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新区
去年，姐姐的大女儿苗苗考上了郑州轻工职业学院，这么一来，每次回老家，苗苗搭我的顺风车就成了必然。我和姐姐的日常联系也自然而然地多了起来。各自出嫁之后，在姊妹五个中间，我和姐姐相见最少。原因很简单，我们五个里，唯有她现在还生活在乡村。我的乡村生活史在十五年前就已经结束，曾经和其他三个兄弟在县城生活过几年，十年前调到郑州之后，我每次回去的目的地基本也都是县城，不到清明上坟或者农历十月初一给祖宗们“送寒衣”，再或是春节走亲戚，一般不会和姐姐碰面，对姐姐的情况也就所知甚少。兄弟姊妹多，哪能整天想着他们。各有各的活路，平常里，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没时间去特别关切谁。但是，苗苗在这里，经常见面，终归要絮些家常闲话，对姐姐的细节也就听得越来越多。听着听着，我觉得姐姐似乎是越来越陌生了：姐姐学会了卤鸡腿和卤猪蹄，姐姐从不刷牙，姐姐在绣十字绣，姐姐的小姑子因为信了邪教而住了监狱，姐姐正在给她的孩子做棉衣……
姐姐对我的感觉，应该也是一样。一年多来，每次我碰到姐姐，我们之间亲热是亲热，客套是客套，但也横亘着体积庞大的生疏。我会问她：“粘玉米那么贵为啥不种点儿?”“去磨坊磨面也太啰嗦了吧?”她会问我：“听说你有仨电脑，要恁多干啥?”“整天坐飞机不害怕?多费钱。”我的提问，她的回答认真。她的提问，我的回答敷衍。但我并不觉得亏欠。我很清楚：无论认真还是敷衍，这些问答对我们之间的那道沟壑而言都只是杯水车薪。无论是什么样的语言材料和语言品质，那道沟壑都很难填补。主要原因当然在我。自从当了乡村的叛逃者之后——叛逃者这个词是我最亲爱的记者闺密对我们这些乡村底子城市身份的人的统称——我对乡村想要了解的欲望就越来越淡。记者闺密对此也有深入潜意识地尖刻评价：只有有路，只要有车，只要有盘缠，只要有体力，所有的叛逃者都只想越逃越远。
对她的评价，我只用沉默应答。
“明儿能回吗?”那天是个周四，姐姐打电话问我。
“什么事?”我问。姐姐没事不打电话，只要打电话肯定是有事，而且八成还是钱的事，一般来说还不会太少。其他三个人虽然在县城，日子却都只是过得去，不如我宽裕，且又都是兄弟，有媳妇管着，不好贴补她。逢到用钱的事，姐姐也只有向我伸手。前两年她翻盖新房，我就贴给她了三万。
“没啥事。”
“说吧。你先电话里说说。让我有个底儿。”
“啥底儿不底儿的。”姐姐笑了，她这么一笑，我心里就有了底儿，“咱姨高血压犯了。这回有点儿重。半边身子都不利落了。你要是得空，就回来看看。”“咋回事?”
“电话里说不清，见面再说。到底能回不能?”
“回。”我说。正好刚刚换了新车，我得尽快磨合。从郑州到姐姐家是一个小时车程，不远不近，恰恰是好尺寸。我让姐姐给我烙点儿油饼，蒸点儿馒头，再给我收一些土鸡蛋。吃过几回姐姐给的这些乡下吃食之后，我看郑州户口的这些东西就再也不顺眼了。
第二天午饭后，我带着苗苗一起回去。从郑州出发，沿着花园路向北走了二十分钟，然后上了中州大道——也就是107国道，在郑州市区这一段叫中州大道。沿着107继续向北，过了黄河大桥，左转进入郑焦晋高速，再走上半个小时，从焦作口下来，就是现代路。现代路再向北大约五公里，就到了焦作市高新区。
焦作古称“山阳”，汉献帝刘协当年被曹丕分封至此，便被称为“山阳公”。这些年，随着经济的发展，几乎中国所有的城市都像一张软烙饼，越摊越大。焦作也不例外。如果是郑州这样的城市，四周都是平原，那就东西南北随便摊好了。但焦作不行。在整个六县四区的版图里，老市区就像“凸”字的那个山峰，稳稳在镶嵌在太行山的怀抱中。向北发展山区旅游还行，但摊大城市绝不可能。市区西面紧邻山西，东面紧邻新乡，也都杜绝了摊大的可能性。别无选择，唯有向南，向南，再向南。从市区向南八十余公里，直到黄河岸边，都是焦作的广阔领地。于是决策者们大手一挥，在老市区之南十来里的地方划出了一片高新区，几个位于新区内的村子顿时运交华盖，应声而出，荣耀登场。我的娘家乔庄村和姐姐的婆家张庄村也有幸忝列其中。据说市里很多重要的行政部门都已经在高新区里圈定了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