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幸遇罗炳辉
下午上班时，黎青又赶早来到了二楼，坐在原来的位置上。那个负责人也上楼来，一见黎青，便带点厌烦地说：“你怎么还在这里?”他那鄙夷的眼神和冷冰冰的语气，只差没把“滚开”两个字吐出口。黎青抢上前去，哭出声来说：“你让我上哪里去呢?”负责人一甩手说：“我管你呢，爱上哪里就上哪里，反正，你没有组织介绍信，我就不能给你去陕北公学的证明信。”他一甩手，朝自己的座位上走去。新来的报名者把两排座位都占满了。黎青被挤到一旁，放声大哭。
哭声在大厅里回荡。一个穿深蓝色阴丹士林布旗袍的中年妇女走过来，心平气和地问黎青：“这位青年同学，你有什么话跟我说说，好吗?”黎青便把自己从学校逃离出来要到陕北公学去求学，没有介绍信不让去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哭诉出来。这位中年妇女说：“我很同情你，我给你想想办法，试试看行不行。”
这位中年妇女安慰了黎青几句，就朝楼上走去。
不一会儿，一个高个子、宽脸膛的军人从楼上下来，后面跟着那位中年妇女。大个子的双脚踩在楼板上，楼板被踩得吱吱作响。
黎青望着大个子走到跟前，便立起身来，欢声叫道：“您不就是‘神行太保’罗炳辉吗!”大个子瞪大眼睛直望着黎青说：“你怎么知道我的?”
黎青回答说：“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和《红军将领传》里都是这样说的，还有您的照片，所以，我一眼便认出来了!”罗炳辉张开那张弥勒佛般的嘴巴，呵呵地笑起来，问道：“你也读过这些书呀!”
黎青便把自己的情况和一路上遇到的遭遇如实地和罗炳辉说了。
罗炳辉听到这里，连连夸赞，说：“这个青年真可爱，好一个热血青年啊!”
黎青急忙问他：“您能让我到陕北去吗?”
罗炳辉说：“可以，可以。”
黎青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连连说：“谢谢，谢谢。”
那位站在一旁的中年妇女，压低嗓门对罗炳辉说：“他身上的路费很少，到不了陕北。”
罗炳辉便说：“让他同办事处的人一道走吧，添一个名字就行啦。”
那位中年妇女又说：“他的衣服也太单薄啦，穿着这身南方衣服到陕北那么冷的地方，他怎么过呀。”黎青听了这话，摸了摸自己的棉袄，可不是么，太薄了。
罗炳辉说：“那就给他发一套八路军的棉袄吧!”
那位中年妇女低下头来想了一会儿，突然转过脸来问黎青：“有个地方也跟陕北公学一样，都是抗日爱国青年求学的地方，都是共产党办的学校，都不要钱，只是没有陕北公学那么远，就在武汉附近，你去不去?”
黎青回答得很干脆：“只要是共产党办的学校，不管在什么地方我都去。”
这句硬朗朴实，从心里飞出来的话引得罗炳辉同那位中年妇女都笑出声来。那位中年妇女走到负责人那里把黎青原来填的表拿了过来，还让黎青另外写了一份简历，都交给罗炳辉看，罗炳辉在上面签上了自己的大名。那位中年妇女把这些材料装在一个信封里，信封上写着“新四军驻汉口办事处”一行字。她把信交给黎青：“你照着信上的地址，去找那里的负责人，他们会把你的事情办妥的。”过了几年，黎青在华中局党校整风审查历史问题时，详细交代了这段经历。小组里一位同学陈同生(又名陈农菲)告诉黎青，这位中年妇女是一位省委书记的遗孀。黎青当时没有将这位中年妇女的名字记下来，令他遗憾终身。
黎青按照信封上的地址，在府右街找到了新四军驻汉口的办事处。
办事处在一幢中高级住宅里。从大门进去，迎面就是一个花园，花园的后面是三间堂屋。堂屋里走出一位女青年，把黎青引进一间厢房里谈话。那位女青年一看黎青是八路军办事处罗炳辉介绍来的，表示格外欢迎。她把一应手续很快办完，对黎青说：“你把现在的住址写下来，到时候我们会派人去接你的，你就在那里好好等着吧。”
黎青说：“我在汉口没有住地，也没有亲戚好投，身上路费也不多了，请你替我想想办法吧。”
那位女青年说：“那你就住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到那里去等吧。几天后，我们就会派人来接你的。”说着她在一张纸上写了几句话，交给了黎青。
黎青回到八路军办事处，门卫负责人看过新四军办事处的批语，便让他住在一间大房里。房间里铺着榻榻米，黎青把藤篮放在榻榻米上，掏出一本《高尔基选集》，埋头读起书来。
过了几天，一个大高个子老红军带着七个青年来找黎青：“走吧，我们一道去黄安七里坪。”
大个子老红军是中共湖北省委在黄安七里坪办的青年训练班(以下简称青训班)的大队长，名叫余立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