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旁听生
柔石，我北大的校友，我遥远的学长。一九二五年的春天，你告别故乡宁海的涛声，来到北京大学当一名没有学籍的旁听生。那时候，北京的天空还很蓝很蓝，用跟你一样漂在北京的沈从文的话来说——“蓝得让人想下跪”;那时候，正是“五四运动”退潮之后，青年的血还没有凉，青年理想还没有湮没。我不知道你在北大究竟旁听了哪些课程、结识了哪些教授和朋友，但是我想，这些都不重要，你已然深味了北大的内核，也正是鲁迅先生所说的——“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你来了，又走了。但北大把它的烙印留在你的身上，直到你生命的终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你是少数真正的“北大人”之一。
你在北大当了一年的旁听生。但是，你比绝大多数北大的著名教授和正式学生更接近北大的真精神。你到北大的时候，已经二十四岁了(同样的年龄，我刚好在北大本科毕业)。这个腼腆的、一跟女同学说话就会脸红的青年，早已从师范毕业，当过小学教师，还出版了小说集《疯人》。鲁迅先生写“狂人”，你写“疯人”，其实“疯人”与“狂人”都是这个国度里智者们的写真。你们不愿继续沉睡，你们渴望眺望窗外;你们厌恶“老大帝国”，你们向往“青春中国”。可是，你们的身躯太单薄，你们的声音太微弱，你们被当成了“疯人”和“狂人”。即使如此，你们还是不愿放弃。
你住在拥挤的大杂院里，小小的一间屋子里没有多少家具，却有一箱子的书。你没有想到北国的冬天如此寒冷，如同祖国被冰冻的未来。你开始翻译北欧和东欧的文学作品，那是一些被凌辱而不屈服的民族，那里比北京更加寒冷。中午下课的时候，你抱着一个巨大的烤红薯，狼吞虎咽地啃着，这是最便宜的午饭。偶尔，你也会买一串晶莹透剔的冰糖葫芦，送给房东的小孩子，自己却舍不得吃一个。
今天，沙滩的红楼早已被淹没在车水马龙之中。你已经离开人间七十多年了，我不知道你穿越过红楼的哪些门槛、借阅过哪几本书籍。我从黑暗的走廊里走出来，从惨痛的历史里走出来，街上是明晃晃的阳光，我睁不开眼睛了。我努力在人群中寻找你那张羞涩地微笑着的脸庞，寻找你整洁的长衫和围巾。没有找到。我呼喊你的名字。没有回应。我想告诉你，你离开之后不到半个世纪，北大又来了一个跟你一样羞涩而坚定的学子。她的名字叫林昭，是一个美丽的女孩。
母亲与孩子
鲁迅先生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中写道：
我记得柔石年底曾回故乡，住了好些时，到上海后很受朋友的责备。他悲愤地对我说，他的母亲双眼已经失明了，要他多住几天，他怎么能够就走呢?我知道这失明的母亲的眷眷的心，柔石的拳拳的心。
其实，先生与你一样，是一个被母亲所爱的、也爱母亲的孩子。
你曾经写过一篇名叫《为奴隶的母亲》的小说。写的是你自己，也是我们所有的人。我们都是奴隶，我们的母亲都是奴隶的母亲。因此，改变自己奴隶的身份，也就是改变我们母亲的身份。正是基于这样的信念，你走向了监狱，走向了刑场。
可是，即使在革命同志之中，你依然是孤独的。你是一颗石头，却是一颗柔软的石头。你必须捍卫“陪伴母亲的自由”，这是你与他们之间最大的不同。我想起了加缪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在母亲与正义之间，我永远站在母亲一边。”你的想法跟加缪是一样的：那种以伤害和侮辱母亲为代价获得的正义，绝对不是真正的正义。
鲁迅先生在《柔石小传》的最后这样写道：“柔石有子二人，女一人，皆幼。”这是最平淡也最沉重的一句话。先生晚年得子，自然知道孩子的可爱与可贵，自然也知道父亲的意义与价值。然而，你再也见不到孩子了，孩子也再也见不到父亲了。你那并不宽阔的胸膛，再也感受不到孩子的体温;你那苍白而干裂的嘴唇，再也亲吻不到孩子的脸蛋。
你翻译了《丹麦短篇小说集》，这本书在你死后好些年才得以出版。里面有安徒生的童话，你喜欢那个孩子气的、瘦高的丹麦人，喜欢他创造的那个充满爱和温馨的童话世界。可是，你无力创造与之相似的一个世界。你为孩子们翻译这些文字，为自己的孩子和千千万万的孩子，你告诉他们春天终将到来。我不知道你的两个孩子是否在伤痛中长大成人，我不知道他们是否读过这些美好的童话，我不知道他们是否理解父亲当年的一片苦心。
你的照片已经泛黄了，你的书还在重版。你所做的一切，是为了母亲，也是为了孩子。
近视眼
在上海，在那个“冒险家的乐园”，你与鲁迅先生一起创立朝华社，一起编辑《语丝》。白天，你在街道与楼梯间奔波着，夜间亭子间的灯点到很晚很晚。然后，社团解散了，刊物也停刊了。
你的眼睛越来越近视。鲁迅先生不仅注意到了你眼睛的近视，更注意到了你心灵的近视——你总是不惮以最大的善意来理解人心。先生无比生动地写道：
我有时谈到人会怎样的骗人，怎样的卖友，怎样的吮血，他就前额亮晶晶的，惊疑地圆睁了近视的眼睛，抗议道：“会这样么?——不至于此罢?”
在先生的记忆里，你还活着。不过，连先生也为你担忧：你在匆匆的人群中跌跌撞撞，你能够在这个“鳄鱼潭”中生存下来吗?你那戴着眼镜的脸庞，使得本来就很宽阔的额头更加宽阔了，有点像先生小说《铸剑》的主人公“眉间尺”——我一直疑心先生是以你为模特。
当许多青年也变得透骨地世故，先生说，只有你还存留着一颗赤子之心。多次受到“文学青年”欺骗的先生不得不“多疑”了，但他对你却是完完全全的信任。先生把你放在与海婴一样的位置上，都是没有自卫能力的孩子。先生写道：
他的迂渐渐地改变起来，终于也敢和女性的同乡或朋友一同走路了，但拿距离，却至少总有三四尺的。这办法很不好，有时我在路上遇到他，只要在相距三四尺前后或左右有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我便会疑心是他的朋友。
是的，你可以控制纸上的世界，在你的作品中，感情细腻得像一根头发;但是，你还是没有学会怎样与女性交往，你迟钝得像一只蜗牛。然而，你对先生的关心却无微不至，有先生的回忆为证：“但他和我一同走路的时候，可就走得近了，简直是扶住我，因为怕我被汽车或电车撞死;我这面也为他近视而又要照顾别人担心，大家都仓皇失措的愁一路，所以倘不是万不得已，我是不大和他一同出去的，我实在看得他吃力，因而自己也吃力。”我可以想像得到你与先生一起出行时的尴尬，整个大上海再也找不到第三个像你们俩这样狼狈的人了。
你自己的笔下汹涌着血泪的文字，《奴隶》、《旧时代之歌》、《二月》、《三姊妹》……还有你最喜欢的苏俄作家高尔基的译文。你趴在狭小的桌子上，写故乡的宅院，写忧伤的田野，写母亲的白发和孩子的笑脸。如果一直写下去，你本来可以成为一名伟大的作家，写下一套摆满一格书架的全集，因为你的勤勉，因为你的纯真。
然而，你却成了一颗被碾碎的种子。女作家筱敏在散文《种子是不该磨粉的》中，写到了这样一种悲怆的命运：
他是一颗种子，他是应该播种的，他不能磨粉。然而他一下就被碾碎了。
他是一颗种子，饱吮地力，能把一个春季顶出地面。然而他一下子就被碾碎了。
他是一颗种子，有无限的蕴蓄，有无限的可能，他正等待着向世界展开，世界也等待着向他展开，这是一个永恒的默契。
然而他一下子就被碾碎了
这就是你的命运。你没有拒绝“不应该”——在那无边的黑暗中，做一个作家也就是做一个战士。你努力睁大眼睛，注视着这个人吃人的世界。
当密集的枪声响起的时候，你缓缓倒下，你的眼镜也摔碎了。
惨死
你死的时候只有二十九岁——今年，我也正好二十九岁。你被死亡定格成了我永远的同龄人，而我将与你擦肩而过。
孔夫子说：“三十而立。”那么，还没有满三十岁就离开人间的你，最后也没有“立”起来?
不。你“立”起来了，立成一块纪念碑，立成一盏不灭的火焰，立成一朵不凋的鲜花。
关于你的死亡，鲁迅先生在《柔石小传》中写道：
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被捕，由巡捕房经特别法庭移交龙华警备司令部，二月七日晚，被秘密处决，身中十弹。
前后不到半个多月。一开始，你没有发现死亡的阴影，你还在向难友殷夫学习德语，你还想今后能够翻译更多的文字出来。
盗火者普罗米修斯的故事将再一次上演。老鹰将啄开你的肚子、叼走你的心。此后，蘸人血馒头的华老栓们蜂拥而上。你不痛恨他们，你怜悯他们，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在这个国度里，仿佛什么都匮乏，就是不缺少青年的鲜血。先生沉痛地写道：
不是年轻的为年老的写记念，而在这三十年中，却使我目睹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这样的笔墨，写几句文章，算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自己延口残喘，这是怎样的世界呢。
在先生的一生当中，经历了多少次“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惨痛呢?
你死之后五年，同样的子弹击穿了瞿秋白的胸膛。真诚换来背叛、无私换来凌辱、挚爱换来白眼，你们死于同样的原因。你们都是书生而非政客，你们都是鲁迅先生最好的朋友。你们是真相的揭示者，你们是谎言最大的敌人，因此你们不得不死。
再坚硬的石头也抵挡不了那种叫“枪”的东西——有人说那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更何况你是一颗“柔软的石头”呢。你还来不及呼喊就倒下了，没有电影里渲染的那样壮烈。也有目击者说，你中弹后还没有死去，你是被残忍地活埋的。这是寒冷的二月，龙华的桃花还没有开，你们再也看不到了。但是，在那片你们被埋葬的土地上，必将生长出如鲜血般鲜艳的桃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