，甚至有时不得不中断我们的交流。在回忆那场战争的残酷，谈到那些牺牲的战友，时常因他的哽咽而中断，有时竟泪雨涟涟。看得出来，他对那场战争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
在他的叙述里，我对那场极其残酷的战争环境、极其惨烈的战争对抗，有了全新的了解和认识。
1951年3月24日至31日，15军所属的部队开始入朝，跨过鸭绿江，集结在涟川地区，随即参加了第五次战役。
真正让15军扬名立威的是艰苦卓绝的上甘岭战役。上甘岭一役素有“人肉磨坊”之称，整个上甘岭战役中，志愿军没投入一架战机，也没有坦克参战的记录，火炮最多的时候不足敌方的四分之一。美军总共发射了百万发炮弹，上万枚航弹，在3.8平方公里的狭小的范围里，一日之内落弹十几万发，飞机、大炮、坦克终日疯狂轰炸、饱和射击，从早到晚，炮火穿山裂石，枪声震耳欲聋，阵地上到处是弹坑，四下是火海。志愿军45师1万余人，要对抗7万多敌军。志愿军只有几十万发炮弹，而且全是后期才用上的。前沿阵地上，经常是以伤残严重的连队对抗敌军齐装满员的建制团。作战阵地上，志愿军几乎没有炮火支援，弹药常常补充不上。一桶水、一箱弹药、一点食品、一箱苹果常常要牺牲好几条人命还不一定送得上去!这个区区3.8平方公里的作战阵地，敌人数百万发炮弹疯狂地蹂躏着这个在美军作战计划里第一天就该攻下来的小山头，最终也没有得逞。此役之后，45师再没遭遇到美方营以上规模的进攻，朝鲜战局从此稳定在北纬三十八度线。在这种情况下取得的胜利，可以说是奇迹!
我被深深地震撼了!那是课本和电影里体会不到的触动!志愿军将士们不惜粉身碎骨，以血肉之躯验证了中国军人英勇无畏、视死如归的魂魄!如果不是亲耳听到 ，我对“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没有那么切实的感触，心底产生了对那场正义援朝之战的崇拜和敬畏。
可是，在我的采访过程中，王彦林一句也没有谈及他个人。他说的最多的话就是“我们是正义的，正义就不怕强敌，就能打胜仗”。在我的再三请求下，他断断续续的讲了自己的一些情况。
王彦林是河南郑县人，出身贫寒，家徒四壁，在封建势力的压榨下，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没有读过一天书。17岁的他于1948年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并于1949年入党，1951年参加志愿军并任班长。担任班长的王彦林，所带的战士都是入伍才几天刚补充上来的新兵。在上甘岭战役中，他带着全班战士一个晚上攻下敌军5个阵地，打掉18个火力点，歼敌270多名，全班战士无一伤亡，创造了“冷枪冷炮”战斗的典型范例，被志愿军总部记特等功，并授予一级战斗英雄称号。回国后，他和众多志愿军英雄一起受到了毛泽东主席接见。
根据采访资料，我为英雄代笔，撰写了《正义之战必胜》的文章，稿件很快收笔。1970年10月25日，在抗美援朝20周年纪念日当天，湖北日报发表了署名王彦林的文章《正义之战必胜》，湖北人民广播电台同天也播出了王彦林的讲话录音。
年轻的我，完成了组织交给的任务，并受到一次真切的革命传统和英雄主义的教育。同时又让我深深感受到：战争是如此残酷，但愿这个世界天下太平，不再有战乱。
为英雄代笔之事，已过去50多年，王彦林的英雄形象在我的心里依然清晰，依然高大，依然亲切。对英雄的景仰之情，久久念念于心，不时想问一声：英雄老矣，尚健在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