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大旱，农业歉收，农民缺粮，部队生活困难，过着扛着枪讨饭吃的生活。鬼子频频出动扫荡，国民党大闹摩擦，汉奸、地主到处放风说：“国共要分裂，统一战线要完蛋，国民党军队要大摩擦，小小的新四军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了……”加上枪毙了高敬亭，部队人心浮动，于是发生了大逃亡。有的连队只好缩编，把原来的九个班缩成了七个。行军时队伍的尾巴缩短了一大截，江北政治部主任邓子恢心里着急，便指示部队要加强部队思想教育，加强团政治机关的建设。在这种紧迫的形势下，黎青得到通知，调他回到游击挺进纵队去当宣传股股长。他收拾好行李，打好背包，正准备走时，却听说邓子恢要向直属部队作报告，他便向科长提出：“让我听完邓主任的报告再走，好不好?”科长说：“当然好。”邓子恢把直属部队的干部集合起来作报告，报告的题目叫做《我们的出路》。《我们的出路》讲了八个方面的问题：一、穷人为什么会穷，富人为什么为富?二、地主的土地哪里来的，农民的土地哪里去了?三、地主剥削农民有地租、高利贷、劳务三种方式;四、农民受尽地主的压迫、剥削，为什么不去告状，打官司……直到最后讲到“我们的出路到底在哪里?”
这本来是阶级斗争的基本常识，不少人都能一知半解的，加上邓子恢讲得有声有色，有根有据，像剥笋子一样，层层推理，很令人信服。为了让报告深入浅出，邓子恢还不时在报告中讲一些故事和土地革命中苏区人民的历史，使听的人心胸大开，会场上不时发出一阵阵欢笑。他一连作了两天报告，大伙儿听到后来便东倒西歪，原来的欢笑全不见了。报告完后，战士们还编了首歌谣送给邓子恢：
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邓主任来讲话。
邓主任的报告实在好，就是屁股痛得吃不消。
支队政治部把战士的歌谣收集起来，反映给了邓子恢。邓子恢听后哈哈大笑，把这首歌谣给戴季英看，戴季英说：“战士们说得有道理呀，你的报告确实太长了，短点就好了。”邓子恢笑着说：“对，对。”戴季英说：“这样吧，我把你的报告交给政治部，让他们编成一本战士教材，一课一课地给战士们讲。”邓子恢的大光头重重地点了几下，说：“对，对，就这么办。”
黎青听完邓子恢的报告，便背起背包到游击挺进纵队去报到。游击挺进纵队驻扎在离支队司令部三十华里远的地方，还净是山路，很不好走，可是黎青心里欢喜亮堂，脚板有劲。在路上，他一边琢磨着邓子恢的讲话，一边想着战士们听了邓子恢的报告会有什么反应，精神上会出现什么样的新面貌?只半天工夫，他便来到了游击挺进纵队团部。西边的太阳还很高，他发现自己今天走得很快，脚板底特别有劲。他没细想这劲是从哪来的，只轻轻笑了一声，便去找政治处主任陈辛仁报到。
只过了几天，邓子恢的报告《我们的出路》便石印成了一大摞薄薄的课本，由支队派人专门送到了团里。黎青代政治处起草了一个通知，规定各营各连接到这本书后，立即由营教导员和连指导员给战士们讲课，还要搞测验，来建立正规的教育制度，不许照抄照念一遍就算完了。陈辛仁嫌有的话语气太硬，改了几个字，把通知发下去了。黎青同宣教股的两个干事每天下到连队听指导员讲课。
黎青下到连队检查指导员讲课时，并不进课堂，只悄悄地一个人站在课堂窗户外面，让指导员放开胆子、毫无顾虑地给战士们讲课。几天下来，黎青听了指导员讲的几课，发现有的指导员讲得有条有理;有的就磕磕绊绊，念也念不好;有的东拉西扯还是游击战争时代的那一套。黎青把听课的情形向陈辛仁汇报了，建议把全团指导员召集到团政治处来集体背课。
黎青从那些课讲得好的指导员中找出一个来给大家讲，讲完以后还让大家发言、评判。大家都说好，指导员信心大增。后来他又找了几个课讲得不好的指导员来讲，急得那些指导员又急又怕地吃不好饭、睡不好觉，深夜还在挑灯背课，第二天在课堂上还是没讲好。讲评时，那些讲课好的指导员便帮这些讲不好的同志一点一点地指出来，并且示范怎样才能把课讲好。这时，支队政治部的组织科科长到团里来检查工作，他发现黎青踏踏实实地听课、查课，又切实地帮指导员背课，便夸黎青工作踏实，对指导员大有帮助。陈辛仁在全团指导员、教导员面前对为什么要抓好政治教育，怎么才能抓好政治教育的事大讲了一番。指导员们大表欢迎，全团的政治教育课从此就进了一步。
邓子恢听到这个消息后抓得更紧了，他要求各个部队在现在的基础上再提高一步。他还预先告诉大家，他要找机会在部队召开一次大的宣教工作会议，总结经验，表扬先进。黎青得到这个通知，便对抓教育干得更起劲了。
邓子恢抓政治教育的事是他在新四军江北部队立下的一座丰碑。