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在我们这个小村子里，我是唯一一个见到过咱们国家开国领袖毛泽东主席的。我后来经常骄傲地在人前夸口：“我见过毛主席，死的活的我都见过，你们只见过死的毛主席，谁见过活的!”说得他们都哑口无言了。
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了，农民相对富裕了，有钱了，不少人都相争着到北京去玩。到北京玩先看天安门，然后顺便参观毛主席纪念堂，隔着那口硕大的水晶棺，瞻仰着静静地躺在一片鲜花中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遗容。
而我是正儿八经地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接见的。
说来怪难为情的。那一年我是冒充“红卫兵”，到北京进行革命大串联，见到了毛主席。
那是1966年的11月。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展了几个月了。其实，我早在6月份就初中毕业了，学校没有放我们回去，而是让我们参加“文化大革命”。当时我还想上高中，就留在学校跟着大家伙造反闹革命，保卫毛主席。说实在的，“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还挺好的，我们整天就是听听中央首长讲话，学习讨论《人民日报》的社论，给学校的领导提提意见什么的，还也没有什么“红卫兵”组织。
大概是8月底吧，学校突然来了几个带着“红卫兵”袖箍的北京学生，说他们是首都毛主席的红卫兵，要在全国各地进行大串联，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要把一切反动的东西统统打倒，还要再踏上一只脚，让他们永远不得翻身。于是领着我们学校一伙人，到学校门口一个地主家去抄家，在拆墙挖地的一阵乱翻后，把地主家的东西拉到麦场上进行展览，又把那两口子打得遍体鳞伤。
从那以后，一切都乱了套。学校的那几个大喇叭整天震耳欲聋地唱着“大海航行靠舵手”、“东方红”等革命歌曲，要不就是声嘶力竭的“最高指示”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的谩骂声。一夜之间，这个造反团那个战斗队应运而生，学校里一片红袖箍，都说自己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是最最革命的。我家是地主成分，他们说我是地富的“狗崽子”，哪一个革命组织都不要我。还要我老实交代，我的父辈们给我们的变天账在哪里藏着。把我搞得好郁闷，整天都是提心吊胆的。
过了一段时间，突然听说毛主席请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小将到北京去做客，学校的红卫兵们也不管我们了，都开始一拨一拨地到北京去当毛主席的客人了，我真是又眼馋又生气。自己咋就生在地主家哪。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天都快黑了，我百无聊赖地在校园里胡溜达，突然看到学校革命委员会那个小小的窗口前围满了人，我一打听，都是申请要到北京去串联的同学，其中还有几个出身不好的同学也挤在人群中，并且还领到了介绍信。一个个笑容满面，兴高采烈。我也定了定神、壮了壮胆挤了进去，对着那小小的、黑洞洞的窗口，红着脸结结巴巴地说：“我，我也要串联去。”“行!”里面的人不由分说地塞出一张介绍信，又跟着一句：“晚上12点坐车出发。”
我拿着那张介绍信，简直都不敢相信，好家伙，就这么容易!又仔细看了一下介绍信，心里又是一阵狂喜。这是一张空白介绍信，抬头印着最高指示：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正文是：各地红卫兵接待站，兹介绍我校某某某同学前往你处进行革命大串联，希予以接待。此致敬礼，年月日后面还盖着我们学校的大红印章。介绍信上面也没有说我是不是红卫兵，也没有说我家是地主成分。谢天谢地，太好啦!
我把介绍信小心翼翼地折好，放在贴胸的口袋里，大步流星地往家里跑，一进门，我兴奋地大声喊：“奶，我要到北京串联啦。”奶奶一下子没有听明白，我又大声说：“我要到北京去串联啦，是我们学校要我去的。”我奶奶也一阵高兴：她孙子要去北京啦。就颠着小脚到村东头我老姨家给我借了十块钱，又到村里卫生所王医生那里借了五斤粮票。对我千叮咛万嘱托的，我啥也没有听进去，只是胡乱地答应着，在家里找了一条打背包的绳子，撒丫子又往学校跑。
到了学校门口，只见昏黄的路灯下，停着一辆解放牌大卡车，车上已经站着不少同学，还听到有人喊：“普安，你快点，车就要走啦。”一看是我们村里我的本家堂弟卫望黎，他比我低一个年级。车上大部分都是他们班的同学，我也认识不少。我说：“望黎，你给师傅说等我一下，我马上就来。”我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冲进宿舍，把我的被子胡乱打成一个背包，又赶快跑到学校门口，一挤上汽车，我深深地舒了一口气，那颗紧张的心才慢慢地平缓下来。
一会儿，汽车沉闷地响了几声，轰轰隆隆地发动了，两道昏黄的车灯，照射在那条坑坑洼洼的简易石子公路上，向着黑洞洞的远方，艰难地前进了。我终身难忘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串联活动也就正式开始了。
2
不知走了多长时间，反正天还很黑，听说到了黄河边的风陵渡了，车不能走了，要等到天明坐船过河，到陕西的潼关车站才能坐火车去北京，我们只好下车。天还没有明，周围黑黑的，只有不远处的河岸上那几束昏黄的灯光倒映在水面上，一闪一闪的，其余的啥也看不清楚。
天亮了，周围的一切渐渐清楚了，同学们一阵欢呼。这是我第一次亲临黄河边。虽然小时候母亲带着我去西安姥姥家，过过黄河，但那时我只有一两岁，早已没有一点印象了。
黄乎乎的黄河水就在我的眼前静静地流淌着，水面上不时地漂过一些浮冰和一团团脏兮兮的柴草，冬日的太阳光无力地照射在那些浮冰上，一闪一闪地泛着冷光。河对岸矮矮的土塬上光秃秃的，啥也没有。岸边上几根粗壮的麻绳拴着几条破旧的木船，在凄凄的冷风中随着河水的流淌，不时发出“匡匡”的声响。那山、那水都是黄乎乎的，一点儿也显不出雄壮，倒是显出了几分悲凉。只有河水中间那几座做了半截又停工了的桥墩上、刷着的那几行“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的血红色的标语，才给这悲凉中增添了几分色彩。
看着这一切，不禁想起了那首让我们年轻人热血沸腾的著名歌曲：“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河西山冈万长高。河东河北高粱熟了……”
正瞎胡想，猛听到有人喊：“上船了。”同学们都朝那两条用粗麻绳牵着的大船涌去。这可能是昨天刚卸完煤的船，深深的仓底上还有一层煤，黑糊糊脏兮兮的，同学们也不管不顾，一个个跳进船舱，在船户们骂骂叨叨声中，忽忽悠悠地漂过了黄河。
黄河对面第一个火车站是潼关车站。还好，那里有一个红卫兵接待站，我们在接待站每人领了一个馒头，车站里有水，吃了点，喝了点，就等着上火车了。谁知车站告我们说，潼关车站太小，一般车在潼关不停，只有到前边20多公里外的孟塬站才有火车。接待站没有汽车，不能送我们到孟塬，只有自己想办法去。我们几个大一点的同学在一起商量了一下，干脆走着去，我们就背着背包沿着铁路向孟塬车站出发了。
孟塬车站果然是个大车站，东去西行的火车可真多，每辆都要在这里停一下。只是每节车厢里面都挤得满满当当的，还有人从车窗子、车门里往进硬挤，里面的人不让进去，不时的传来一阵吵吵闹闹的叫骂声。这里不发空车，看来只有到西安或者郑州坐车才更保险。
我们在商量去西安还是郑州的问题上发生了很大的分歧。望黎说从郑州走，还说到西安离北京更远了，我看主要原因是他舅舅、姨姨家是郑州人。我们这伙同学大部分是他们班的，都听望黎的，去郑州了。我主张从西安走，因为我舅舅、叔叔、姑姑家都在西安。还有两个同学，一个叫田锁，一个叫郑德志也有亲戚在西安，就说要和我到西安。我们在孟塬车站就此分道扬镳，望黎带了二十几个人东去郑州，我们三个人西下西安。
西安火车站对面的解放饭店前搭了一个大大的彩门，彩门上写着“西安市红卫兵接待站”几个大字。数不清的带着红袖箍的学生们都挤在那里等着接待，乱哄哄的。我们三个也挤到接待处，接待处也不看我们的介绍信，只是问我们有几个人，就塞给我们几张乘车证，说让我们到门口上车等安排。我们在门口等了一会儿，来了一辆大客车，我们也不管它往那儿去，反正已到西安了，跟着大家往车上挤吧。
汽车拉着我们穿过了两条街，又钻过一个大城门，我们也不知叫什么街，什么门，最后停在一个门口挂着“鸡市拐居民委员会”牌子的门口。下车后，有人安排我们跟一位老太太走，今晚住她家。在去老太太家的路上，老太太无意间问我：“你们都是山西来的红卫兵吗?”一句话问得我脸红心跳，我吭哧了一下，红着脸说：“是、是呀，我的红袖箍在车上挤丢了。”老太太说：“现在满大街上都是红卫兵，乱得很，以后出去要小心点。”又问我们多大了，我说17岁，他们两个16岁。老太太叹了一口气说：“唉。都是些碎娃么，造孽呀。”当天晚上我们就在老太太家住了一晚。老太太还招呼我们吃了一顿饭。
第二天，我想着无论如何我都要弄一个红袖箍戴戴。要不然，人家说我不是红卫兵，不让我去北京串联，那就坏了。好在西安市谁也不认识我，谁也不知我家是地主成分，田锁和郑德志他们比我小，估计也不会说我啥。
我在街边的一个小缝纫社里一毛五分钱买了一条红袖箍，又用一分钱买了一个别针别在我的左胳膊上。好家伙，你别说，那条红红的、印着金黄色的“红卫兵”三个大字的红袖箍一挂到我的胳膊上，顿时我觉得气也粗了，腰也直了，胆子都好像大了许多，感觉真好呀。
有了红卫兵袖箍，有了几张在西安能坐30路公共汽车的免费乘车证，还有地方吃饭有地方睡觉。我们三个真是如鱼得水，坐着汽车满西安乱跑。
西安的大街上到处都是带着袖箍的红卫兵，乱哄哄的，墙上贴着一层一层的“打倒霍士廉，打倒刘澜涛”和打倒这个“走资派”、打倒那个“保皇狗”、“保卫毛主席”的大字报，大字报上要打倒的人名字都倒写着，上面还打了红叉叉，花花绿绿也脏兮兮的。我们去了几所大学，学校里也是贴着打倒他们校长和党委书记的大字报，这些人我们一个都不认识，转来转去，也没人理我们，感到真没有意思，就不去学校了。
我们分别去了几个亲戚家，还逛了西安动物园、兴庆公园、革命公园。不知不觉六七天就过去了。我们几个在一起商量，我们的主要目的就是到北京去见毛主席。不行，不能在西安停了，要赶快去弄几张去北京的火车票。
一到车站，火车站更乱，要到北京去的红卫兵在这里挤成疙瘩，根本就弄不到去北京的火车票。我给田锁德志说：北京去不成了，干脆咱们先到上海去，再从上海到北京，反正出来了，还能就这样回去?他们两个比我小，听我一说，就说：行，走，咱就去上海。谁知一打听，到上海和去北京的火车票一样难弄，还说估计十天也走不了，这可咋办呀?把我们急得围着火车站直打转转。
突然，我看到不少人翻过火车站那十几米高的天桥，手把着铁丝网，顺着天桥爬下来，然后在站台上见车就硬往上挤，也没有人管。心里一下子就有了主意。
晚上，我们把被褥都放在我姑姑家里，每人的挎包里塞了几个馍馍一个洋瓷缸子和一本《毛主席语录》，就又朝着火车站跑去。我们在车站的天桥上攀过那道高高的铁栅栏，手把着铁丝网，沿着台阶边的扶手，像猴子一样三下两下就蹿到了站台上。
站台上也都是红卫兵，一个个像没头苍蝇似的到处乱窜。车站里也没有火车，只有老边上那道铁轨上停着两辆火车头，像老牛一样爬在那里“吭哧吭哧”地喘着粗气。我看见一个人像是车站里的铁路工人，就问：“同志，去上海的车几点到?”那人说再过半个小时吧，正说着，只听见后边“呜”的一声长鸣，“轰隆隆”地开来一列火车，我看见车外边的牌子上写着“兰州——北京”。就对田锁德志说：“哈，有北京的车，去北京吧。”他俩一见也乐了，说：“走。”说走就走，车一停，我们随着大家一窝蜂地从车门车窗里往车上挤。
事实再一次证明，我的小聪明是对的，那一天幸亏没有背我们的被褥卷，要是背着被褥卷，真的就挤不上那趟火车了。最后不管人再多，再难挤，我们总算攀上了去北京的火车。
现在想起来我们当时真是应了前几年拍的电视剧《水浒传》里的歌词“该出手时就出手呀，风风火火闯九州哇……”。要不然真挤不上那辆火车，也见不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况且他老人家还说过“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嘛。
3
这是一趟红卫兵专列，车上人那个多呀，男女混杂那个挤呀，现在想来是我这一辈子坐火车最挤的一次。
刚一挤上车，我们就卡在两节车厢的连接处，动弹不得。直到火车“吭哧吭哧”艰难地走了一会儿，才稍微有一点松动。趁着松动，我们就往车厢里钻，想看看有没有座位，好不容易挤进车箱里，一股浓烈的难闻的气味，夹杂着烟味、屁味、脚臭味，还有一丝尿骚味，熏得我差点背过气去。三个人的座位上挤着五六个人，过道上，椅子背上，座椅下面，包括行李架上都挤满了红卫兵。就连那个小小的厕所里面也站着五六个人。我估计定员108人的车厢里至少挤了300多人。也不知从兰州上车的同学们一路上是咋熬过来的。
在这趟火车上最大的问题不是饥渴，都是年轻人，况且要到北京去见毛主席了，巨大的喜悦刺激着我们，饥渴也就忘记了。最大的问题是上厕所的问题，男同学还好解决，不管不顾地挤到车窗前，打开一条小缝，也不管外面刀子一样的寒风直往裤裆里钻，问题就解决了。可苦坏了那些女同学了。
我对面的椅子上挤着几个漂亮的女同学，大概比我还小吧。我看见一个小女孩不断地扭动着身子，漂亮的小脸蛋憋得通红，旁边那几个女孩小声说：“再忍一会吧，前边就到郑州了，到郑州咱们就下去。”一会儿那女孩轻轻地“啊”地喊了一声，就难为情地低下头，“嘤嘤”地哭了，可能是实在忍不住了，尿到裤子里了吧。
其实我想那趟车上尿到裤子里的人应该不少吧，我的同伴郑德志就卡在那里动也不能动，实在憋不住，也尿到裤子里了，好在是棉裤子，渗尿。最后还是自己又把它暖干了。难怪车上有那么一股尿骚味。
车到郑州了，那些从兰州来的、实在坚持不住的同学们下去了一些，那几个女孩也喊喊叫叫地下去了，我们几个乘机挤到一个窗口，才稍微好一点。
外面站台上也是乱哄哄的，要上车的红卫兵把车窗砸得“哐哐”响，也不敢开车窗。我看见站台上有工作人员提着个大茶壶，隔着车窗给倒水，就把车窗打开一条小缝，取出我的搪瓷缸子想让外面的工作人员给我倒点水，一看我的缸子已挤成扁的了。我们三个就着背包里早已揉成花花的馍馍，总算是吃了点，喝了点。
也不知咋搞的，这趟火车走走停停，就是不好好走，从西安到北京硬是走了两天两夜。后来我们才知道，原来11月10号正是毛主席第七次接见红卫兵的时候，这次接见了200万红卫兵，怕我们再一下子涌到北京，造成混乱，所以就把我们在路上放了两天。
第三天晚上，我们终于来到了日思夜想的首都北京。我们是在先农坛火车站下的车。好家伙，火车站前广场上黑糊糊的全是红卫兵，那真是万头攒动呀，不少公共汽车在来回的拉人。有了在西安的经验，上车就有人安排，反正到北京了。我们三个又饥又渴，先吃点啥再说。我看见旁边有不少人在买面包吃，我们不敢乱跑，生怕分开了谁也找不着谁了。我们三个就手拉着手一起挤到那个摊点前，每人一毛钱买了一个大面包，两毛钱买了一瓶“北冰洋”牌汽水，卖汽水的人还告我们说：在任何一个卖汽水的摊点都能退瓶子，再给你找回一毛钱。北京真好呀。
吃饱了，喝足了，我们看见那边又来了一辆大客车，也不管它去哪儿，就一涌挤上了那辆车。
汽车曲里拐弯地走了一会儿，突然发现前边明光灿烂，我们猛一抬头：啊，这不是天安门嘛。天安门城楼在无数个射灯的照耀下，显得那么金碧辉煌，那幅巨大的相框中的毛主席在向我们微微地笑着。全车的红卫兵们一下子都热血沸腾起来，也不知谁起的头。我们不约而同地唱起了“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们衷心祝福你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汽车在一所挂着“北京市外国语专科学校”牌子的门口停下，负责接待我们的是一位年轻的女同志。她领着我们登上四楼一个大大的会议室里，会议室的地面上铺着一层上体育课用的厚垫子，还有的地方铺着厚厚的一层稻草，不少先来的红卫兵们就睡在上面。
安排好我们的住处后，那个女同志就用好听的北京话告诉我们说：我们是毛主席请来的红卫兵，来自祖国的五湖四海，本应好好地接待，但红卫兵太多，他们学校的条件有限，希望同学们谅解。又让我们明天早上到学校红卫兵接待站登记一下，给每个人再发一张北京市的免费乘车证。告诉我们今后在哪儿吃饭，出去要注意安全等等。然后我们就睡了，那么大的一个会议室，一点也不觉得冷，那天晚上我们踏踏实实地睡了一个好觉。
第二天，早饭是馒头、稀饭，还有小咸菜。我们吃了饭，到学校的红卫兵接待站登记了。每人领了一张乘车证，就决定先去看看天安门。
高高的天安门在冬日的阳光照耀下显得庄严肃穆。城楼上那八面大红旗在寒风中“哗哗”地飘扬，正中央悬挂的毛主席像正一脸威严地注视着广场。想着这就是红太阳升起的地方呀，过不了几天，我们就要在这里接受毛主席的检阅，我不禁心潮澎湃，马上就想起那首“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我们向前冲”的儿歌。止不住就小声地哼哼起来。
广场上有几十处照相的，不少红卫兵都在那里排队照相，八毛钱一份，还管邮寄。想着能在天安门城楼前照张相，留做永久的纪念，那是多么的光荣。我们几个也排在后面等着照相。人太多，摄影师可能怕麻烦吧，已在地上画好了脚样，你往画好的脚印里一站，右手拿着毛主席语录本，胳膊肘往上一抬，再往回一屈，做一个那个年代保卫毛主席的特定动作。只是我在照相前，偷偷地把我的红卫兵袖箍摘下来，我怕照片拿回去，班里的同学看到后说我冒充红卫兵。
那一天，闹了一个小笑话，险些把我们跑丢了。
我们出来时，没有记学校在什么地方，光记得叫外国语学校，问别人的时候，人家说是外语学院吧。我们说是是是，人家就告诉我们坐几路车。谁知我们到那一看，不对呀，这是北京外语学院，校门比我们住的那个校门大多了，这个校门口还有不少高高大大黑的、白的外国人出出进进，我们住的那个学校就没有外国人，这是咋回事呀。把我们三个急得团团转。后来还是一个北京大爷告我们说：甘家口那里有一个北京市外国语专科学校，你们是不是找那个学校。他一说甘家口，我猛然想起昨天晚上那个女老师就说甘家口什么的。我忙说对对对，就是甘家口那个外国语专科学校。他说，那你们跑远啦。大爷详细的告诉我们回去坐那路车，怎么走。反正我们有乘车证，坐车不掏钱，一路走一路问，就这样回到住处天都黑了。也饿坏了，好在学校食堂还有饭，我们每人一下子就吃了两碗大米饭。
4
我前面说过，北京真好呀。我们真是毛主席请来的客人呀。先不说别的，就说吃饭吧。我们每天三顿饭，早上是馒头，稀饭、小菜，中午下午是大米饭、熬白菜汤，有时候菜汤上面还漂着一两片肉。不要钱，随便吃。我长了17岁，都没有这样放开肚皮吃饱过。只是一些红卫兵随便糟蹋饭菜，叫我实在心疼。
吃得饱，吃得好，晚上有个好地方睡觉，每人还有一张北京市的免费乘车证，我们真是无忧无虑。那些天我们逛了颐和园、动物园、军事博物馆、王府井、大前门等不少好玩的地方，故宫那时不开放，估计可能是怕红卫兵到那里面“破四旧”，乱砸乱抢吧，我们只是在后面的景山上远远地看了那金碧辉煌的故宫。那真是大开眼界，心情好极了。只是那天去清华大学，叫我郁闷了好长时间。
在清华大学门口，我望着那古朴高雅的、写着“清华园”三个字的门楼，看着出出进进的红卫兵们，突然想起“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我和望黎在一起闲聊时偷偷胡诌的一首打油诗：乌云翻滚天气变，黄粱美梦全完蛋，北大清华依然在，不能上学咱歇菜。想到这里心中不觉充满了惆怅。
第二天，一个好消息一下子又让我振奋起来。中午时分，我们学校突然来了几个解放军，说是毛主席可能这几天要接见我们，具体哪一天未定，这几天红卫兵们不许出去，要在学校里组织军训。同学们的情绪一下子都高涨起来。日思夜想的时刻终于快要到来了。
几百个红卫兵编成一个连，连下面又分成三个排，每个排由两名解放军担任排长。每天练齐步走、正步走。练军姿、练站姿，练习右手拿毛主席语录本，统一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要求喊得要有力，手臂要挥得整齐。几天练下来，我们都有点厌倦了，但一想到练习是为了接受毛主席的检阅，我们又浑身是劲。
一天夜里，紧急集合的哨子突然响起来，排长让我们到操场集合，连长说明天毛主席要接见我们，为了保证毛主席的绝对安全，宣布几条纪律：身上不许带任何金属东西，包括小刀、小剪、钥匙、钢笔和手表，甚至硬币。不许说话，不许乱喊口号，不许乱跑。不许问去哪儿，跟着走就行了。然后到食堂领点吃的东西，马上就出发。
听了连长的话，我们顿时有了一种神圣感，都不说话，默默地到食堂领东西。食堂早已准备好了，每人一个小网兜，里面装着两颗鸡蛋，四个饼子，还有一个苹果。领到吃的，我们就在连、排长的带领下，排队出发了。
一出学校门，才看到满街上都是人，一队一队的，都不说话，都在默默地匆匆忙忙地走着，只有鞋底子在路上发出的杂乱无章的啪啪声间或传来几声连长压低嗓门的严厉呵斥声。我们也不知到什么地方去，只是跟着大队人马往前跑着。
不知跑了多长时间，天明时候来到一个地方，排长才说这是北京西郊飞机场。机场的跑道上画了两道线，中间大约隔着几十米远，线的两边全是红卫兵，也不知有多少人，黑压压的根本看不到头。找着了我们的地方，连长让我们都坐下等，饿了就吃点东西，不许乱跑。具体毛主席几点钟接见我们，他也不知道。等着就是了。
北京的11月份，干冷干冷的，空旷的机场上不时地刮过一阵小西北风。夜间的一路小跑，出了一身汗，现在坐下来了，小风一吹，才感到身上冷飕飕的。但一想到毛主席就要接见我们了，那股幸福感、神圣感，又使我们忘掉了一切。
等啊，等啊，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那天天阴着，没有太阳，看不出到什么时间了。大约是下午三四点吧，由我们来的那个方向急速驶过一辆吉普车，车上的几个解放军手里拿着对讲机，在高声地喊着什么。又过了一段时间，机场上那几个高音喇叭突然响起了震耳欲聋的“东方红”歌声。啊!毛主席来啦。那个幸福的时刻终于来啦!全场的红卫兵“轰”的一下全都站了起来往前涌，任凭带队的解放军怎么喊也维持不了那混乱的场面，只好手拉手组成一道人墙，才保证了前面那条道路的畅通。
前面三辆满载着解放军的吉普车急驶过后，我终于看到了日思夜想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毛主席穿着一身绿军装，高高地站在一辆吉普车上，板着脸，似乎很不高兴，全然没有我在画报上、电影上看到的那副和蔼可亲的样子。后面第二辆车上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也穿着绿军装，不时地回过身来，生气地挥舞着双手，在大声的呵斥着，可能是嫌我们的场面太乱了吧。就是这样，也丝毫不影响红卫兵的热情，我们还是挥舞着《毛主席语录》，跳着蹦着、声嘶力竭地高喊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以前训练的有节奏的喊叫声，此刻一点也没有派上用场，乱哄哄的喊声直到看不见毛主席的车影子，才平息下来。我的《毛主席语录》本就是在不停的挥舞中掉到地上，在红卫兵的活蹦乱跳中给糟践的不成样子了，最后不知被踢到那里去了。
伟大的接见就短短的不到10秒钟结束了，在这不到10秒钟的时间里，我只是注意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周总理了。没有注意到那天有没有刘少奇和林彪。然而就是这短短的不到10秒钟的时间，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这是1966年11月26日的下午。
5
这里插一段那次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时为啥不高兴?这是我以后从有关资料上看到的。也不知是真是假。
原来在短短的三个月的时间里，毛主席就七次接见了大约一千万名红卫兵，频繁的接见，主席已经烦了，不愿再见红卫兵了，然而那时北京还有二百多万红卫兵赖着不走，要见毛主席。主席就和总理商量，总理说：“已经来了，天又渐冷，北京市压力很大，要尽快想办法见，你不见，他们不走呵。”主席无奈地说：“这些娃娃好厉害，这是逼上梁山呀!”最后主席同意总理的建议，把第八次接见作为最后一次接见。因为人数太多，干脆来个一勺烩。第八次接见的红卫兵有二百五十多万人，人太多，加上那次也可能组织得不好，乱哄哄的，难怪那天主席不高兴，总理很生气。听说那天散场时，红卫兵拥挤不堪，挤塌了机场外的一座罗锅桥，当场就压死了几个红卫兵，还伤了几十个。
说一千，道一万，我还是十分感谢敬爱的周总理，要不是他的一句话，错过那个时间，我永远也见不到活着的毛主席，以后也只能是像大多数人一样，隔着那口硕大的水晶棺，看着静静地躺在鲜花丛中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遗容。我幸运吧。
从离开学校到现在，算来也一个月了，总算是达到了我们当初的心愿，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要把这个好消息尽快地告诉我的同学们，我的亲人们。我和田锁、 德志也经常说：可能学校每天早上点名时，就缺咱们三个吧，想到这里心里总是忐忑不安。那时真是归心似箭呀。
最后不管怎么费尽周折，我们总算是搞到了南下的火车票。告别了北京，告别了伟大领袖毛主席，踏上了漫漫归程。只是火车快到西安时，我摘下我的红卫兵袖箍，顺着车窗的那条小缝，偷偷地扔了下去，谁也不知道。
回到学校后，学校的情况和我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校园里空荡荡的。一打听，原来同学们又都去步行大串联闹革命去了。休息了几天，我和望黎等五个同学又组成一支小分队，开始了步行大串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