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那么多人啊?肺结核?那可得抓紧治呀!”杨杏显得有些着急。
“再抓紧也得等明天医院大夫上班呀。”这时我感到我和杨杏真的还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接着，我和杨杏又像一家人一样唠了一些关于二叔和两个弟弟的事……
后来，杨杏还帮我看了下午没看完的校样。她戴上眼镜，很认真的样子，竟比我看得快，我们一直看到后半夜二点多才看完。睡觉前，杨杏还打着哈欠说：“这样你明天就能安心为二叔看病了……”
大哥这时才给我发了个传呼，留言说：“回来得太晚了，明天一早去看二叔吧。”
大哥的传呼发得太多余了，突如其来的“嘀嘀”声虽然没吓着正准备睡觉的我和杨杏，却把女儿给吵醒了。女儿再也不肯睡了，一直哭闹到天亮……
4
我和大哥都是到单位点了个卯就来到二叔的住处的。
到省城看病远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我在这个城市生活十多年了，虽说享受着国家给的公费医疗，可真就没怎么到大医院来过，更谈不上住院了。有个头痛脑热的小病，更多的是到附近的药店或小诊所买点儿药。我替二叔排了半上午遥遥无期的长队之后，才有些真正认识了省人民医院。这个城市的人确实太多了，生病的人也确实太多了。
一上午眼看就要过去了，我仍然在排队。在看病这个问题上，我们好像没有任何进展。我和大哥还要上班的，这样下去让人有些承受不了。说实话，我心里急一阵火一阵的，又不能让二叔和两个弟弟看出来。中午休息，我们的午饭吃得没滋没味。
后来的事情还多亏了大哥。下午，大哥通过他的一个同学，费了很大劲才走成了后门儿。那个同学的什么人是省人民医院另一个科的大夫，但他是第二天的班，让我们先回去等着，明天一早再来。
就这样，我们总算在二叔到来第三天的上午给他做上CT检查……
又等了24小时(也就是二叔到来的第四天)，我们终于等到了那个可怕的会诊结果--肺癌晚期。
这个结果既在预料之中，又在预料之外。我们面面相觑了一阵之后，还是很快地接受了这个残酷的现实。但一时间好像谁也没了主意，是不是得治呀?怎么治呢?两个弟弟也没有了章程。
那就听大夫的吧。大夫的意思是，患者才五十一岁，虽然癌细胞已经开始扩散，但不忍心放弃对患者的治疗，建议家属住院化疗观察一段时间。
后来就来到了医务室，那位姓张的主治大夫一遍遍责问我那位老实的大弟：“你为什么不早把病人带来?在癌细胞扩散前做手术至少能维持五年。当儿子的舍不得花钱给老爹看病，是不是?农村这路事儿最多，一个老爹能养活一大炕儿子，一大炕儿子最后不管一个老爹。”
姓张的主治大夫是主任，说话嘴挺黑的，说得大弟眼泪汪汪的。使本来按原计划不打算继续治疗的大弟迅速有了另一种决定--“哪怕倾家荡产，也要住院治疗。”
姓张的主治大夫让手下人马上给二叔办理住院手续，让家属先交3000元押金，准备下一步的治疗。
大弟这次没有犹豫，从里怀里掏出一个旧钱包，里面顶多有六七千块钱。大弟一张一张地数了好几遍，才小心翼翼地把三千块钱递进了窗口，让我看到了一个已经习惯于精打细算的农民。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医院对癌症患者的治疗程序是这样的：先打针吃药控制住癌细胞的进一步扩散，然后视具体情况实施化疗、放疗。我不太了解那些具体的治疗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但我知道医院对癌症的医治恐怖而痛苦、漫长而昂贵。几年前，我单位有位癌症患者治到最后弄得皮包骨头，苦不堪言不说，也基本上折腾个倾家荡产，那还享受公费医疗呢。
回过头来，我们还得瞒着二叔，就很认真地对他说：“这回确诊了，是肺结核，这病好治。”
在楼下长椅上等结果的二叔微笑着，看不出来是相信还是不相信。
办完了所有的住院手续，把二叔安置在病房后已是十点钟了。
大哥说：“单位脱不开，不行我下午再过来吧。”就匆匆忙忙地走了。
我给单位打了个电话，还好，我的那份校对工作已经让一个要好的同志代劳了。我就和大弟、小弟来到住院部楼下的花坛边坐下来假装唠家常。因为要想知道二叔的真实病情，必须得避开二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