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接父母来延安过年，他们来了后，很不习惯，总觉得家里暖气太热，不停地开窗户。母亲说道：“看我娃现在多享福，不用下死苦，公家给发着工资，我也跟着享福哩。”看着母亲满脸的幸福，我心里酸酸的。
除夕夜那天，母亲念叨，今年都来延安过年了，你爷你奶的坟上没有人去烧纸、送灯，不能总是住在你这儿，过几天我们就回啊。以后我和你爸不在人世了，这么远的路，每年烧纸你就不要回来了，逢年过节心里想一想就行了。我顿时热泪肆流，安慰母亲，大过年的说这些干啥!
我的家乡是陕西省商洛市洛南县麻坪镇上街村，那是一个坐落在秦岭南坡深山中贫穷、闭塞、落后的村子，我在这里出生、上学、长大。村里的人死后都会埋在上街村的后山上，一代又一代，散落的坟头和远处的群山构成了另一个世界。每到大年三十这天，全家人都会去老先人的坟上烧纸，在祖坟上点亮灯盏、鸣放鞭炮、寄托哀思，昭示家族人丁兴旺，后继有人，代代相传。记忆中每年上山烧纸的路上都会听到女人的哭声，听说她的儿子在县城读高中时，因为感冒病死在学校的宿舍里，学校赔了6000块钱后，他和老汉拿草席卷着儿子的尸体用拖拉机拉回村里埋在了山上。失去孩子的痛苦让她无法用语言去倾诉，每到过年，她都会去村子对面的山顶上，对着全村嚎啕大哭，撕心裂肺、哀嚎响彻山谷，整整一天的时间，直到声音完全嘶哑。前年过年回家，祭坟的路上再没有听到女人的哭声，我问母亲缘由，母亲说那个可怜的女人死了，就埋在她儿子的坟边。我心里一颤，面对静穆的天空沉默了许久，不禁感叹不已。“世间爹妈情最真，泪血溶入儿女身。殚竭心力终为子，可怜天下父母心!”
站在山上，能够看到河对面的麻坪小学，我的小学时光就是在这一排破烂不堪的土房教室里度过的。自从离开家乡后，每当路过麻坪小学，记忆的白帆就会驶回麻坪镇上街村、驶进那些苦难的年月里。秦岭大山里冬季寒冷，低矮的土房教室里四面八方的风方向不定地吹来，寒冷无孔不入。所有学生去学校是要自己取暖的，家长们将炉灰倒在旧的搪瓷脸盆里，在盆沿的两端打上眼儿，穿上四根铁丝打上结，这样就能攥着铁丝将火盆提起来。生火的时候，先将木炭放入，一边走一边用力甩动火盆，才能保证到了教室后木炭能够充分燃烧。当然，这是一项技术活，火盆要从地面甩过头顶，肩膀充分旋转，速度要快，不然就会被掉出来的木炭烧伤。冬日大山里，早晨的天空漆黑一片，摇曳在夜空中零星点点的小火盆，像一只只漫天飞舞的萤火虫。有些条件差的学生，家里买不起木炭，没有了这严寒而漫长冬季里的火盆，一个冬天下来，手脚会冻得又红、又肿，打不过弯儿，笔都捏不住，直到发紫、变形、溃烂。那一个个小小的孤苦身影，那些在刺骨寒风中冻红的面庞，干裂的唇角，长满冻疮的手脚，至今仍深深地刺痛着我的灵魂。
在这间教室里教我们语文课的老师叫张大民，是位临时教师，他是隔壁头岔村的，个头矮小、面容焦黑、头发总是梳得一丝不苟，常年穿一套洗得发白的蓝色中山服，上衣口袋永远别着一支钢笔。很长时间里，我都用喜悦的目光去注视他，他的与众不同成为我心目中成年以后的榜样。张老师时常会给我们说：“要好好学习，以后到城里去吃商品粮。谁要是不听话，长大当了农民连媳妇都娶不到，到时候你可别后悔。”于是到城里去生活，成了我少年时期最大的梦想。张老师每天早晨会让学生上讲台背诵昨天布置的课文，如果不能倒背如流，张老师则会“指导”另外一个学生来打这个同学的屁股，为此张老师精心准备了一根长棍。那个时候，我们都盼望着张老师不要点到自己的名字来背诵，更盼望着自己会是那个手握长棍的人。小学生掌握不了轻重，有时还会在张老师面前故意表现自己“执法”的公正，这十几棍下去，被打的同学一个礼拜甚至半个月都只能斜着身子，半边屁股坐在板凳上。当然张老师有时候也会亲自上手，时间久了“执法木棍”就被打弯了。皮肉之苦，使得没有人敢懈怠，头悬梁，锥刺股，熬夜苦读在那个年月成为我们村里最大的风尚，朗朗读书声整日回荡在村里的各个角落。那时候背诵的课文，今天依然能够脱口而出，而且一字不落。小学毕业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张老师。后来我才听说，张老师念过高中，他自己从来都没有做好当农民的精神准备，毕业后他极不甘心地当了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有一天正在地里干活，乡上通知他去替补一位得了肝硬化的老师，即便是在村里当一名临时的小学教师，他内心也是极大满足的。然而，命运没能让张老师一直满足下去，几年后学校里来了新的老师，他就彻彻底底地当了农民。我时常会想念他，张老师教我们闯荡世界的本事，教我们坦荡做人的道理，他当年说的话特别的狠，现在想想特别的对。
从山的这头走到山的那头，学生都会选择结伴而行，我的小学同学姚勇每天早晨都会在我家门口等我一起上学。在我的记忆里，姚勇个子不高，头发稀少，脸色发白，一个破洞挨着一个破洞的灰色衣服包着他瘦弱的身体，有时候大拇脚趾会从布鞋里伸出来。这个破衣烂衫的少年风雨无阻地陪我走在上学的路上，帮我甩旺小火盆里的木炭，一路欢歌笑语，在寒冷的冬夜给予了我长久的温暖，这种温情在我的记忆里经久不衰。然而，极端的贫苦像一堵密不透风的墙，隔开了姚勇与外面世界相遇的可能。小学念完他就辍学了，跟着父亲在繁忙的农事里营生。我从小学读到了初中，又到县城上了高中，后来又离家远行上大学，就再没有见过他。记得是5年前的春节，在家门口遇见了姚勇，他那双丧失了青春激情的目光看到我时，就像灰暗的尘土向我漂浮而来。他低着头的样子使我百感交集，我赶紧上前给他递了纸烟，生存的残酷已经将那个沉默不语的少年折磨得不成样子，单薄与孱弱，头在瘦小的身体上面显得很大，不停地咳嗽，日子的艰辛让一个不到三十岁的人看上去像一个小老头。第一次亲眼目睹青春的残酷凋零，让我无法摆脱难以言状的辛酸，仿佛嘴里含着黄莲，苦涩得难以下咽。他说他一直在县城边上的石灰窑里打工，到现在还没有娶上老婆。儿时的友情并未随日月流逝而淡漠，看见他现在这个样子，我难掩心中的激动，却不知如何帮助他，我掏出两百块钱塞进他的裤兜，他按着我的手，不停地推辞硬要把钱拿出来，粗糙的大手不小心把裤兜扯开长长的一道口子。姚勇问我，你以后还回来不?我说太远了，回来一次很不方便。他接着问道，那退休了还回来不?刹那间，我的思绪飘向了远方,淡淡的惆怅涌上心头，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他。分别前，姚勇紧紧攥着我的手，眼泪簌簌地往下掉。
2001年，我考到县城里读高中，母亲放下手里的所有农活来城里陪读，对父母来说，供我读书是天大的事，因为他们朴素地知道我考上大学就可以有工作挣工资。就这样，母亲用一个蜂窝煤炉子煮熟了我高中3年的一日三餐，以至于后来每当我看到蜂窝煤炉子，都会感到亲切。之后7年的大学的时光像闪电一样迅速消逝，记得报名那天，晕车带来的巨大呕吐声伴随着长途大巴车在秦岭深处的国道上飞驰，坐在我后面的女人，一边发出愤怒的吼叫，一边和我一起吐。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家乡，考试这条路引领我在西安读了大学，去沈阳读了第二学士学位，考上公务员当了警察，又遴选到市政府、市纪委，我拥有了更多的经历，我的眼睛也记录了更多的命运。这个伟大的时代让我跳出了农门，实现社会角色的转变，不再守着那片土地，有了人生出彩的机会。然而，终究是这片土地养育了我，我和麻坪镇总有着割舍不断的感情。有时我会莫名地羡慕张老师、姚勇、哭坟的女人，他们自打出生就一直生活在故乡，生于斯、长于斯、葬于斯，能平静地生活在家的怀抱里，享受一份特有的生命宁静，尽管他们的生活是那样的艰难和苦涩。而我于麻坪镇上街村，更像是一个陌生的过客，也许是故乡永远地抛弃了我，也许是我永远地失去了故乡。
岁月在我的指尖轻轻地流淌，回家的次数一年比一年少，工作后更是如此。要离开麻坪镇的时候，我想到市公安局的一个同事问我：“华雷，你说我以后死了埋到哪儿啊?”他是黑龙江人，考公务员来到延安工作。这是一个平静又使我感到震撼的问题。面对人生的终点，我时常会感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悲怆和仰慕“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的豁达。“梦里不知身是客，却把他乡作故乡”。我们都是以各种方式走出自己的小村子，这一生都背着故乡行色匆匆，何处又是我们的青山?
除夕夜里，看着父母在厨房里忙碌的身影，女儿收着压岁钱咯咯地笑个不停，耳边又响起“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